大明帝国北疆国策修补与北疆隐痛

经过永乐、洪熙和宣德三代共同培育而逐渐成形的“三元共存制”，从根本上来说不失为铲除明初塞王独尊的“一元化”潜在威胁的一大良方，大明君主中央集权得到了巩固。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此解决好了大明北疆问题，尤其是永乐皇帝“种下”的兀良哈“癌症病源”时不时地隐隐发作，给大明帝国带了无尽的烦恼。作为后来君主的明仁宗和明宣宗为此做出十分谨慎的决策。

尽管明仁宗上台执政的时间一年都不到，尽管他上台后所面对的是一代“雄主”身后留下的不堪局面，但他秉着“不吝屈己以安百姓”的宗旨，忍辱负重，谨慎治边，维系北疆的安定。朱瞻基登极之初也采取了相对克制和理性的做法，“和谐”北疆，不过随着宣德朝政局的稳定，朱瞻基的北疆策略也有所变化。综合起来整个宣德年间大明治理北疆的国策不外乎永乐朝前期的延续和翻版，那就是“防、抚、打”，以“防”为主，“抚、打”结合。

朱瞻基对于北疆的“防”不同于他的父皇明仁宗，明仁宗朱高炽不善于马背运动，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深宫大院里待着。朱瞻基可不同，他从小就喜欢且擅长骑射，引领幼军进行军事演习，又曾跟随皇祖朱棣“见习”过北疆军事战争；再加上他早早就被立为皇太孙，在登极之前朱瞻基的人生之路可谓是顺风顺水，这样的人生经历造成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特征。但如果仔细考察宣德时期大明北疆之政的话，你就会发现明宣宗在北疆问题上几乎采取了与他自身性格特征相悖的举措——以“防、抚”为主，打击为辅，这是为何？

第一，朱瞻基登极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大明经历了两场国丧，先是永乐二十二年七月皇祖朱棣的驾崩，随后就是洪熙元年五月皇父朱高炽的猝死。国家连连大丧往往是君权交替最为敏感、最为脆弱的时期，聪明的君主上台后一般是不愿意大动干戈，以稳定来压倒一切，这样自己的统治才会稳定和巩固。朱瞻基从小就机灵，这样浅显的问题他是不会看不出来的。

第二，北疆问题尤其是兀良哈等地区既是烫手的山芋，又是大明帝国的“癌症病源”区。说它是个烫手山芋，这叫扔了舍不得，也扔不掉，吃下去吧，又没那本事；说它是个“癌症病源”区也有相似的道理，将它切除吧，它可连在大明北疆边上，断了骨头连着筋。彻底整治？高皇帝的治理防御之良方全给皇爷爷摧毁了，永乐朝治了二十多年最后还不是越弄越糟，连皇爷爷自己都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兀良哈地区，到底该怎么治？年轻的朱瞻基心里没谱。

第三，宣德初年大明君主面临南忧北患的困局。南忧有两个：一个是交阯战争打了十几年，一直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大明军耗在那里，大把大把的银子往水里扔，将士一个个地倒下去，这是一场没有希望和把握的战争；南忧的另一个就是过去天天吵着嚷着要夺取大明君储之位的朱瞻基二叔叔在他的封地上很不老实，暗中时时准备着发难。北患就是北方边疆地区的治理问题，如果不切实际地发动对北虏的战争，太宗皇帝朱棣那般神武尚且落得那样的不堪结局，更何况现在宣德朝开启之初的敏感时期，那是断然不可轻举妄动的。所以尽管朱瞻基也可能知道皇爷爷驾崩的真正缘由，尽管自己个性中一向争强好胜，但面对现状，为了集中精力对付和解决好南忧问题，聪明的朱瞻基来了个更为现实的做法，姑且沿用皇爷爷前期和皇父治政时期的北虏政策，以防为主。

洪熙元年七月，征虏前将军、镇守辽东总兵官武进伯朱荣奏请：“兀良哈朵颜卫鞑官指挥哈剌哈孙等按例应该要来朝贡了，可谁知却一直躲着不见身影，抑或他们还有贰心，陛下您看要不要派都指挥唐琦等人前去侦察一番。要是真是他们怙恶不悛的话，我就让唐琦等人把他们给逮了？”朱瞻基答复：“古代君主驭夷的聪明做法就在于来不拒，去不追。现在虽说兀良哈地区的人好久没来朝贡了，但他们没来我大明北疆扰边呀，我们轻率地对他们用兵，这可不是古代圣贤所倡导的怀柔之道。不过这些夷虏向来多诈，你们千万不可小看了他们。朕敕至日起，你好好地整肃队伍，谨慎提防，不要去计较他们来不来朝贡。”（《明宣宗实录》卷4）

改元后的宣德皇帝依然将这“来不拒、去不追”的治边方略作为一项基本的北疆国防政策。宣德元年（1426）七月，朱瞻基对大明兵部尚书张本做出这番指示：“虏好鼠窃，但防守周密，来则击之，去则勿追，保境安民，此为上策。”（《明宣宗实录》卷19）

纵观整个宣德朝，这项北疆基本国策一直都没变。宣德七年（1432）四月，甘肃总兵官都督刘广上奏说：“先前鞑靼脱脱不花等20余户人家来降我大明，可没过多久他们又叛逃了。最近一段时间他们老在我们铁门关西一带转悠，微臣想派一些兵士将他们逮了，可不知陛下您的意向如何？”朱瞻基接奏后跟兵部尚书许廓等人说：“夷虏性情多变，很难驯服，随他们去吧！朕向来宽待他们，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现在刘广讲，就那20多户人家，要发兵去围捕，值吗？白白劳费精力，还是确保境内百姓安逸生活为上策吧！你们兵部马上发文给刘广，叫他不要轻举妄动，慎固封守城池就行了。”（《明宣宗实录》卷89）

正因为有“来不拒、去不追”这样的北疆国防思想做指导，所以整个宣德朝在防御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具体说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注重北疆边防工事与城池的整修

宣德元年（1426）六月，负责巡边的阳武侯薛禄曾上奏《备边五事》，其中提出了“缘边旧有烟燉、墙垣、壕堑多已倾颓，宜令郑亨、谭广各按分地督兵修筑”的建议。（《明宣宗实录》卷18）宣德四年（1429）十一月，宣府总兵官都督谭广也上奏，提出了整修北疆军事工事的建议：“缘边墩隘为雨所坏，今冬令难修，恐贼窥伺入寇，欲分缘边诸卫神铳手之半，与各卫马队相无分布西阳河至龙门口诸屯堡，以备不虞。”皇帝朱瞻基随即予以了批准。

宣德年间整修的北疆军事防御工事规模最大的可能莫过于独石城及其附近的军事防御系统。鉴于永乐朝放弃大宁所带来的严重后患，大明北征前哨开平孤悬北方，三面受敌，军械与粮饷连连告急，北方蒙古人又时不时地发起攻击。宣德初年，开平备御都指挥唐铭等北疆守边将领几次向明宣宗提出了修筑独石城以做后备的建议，一向比较注意节省民力的朱瞻基在广泛听取众人意见后，最终于宣德二年（1427）下令动工兴造（《明宣宗实录》卷28）。

独石城修成后，负责北疆巡视的阳武侯薛禄发现，北疆防守还是存在着问题，于是他就上奏明宣宗，说：“独石城修好后果然能解决好多问题，但它及其周围的军事地理位置实在太重要了，光一座独石城是守不好的，应该在最为紧要的雕鹗、赤城、云州、独石四站修建城堡，估计要用工匠和民夫50　000人，防护官军10　000人，工地医生20人，恳请皇上批准。”（《明宣宗实录》卷65）

这样的用工规模在整个仁宣时期是超常规的，但朱瞻基从稳固边疆守备、确保长治久安的角度，最终还是批准了。

事后他在皇宫左顺门与群臣们谈起他的边防固守观点时，这样说道：“朕曾经巡视北疆，发现北京北边重镇宣府居然是座土城，于是就问陪同巡视的军官们：‘这土城能长久吗？’他们告诉朕：‘每年遇到大雨，城墙就会坍塌颓坏，上级领导随即就命令我们赶紧找人修复。’朕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凡事应该做得稳妥些，更何况是城墙了。土城不行，就用砖头砌，砖头城墙总该牢固了。虽说这样做，一时很费人力财力，但总比屡坏屡修要强多了。只是在建造砖头城墙时要注意，不要太过于劳民。”随后他下令给宣府总兵官谭广，让他在农闲时征发老百姓修建宣府砖城。同年朱瞻基还命令大明工部：“边城有坏，须即发民助修，非此毋擅劳民力。”（《明宣宗实录》卷84）

○勾补逃军和清理军伍，充实北疆国防军

在上章我们已经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在此不再重复。简而言之，宣德时期大行清军还是清出了一些问题，但在后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朱瞻基君臣实施清军所带来的积极作用：通过清军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宣德朝大明军事实力，尤其对于维护当时集结全国军事力量重心的北疆地区的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将大明北征前哨由开平往南移至独石

说到大明北征前哨由开平南移至独石，很多研究者往往将历史之责归咎于朱瞻基身上，说他没有皇爷爷朱棣的眼光和胆识，收势北疆；但笔者在阅读了《明实录》后发现，历史真相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前面讲过，洪武中晚期构建完成的北疆防线有三道，其中以边疆诸“塞王”为核心，环环相扣，我们姑且称其为“塞王”军事战略线。从整个北疆军事地形来看，这条“塞王”军事战略线由两个图形组成：一个是从宁王驻守的大宁到燕王藩邸北平再到大明北征前哨开平构成的U形（也可视为三角形），另一个是从开平经宣府、大同再到晋王藩邸太原和秦王藩邸西安组成的半弧形。综合U形和半弧形构成的大明国防线，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凸形点，一个是大宁，另一个就是开平。开平是在洪武二年六月己卯日，由明初有名的军事将领常遇春等率军攻下的，因此常遇春后来被朱元璋追封为开平王。（《明太祖实录》卷43）而攻克大宁则比拿下开平还要早（《明太祖实录》卷46），尽管后来大宁几易其手，但一旦掌控在大明手里，大明军北征没有一次不取得重大胜利的：洪武三年五月，左副将军李文忠率军北伐进攻应昌，“获元主嫡孙买的里八剌并后妃宫人，暨诸王省院达官士卒等，……惟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遁去。文忠亲率精骑追之，至北庆州，不及而还。师过兴州，遇元将江文清等率军民三万六千九百余人来降，至红罗山又降其将杨思祖等一万六千余人”（《明太祖实录》卷52）。洪武二十年六月，大将军冯胜率军北伐，逼降纳哈出部“凡四万余，并得其各爱马，所部二十余万人，羊、马、驴驼、辎重亘百余里”（《明太祖实录》卷182）。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大将军、永昌侯蓝玉率军北伐，追击元主至捕鱼儿海，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子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三十七口……马四万七千匹、驼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辆”（《明太祖实录》卷190）。

我们再来看看永乐朝的六次北征的战况：首次是由朱棣“靖难”第一功臣邱福统兵北征，什么战果也没捞到，反将10万大明军将士的命给弄丢了。为此永乐皇帝暴跳如雷，随后连续发动了五次亲征，第一次亲征带了50万兵力，在漠北荒原折腾了几个月，满打满算俘获或斩杀敌人大约在600人（《明太宗实录》卷105）；第二次亲征也带了50万兵力，满打满算歼敌人数不超过10　000（《明太宗实录》卷152）；第三次亲征带去将士数十万，杀敌在1　000人以下，俘敌也在1　000人左右（《明太宗实录》卷250）；第四次亲征带去了30万兵力，白白北漂了三个月，除了接受一个来路不明的名叫也先土干即后来的金忠率领的小股部众投降外，几乎是“颗粒无收”（《明太宗实录》卷264）；第五次亲征那就更惨了，连永乐皇帝自己也几乎战死在战场上。

拨开篡位暴君上台后制造的层层迷雾，综观洪武、永乐两朝的北征史，荣辱对比昭然若揭。由永乐朝北征屡屡失利的“光荣史”，人们不难看到，那个被当今某些人捧上天的永乐皇帝朱棣除了大话连篇、好大喜功、擅长窝里斗、嗜好杀人、酷爱糟蹋女人外，几乎一无军事才干。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什么？为什么洪武朝北征连连取胜，而永乐朝却乏善可陈，甚至连永乐皇帝的小命也丢在了北疆？

笔者认为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永乐帝登极后弃大宁，空其地，畀朵颜三卫，将大明帝国北疆隐形的“癌症病源”兀良哈置身于三面都能看住和控制得住的U形北疆国防线，改成了半弧形国防线。原本无论是兀良哈还是鞑靼，如果南下进攻或侵扰大明北疆一下子就容易进入的U“口袋”，因为“口袋”的口子被小朱皇帝大大地打开了，北虏们就此可以大显身手，与大明军玩起猫抓老鼠的游戏了。这就是永乐朝每次北征都无大获的一个极其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也是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小朱皇帝朱棣改变了老朱皇帝朱元璋的U形国防线后，大明北疆原本两大凸出的军事着力点大宁与开平顿时失去了相互的支撑。尤其开平由原本大明北征的前哨或言直刺北虏的尖刀，一下子变成了光秃秃地竖立在旷野里的没有可靠依托的“稻草人”。一旦北虏南下，不仅很快威胁到了原先属于内地的蓟州、永平、山海一线，而且由于开平孤零零地凸现（距离北京长城一线约有300里），三面都可能受敌，缺乏原先屏障内地之活力，这样便使得北京正北的永宁、开平和西北的宣府、兴和、大同一线也容易受到攻击。于是，为了防止北虏可能发动的进攻，从永乐到洪熙，大明北疆上逐渐形成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甘肃、宁夏的六大总兵官统领的军事重镇区（《明仁宗实录》卷7上）。换言之，从永乐时代起，大明帝国的北疆国防线已经在事实上内移了，只不过当时人们不曾留意罢了。(www.xing528.com)

糟糕的还不仅于此，北疆国防线内移后，开平的处境越发尴尬。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的第三个月即洪熙元年七月，阳武侯薛禄就向宣德皇帝报告了开平的困境，并委婉地建议将开平卫内迁到独石。他说：“北京正北、宣府东北方的雕鹗、赤城、云州、赤云、独石五个军事站都暴露于旷野，开平卫军男女老少都在这一带种田，一旦北虏发动进攻，无城可守。而开平与独石相距五个军事站，虽说有城墙，但很不坚固。从独石到开平不下300里，一路上荒无人烟，往来传输很不方便。倘若将开平卫移到独石，让镇守宣府的都督谭广率领官军筑城守备，这样的话或许能解决问题。”朱瞻基接奏后十分谨慎地批示：“开平极边，废置非易事，当徐议。”（《明宣宗实录》卷4）

一年后的宣德元年（1426）六月，北疆巡边大将军阳武侯薛禄在给宣德皇帝上奏的《备边五事》中再次提议，将开平卫从多伦西北迁往独石。他说：“兴和、保安右卫及开平一路闵安诸堡经常受到虏寇侵掠，而开平卫驻地及其附近的环州、威虏诸堡虽说位居冲要，但地远势孤，倘若兴师动众修筑大工事，则耗费巨大，加上开平卫家眷都居于此，每月供给都很困难；不如筑城独石，将开平卫移到独石去，然后抽调精锐2　000人，分为两班，每班1　000人，自带粮食，前往开平，轮流戍守。这样既可免除馈送之劳，又可加强开平的防御。”朱瞻基看完奏章后没表态，只是“命公侯大臣议之”（《明宣宗实录》卷18）。

又是一年后的宣德二年（1427）五月，开平备御都指挥唐铭等给宣德皇帝上奏说：“开平卫驻地孤城荒远，连烧饭之类的柴火都要兵士们出城经过艰辛采集才可得到。但一旦出了城，随时随地都可能冷不丁地遇上北虏，而开平四周又没有别的城堡可援助，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皇上增派官军神铳营来开平一起守备。”读完唐铭的奏章后，宣德皇帝没辙，只好将此事交予曾经叱咤交阯战场的太师、英国公张辅和文武大臣集体讨论。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终还是觉得宣德元年（1426）六月薛禄提出的将开平卫内移到独石的方案最为妥当。朱瞻基大体上接受了大家的观点，但没有迅速部署下去实施，只是命令阳武侯薛禄在护送运粮上开平的间隙，筹划一下如何在独石修筑新城等事宜。（《明宣宗实录》卷28）

那么究竟为什么每隔一年左右，都有重量级的军政大臣要上书请将开平卫南移？

第一，开平卫位居北京正北300多里以外，无论军需还是民用之供给都十分困难。

洪熙元年九月，同在北疆驻守长安岭的指挥阎贵等上奏宣德皇帝，要求朝廷抓紧时间给守关军士发皮裘狐帽。朱瞻基由此想到了开平和大同等极边诸卫同样也需要呀，于是下令一同下发皮裘狐帽。（《明宣宗实录》卷9）两个月后，开平备御都指挥使唐铭上奏说：“守护本卫将士‘年久衣弊’，请朝廷下发胖袄裤鞋。”没过几天，又是这个开平备御都指挥使唐铭上奏说：“军士们的盔甲、弓刀及金鼓、旗号等都坏了，恳请朝廷赶紧补给。”（《明宣宗实录》卷11）宣德元年（1426）七月，开平卫上奏说：“按照朝廷的规制，本年度应该给兵士们发放冬衣、布花，但本卫现有的棉布就不足支付，而往日储存用来购买马匹的布绢倒是有不少，恳请朝廷恩准，用布绢来代替棉布支付给将士们。”（《明宣宗实录》卷19）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朝廷多次下发军需物资给开平卫，居然还不够。这里边不排除军官们的克扣和贪污，还有的就是运输供给困难，常常造成无法按规定如数运达。

最能说明问题的可能要数粮食运输了。宣德三年（1428）三月戊申日，行在户部奏：“开平粮料不足，请发在京军民于宣府运二万石接济。”（《明宣宗实录》卷40）皇帝朱瞻基批准了，派了阳武侯薛禄充总兵官、清平伯吴成为副总兵官率领官军数万人护送粮饷运往开平。这20　000石粮饷够开平卫军士吃多长时间？不知道。宣德四年（1429）三月，大明又开始新一轮的运粮，明宣宗还是派了老将薛禄一路护送。完成使命后薛禄向朱瞻基汇报说：“已经运了1　500石粮饷，足够开平官军8个月吃用了，其余的等边地草木茂盛时再运。”（《明宣宗实录》卷52）从上述两段史料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第一，运往开平的粮饷和军用物资不是随时都可以运的，它有季节性；第二，开平卫粮饷需用巨大，大到了什么地步？1　500石？薛禄说了，要等草木茂盛时再运，这说明开平卫一年用粮远不止1　500石。那么究竟是多少？据宣德五年（1430）四月丁酉日，阳武侯薛禄上奏所言：“开平岁运粮四万石，人力不齐，请令行在兵部、五府议其用力多寡，立为定例。”（《明宣宗实录》卷65）由此我们可知，开平卫每年运粮不下40　000石。而要运输这40　000石粮食到开平去的运输成本是多少呢？《明实录》没作直接的记载，但行在户部官的一席话倒是给了我启发。宣德元年四月，行在户部上奏给宣德皇帝，说总兵官阳武侯薛禄领军巡边到开平，发现那里需要豆子10　000石，但眼下正是农忙，不能征发民力去搞运输，请皇帝征发北京郊区的卫所10　000名军丁，去将那10　000石豆子运往开平卫去。（《明宣宗实录》卷16）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1个运输者大致能运1石粮食到开平，开平卫每年需要40　000石粮食，光搞运输的人就要40　000人，这还不含薛禄率领的一路护送的军士人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支撑孤零零的开平卫真可谓是劳民伤财！

第二，开平卫驻地条件艰苦，谁都不太愿意到那里去驻守。

宣德元年十月戊寅日，皇帝朱瞻基曾对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说：“开平极边，天气早寒，商旅不通，布帛难得，其军官俸钞未支者，即以内库所贮颜色布运给之，不可稽缓。”（《明宣宗实录》卷22）连皇帝都在说开平卫气候恶劣，条件不好。所以说生活习惯于农耕文明下的大明将士，一般都不太愿意到这个已经孤悬于游牧区内的极边卫所长期驻守。宣德元年六月，行在大理寺向宣德皇帝上奏说：“开平卫指挥同知方敏长期驻守在独石附近的赤城，就连办理公务都不愿到开平去一回。前阵子有些勾补到的逃军要押赴开平，方敏自己不去，居然还不派专人押送而让公差百户何闰顺便带去，不料途中发生了7个勾来的逃军再次逃跑的事情。请陛下严厉处置玩忽职守的方敏。”朱瞻基可能考虑到没人愿意在极边地带久留的因素，所以最终还是宽宥了方敏。（《明宣宗实录》卷18）但方敏似乎并不领情，他借故抱怨所受待遇的不公，宣德四年上书给明宣宗说：“臣所守之地正临极边，一有夷虏来攻或偷袭的迹象，就得马上派人飞报，至今为止不知有多少个来来回回。可行在兵部连个脚步费都不给，我们这里道路艰难啊！”朱瞻基看完奏章后跟兵部官员说：“飞报边警，岂是小事？而令徒步以归，是不达事体轻重。自今悉如甘肃、宁夏例与之。”（《明宣宗实录》卷56）

正因为军人们都不太愿意驻守开平，朱瞻基君臣就不得不“返聘重用”退休老将。宣德元年三月，有个叫杜福的指挥使60岁到龄，按理说差不多可以退休养老了，但开平千户杨洪等向宣德皇帝上奏说：“杜福久在开平，勇敢有才，练达兵务，善抚士卒，乞令仍守开平。”宣德皇帝正愁着没有合适的人选来代替杜福，接到杨洪的奏章后，他马上批复：让杜福的儿子继承父职，杜福退而不休，任致事官，协助都指挥唐铭守护开平卫。（《明宣宗实录》卷15）

宣德中期朝廷调万全都指挥使唐铭、都指挥佥事卞福轮番领军戍守开平，可没过多久，卞福的眼睛出了大问题，按理说这对于边疆守护很不利，卞将军要么专门养病，要么调往没有军事告急的内地，但明廷最终仅仅是将他从开平调到了独石。由此可见，当时北疆尤其是极边卫所谁都不太愿意去，因此说调用军将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明宣宗实录》卷89）

第三，开平卫孤悬蒙古腹地，极易受到攻击，随时都有被端掉的可能。

由于朱棣弃大宁，畀朵颜三卫，南移北平行都指挥使司至保定府，使得兀良哈一带成了“不设防区”，这就为鞑靼和朵颜三卫南下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使得开平卫孤悬于蒙古腹地。原本与大宁彼此可以相互声援的开平自此以后三面临敌，极易受到威胁与攻击。洪熙元年十一月，鞑靼权贵阿鲁台派人南下贡马，有人传言阿鲁台要进攻开平和兴和。朱瞻基闻讯后立即指示北疆沿边总兵官武安侯郑亨、都督谭广等加强戒备，同时选调都指挥同知李信、都指挥佥事路宣等镇守开平南方的淮安卫与定边卫。（《明宣宗实录》卷11）

这样的事情在永宣时期经常发生，一旦有虏警，开平守将就赶紧上报，“时开平备御都指挥唐铭等屡奏，虏寇出没近境”（《明宣宗实录》卷28）。开平神经绷紧，连带运输军需物资到开平的大明运输部队也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宣德初年开始，朱瞻基就命令负责北疆巡边的阳武侯薛禄佩镇朔大将军印充总兵官、清平伯吴成充副总兵官率师防护粮饷运赴开平。有了薛禄军的重兵护送，运输是得到了保证，但并不能保证开平等极边卫所免受北虏的侵扰了。宣德二年（1427）七月的一天，薛禄与吴成护送的运输军粮队伍经过艰辛跋涉快要到开平卫时，忽然听前方有人来报：开平城正遭北虏抢掠！薛禄叫上一部分骑兵火速赶到开平卫城下，不料北虏已经抢完逃跑了，有三个跑得慢的给薛禄逮住，当即审问。这一审才知，大部分抢掠者早已往开平东南方向撤离了。薛禄率领将士马不停蹄、人不下鞍地拼命追赶，足足追了300里左右，大约到了一个朵儿班你儿兀的地方，他下令暂时停下，昼伏夜出侦察敌情，最终发起突然袭击，斩杀北虏数十人，俘获甚多。（《明宣宗实录》卷29）

这次开平突然遭遇掳掠，幸亏遇上了薛禄运粮护送队的及时救急，但不可能一年365天天天都有这样的巧事呀，所以说到底还得要靠驻扎在开平卫军队自身了。那么开平卫到底驻扎了多少人马？史书没有记载清楚，笔者估计，既然称卫了，大致就有一个卫的兵力5　000—6　000人吧。按理说人数不少了，但它是深入蒙古腹地的孤城，一旦战事起就有腹背受敌的可能。更让大明北疆国防军头疼不已的是，北虏有时不去惊扰开平，而是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它，直接流窜到开平正南方300里左右的大明北疆长城一线进行抢劫。宣德四年六月，北虏掳掠赤城、独石（《明宣宗实录》卷55），十一月，北虏又偷袭了赤城、独石邻近的雕鹗（《明宣宗实录》卷59）。这些原本作为到达开平卫的前哨且与开平卫城彼此遥相呼应的边塞城堡遭劫时，开平卫城浑然不觉，一无反应，由此它开始不断遭受人们的非议和诟病。

一个远及敌人腹地又不能起到真正打击敌人作用的前哨阵地开平，还值不值得要帝国政府用高昂的成本代价给予其“输血”维系生命？从洪熙元年薛禄大将军的上奏到宣德四年（1429）北疆将士的普遍议论，主张将开平卫南移的呼声日益高涨。此时，对开平卫非议已经顶住了四五年的宣德皇帝朱瞻基也感到，无论从军事实际形势还是从国计民生角度都不能再打肿脸充胖子了，应该实实在在地面对皇爷爷留下的尴尬边疆遗产！宣德五年（1430）六月，北京西北、宣府东北的独石、云州、赤城、雕鹗四个军事城堡修筑完毕，朱瞻基命令兵部尚书张本前往独石，与阳武侯薛禄等商议将开平卫由多伦附近南移到独石等相关事宜。最终议定，以独石堡为开平卫的大本营，且屯且守，并组织精兵2　000人，由都督冯兴总负责，都指挥唐铭、卞福各领一班1　000人，自带粮料前往开平原址更番戍守，增加独石堡等地的军事防御。（《明宣宗实录》卷67）

这就是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开平卫南移的全部经过，从表象来看，好像是朱瞻基将太祖朱元璋、皇爷爷朱棣的国防线给内缩了；但从实际角度来讲，历史之责不能归咎于朱瞻基，而应该是他的爷爷朱棣。朱瞻基南移开平卫，做了件实事，不仅没有过错，相反更加有利于加强北疆长城一线的军事防务。

其实朱瞻基的务实守边还不仅仅体现于此，整个宣德年间，明宣宗还十分注意同北疆蒙古之间的贸易关系，或者按照明朝祖制的说法——“抚”。

宣德时期，明朝同北方蒙古之间的贸易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朝贡贸易，据《明实录》记载，西蒙古瓦剌在宣德年间共计7次遣使来朝贡马（《明宣宗实录》卷11、卷63、卷71、卷73、卷86、卷89、卷112），东蒙古鞑靼也有五六次（《明宣宗实录》卷47、卷59、卷61、卷86、卷99）。另一种贸易形式就是边贸，据宣德六年（1431）正月甘肃总兵官都督刘广向宣德朝廷上奏所言：鞑靼、瓦剌都来边贸卖马，他要求朝廷给他各色棉布100　000匹作为买马费用（《明宣宗实录》卷75）。由此可见当年双方边贸还是相当成规模的。那么大明真的需要那么多的马匹吗？笔者在《朱棣卷》中曾对永乐末年大明马匹数做了考证，永乐二十二年明王朝马匹总数为1　736　618（《明仁宗实录》卷5下），平均0．6个士兵就拥有一匹马了（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之⑧《永乐帝卷》下册，第9章，P623）。大明根本不缺马，那干吗还要买马？宣德六年十月，宣德皇帝跟侍臣的一席话给我们揭开了秘密，他说：“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明宣宗实录》卷84）

○皇帝3次亲自巡边，重视北疆军事防御

不过话得讲回来，仁宣时期虽然确立了以“抚”和“防”为主的北疆边防策略，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明就一味地防和守。宣德三年（1428）八月，明宣宗朱瞻基还曾发动了一次对兀良哈的军事打击，这就是明史上的明宣宗第一次北巡；宣德五年（1430）十月，朱瞻基率领大队人马从北京出发，开始为期半个多月的第二次北疆巡视；宣德九年（1434）九月，明宣宗又亲自组织进行了近一个月的第三次北疆巡视。（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之⑩《洪熙、宣德帝卷》下册，第7章，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虽说明宣宗的三次北疆巡视既轻松又快捷，给人的感觉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好像是在搞军事旅游。但不可否认，作为大一统帝国的天子时不时地巡边，检查边关城堡、营垒，遍阅铠甲、兵马、旗帜和鼓励边疆将士刻苦训练、严守北边，这对于巩固大明北疆安全还是有所裨益的。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大明皇家的这位公子哥的如此之行也并非完全值得肯定，尤其是他两次西北之行都是几乎路过开平卫南迁的独石地带，对于这样一个新建的北疆边防防御城堡区域，大明的“帝五代”居然没有切实地过问、巡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还有，对于西北地区正在崛起的瓦剌新权贵脱欢的统一蒙古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朱瞻基的这些失误为后来自己儿子正统帝的土木堡之役埋下了祸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还得从一个名叫瓦剌的漠北蒙古势力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