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谁曾想到，老朱皇帝如此精心构建的北疆军事战略防线，到了他的“好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就给毁了。
○“天才”皇帝朱棣开启北疆边镇防御“新格局”
“靖难之役”距今已有600多年了，读史明理者都知道，所谓“靖难”就是朱棣为了篡夺大明帝国君主之位而蓄意发动的一场内战。坦率而言，建文君臣的管理与军事能力似乎差了一点，但当时的大明朝廷确实也没有什么难可“靖”的；恰恰相反，朱棣一手挑起的“靖难之役”不仅给建文朝廷带来了灭顶之灾，而且也给当时的大明帝国制造了空前的大劫难。
除了造成巨大的经济破坏外，战争还掠夺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无辜的生命，而最具灾难性的可能还要数老皇帝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大明帝国北疆军事战略防御体系被打烂了。
“靖难”开启后，朱棣燕军最先打垮北平及其附近地区的大明国防军，随后东向，从永平进入大宁，挟持宁王回北平，摧垮了大明辽东地区的国防阵营，打烂了“父皇”朱元璋苦心经营起来的大明北疆第一、第二道军事战略防线。（参见《明史·诸王二》卷117）与此同时他还通过给予财物等手段收买大宁地区的朵颜三卫，后又“选其三千人为奇兵，从战”。夺得天下以后“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明史·外国九·瓦剌·朵颜、福余、泰宁传》卷328），由此也就摧毁了北疆的第三道军事防线。
总之，为了能圆自己的皇帝梦，朱棣竟然不顾国家与民族之安危而蓄意发动了从北京到南京的“靖难战争”，将算计了一辈子的老朱皇帝精心构建的北疆防御体系给毁了，这就大大便利了悍敌漠北蒙古的侵扰。
对此，如愿以偿篡得大明君位的朱棣在登极之后及时地注意到了北疆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相应的举措。我们将其概括起来说就是“抚、防、打”。
“抚”就是在北疆推行军屯的基础上对前来归附的蒙古人实施安抚，或财物赏赐，或官禄利诱。明初朱元璋就在北疆大兴军屯，让驻扎在边防上的军队抽调人员开荒种田，自力更生。对于如此绝妙的边防国策，聪明过人的永乐皇帝上台后予以继续推行。永乐四年二月丁亥日，朱棣“敕山西等都指挥使司：‘方春时和，边民皆务耕种，虏或乘时侵掠，民不得尽力畎亩，宜严兵以备。寇至则捕击，无事则归屯，慎守疆场，训练军士，且耕且战，尔其慎之！’”（《明太宗实录》卷51）永乐帝朱棣还对边防军队中搞军屯的人数比例做了硬性规定，距离边关外敌近的部队留下4／10守城，6／10搞军屯，以此往内递减，北疆最内的部队全部搞军屯，并“以为定制”（《明太宗实录》卷114）。
军屯的好处在于不仅使得军粮得以就地解决，而且还能减轻大明帝国和老百姓的负担，军队也由此能够在边地长期屯扎。要是遇到战争，马上可以调兵出战，保家卫国；要是和平时期，那就是首先接待和安抚前来归降的蒙古等“夷虏”。永乐三年六月乙丑日，朱棣“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曰：‘前归附鞑官阿卜都罕等八人、鞑民十九人，令尔给与畜产：官牛十、羊五十，民牛六、羊二十。比闻其中有未给受者，皆有愧恨之辞。夫归附同，而朝廷待之不同，使怀愧恨，亦非抚纳降附之道，可便如例悉给’”（《明太宗实录》卷43）。
在招抚“夷虏”中最为棘手的可能就要数对于归降“夷虏”的安置了。从洪武时期的情况来看，有将其迁徙到内地居住的，也有就近安排在边地的，如洪武晚期的朵颜三卫就是一例。洪武二十二年四月，朱元璋遣使赍敕往谕，设立兀良哈三卫，以泰宁部首领阿札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塔宾帖木儿为指挥同知、福余部首领海撒男答溪为福余卫指挥同知、朵颜部首领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且命令他们各领自己的部落，在各自的地盘上游牧生活。（《明太祖实录》卷196）
但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就近安置的隐患还是不小，一旦鞑靼或瓦剌发起攻击，这些就近安置在边关地区的蒙古人很容易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
朱棣对于归降的“夷虏”很多时候是将他们内迁。永乐七年九月朱棣下令给西北甘肃总兵官何福：“鞑靼伯克帖木儿等部属至甘肃，且勿给田土，俱令来北京扈从，渐渐移之南行，散处于便宜畜牧之处。”（《明太宗实录》卷96）(www.xing528.com)
这是对于主动上门投降的“夷虏”，那么对于那些没归附者呢？明初君主尤其是朱棣十分注意策略，他派出了原先归附的“夷虏”或与“夷虏”打过很长时间交道的臣民出外劝谕和招抚。要是还有不听招抚或始终不愿归顺甚至还时不时地跑出来捣蛋的，对于这样的“夷虏”，永乐初年迫于形势压力，朱棣不得不采取守势，但自永乐中期起就逐渐地改变了策略，以军事打击为主，不过在军事打击前从分化敌人的角度还要进行招抚。譬如朱棣在永乐八年发动第一次对漠北蒙古亲征前，为了孤立鞑靼，就于永乐七年五月乙未日，“封瓦剌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仍命所司给赐印诰”（《明太宗实录》卷92）。在永乐十二年发动第二次对漠北蒙古亲征前，为了孤立瓦剌，即于永乐十一年七月戊寅日，封鞑靼权臣太师阿鲁台为和宁王，“赐金印、金盔、鞍马、织金文绮二十端、绒锦二端，又封其母为和宁王太夫人，妻为和宁王夫人，俱赐诰命冠服”。（《明太宗实录》卷141）
永乐时期对待北虏的第二种手法就是“防”，即在洪武时代建立起来的北疆军事防御基础上重新调整北方防范体系，修复“靖难”战争期间被破坏了的边关堡垒等工事，严防重守。这里有个先决前提，那就是北疆上的“塞王”内迁。朱棣曾死皮赖脸地抢夺大位，等大位抢到手了又害怕别的“塞王”或藩王学他的样，勾结北虏或外夷来个第二个“靖难”，所以自登极起，他就不断地变化各种手法，在柔柔的“亲情关怀”下抑藩、禁藩和削藩，从而使得洪武年间大行分封所造成的格局到了永乐时期为之大变。他不仅将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藩王逐渐“架空”，而且还将北疆上的“塞王”一一内迁。这果然有利于强化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但对于北疆地区的防卫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原本不足为虑的北疆安全问题一下子又凸显出来了。为此，永乐帝精心筹划着：由皇帝亲家或奴才去镇守边关，统领将士。登位之初朱棣就任命了自己的亲家宋晟、何福与刘贞等异姓将领和跟随他“靖难”的心腹军官前去镇守大明北疆，并派出心腹太监前去监军。由此，一变洪武边防局面，形成了一个个边镇军区新格局。（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之⑧《永乐帝卷》下册，第9章，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蒙古草原上响起阵阵马蹄声，北京紫禁城里皇帝就惊魂
朱棣上台后对北疆军事战略调整动作最大的莫过于将大宁都司内徙于河北保定。永乐元年三月壬午日，永乐帝“改北平行都指挥使司（治所在大宁）为大宁都指挥使司，隶后军都督府设保定”（《明太宗实录》卷18）。
大宁都指挥使司最早是朱元璋晚年建立的，洪武二十年九月癸未日，“置大宁都指挥使司及大宁中左右三卫、会州、木榆、新城等卫，悉隶之，以周兴、吴汧为都指挥使，调各卫兵二万一千七百八十余人守其城”（《明太祖实录》卷185）。如果以军事地理来看，大宁到北京的距离与大宁到深入漠北腹地的重镇开平卫之间的距离大致相等，又与开平卫到北京之间的距离大致相等，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换句话来说，朱元璋晚年以北平、大宁作为大明北疆的“着力点”筑起了一个三角形的军事防御地带，它东可阻挡朝鲜或女直人随时发起的侵扰，北可最先抵御漠北蒙古的进攻。因此大宁的重镇设置与大宁军事布防实在是必不可少，朱元璋在此投入的军事重兵布防应该来说是有着相当深远的眼光。
大宁都指挥使司（后改名为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下辖了10个卫（《明史·地理一》卷40），也就是讲在大宁的北平行都指挥使司拥有56 000兵力，而大宁又是宁王朱权的藩邸所在地，“（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明史·诸王二》卷117）。由此看来洪武时期大宁这个军事巨镇布防的兵力至少也得在14万～15万人以上，以雄厚的军事力量来镇守大明北疆地区，并时不时地出击漠北蒙古，难怪洪武晚期大明北疆出现了安晏的局面。
可朱棣篡位上台后，对这样有利的北疆军事防御来了个全然的否定。谈迁在《国榷》中记载道：“义旗初建，首下大宁，简兀良哈三千骑为奇兵，立三千营，不忘其德，尽捐大宁地予之，割雄镇以资伏莽。”（【明】谈迁：《国榷·永乐二十年》卷17）《明史》也说：“永乐元年三月复故名，侨治保定府，而其地遂虚。”（《明史·地理一》卷40）更有明人直截了当地说“割雄镇以资伏莽”，或言“养鹰而绦绁去手”。（【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北狄》卷82）弃大宁，空其地，畀朵颜三卫，并将洪武时期设在大宁的大明军事重要机构北平行都指挥使司迁徙到了北京南面的保定府。朱棣篡位后对北疆战略如此的大“调整”，不仅使得原本用于抵御外虏的塞外军事重镇大宁不攻自毁，成为了军事“不设防”区，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后果：大宁和兀良哈地区自此以后成了大明北疆的“癌症病源”，“泰宁、福余常与东虏合，而朵颜常与西虏合。弱则乞赏，强则要挟。少则鼠窃狗偷，众则称兵入犯。或联姻于西虏而藉其势，或乡导于东虏而假其声……使我蓟边疲于奔命，此贼寔为之耳”。（【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蓟门·三卫属夷总论》卷57）
更为不堪的是，自小就有严重“恋母—杀父—超父”情结的朱棣为了使自己成为“超越古今”的一代“圣主”，最终又于永乐十八年年底下令，将大明帝国都城迁到时时都有可能受到夷虏侵扰和攻击的北疆线上，由此形成了“天子守边”或言“天子守（国）门”的格局。（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之⑧《永乐帝卷》下册，第9章）皇帝、大明朝廷与北疆军事防御几乎完全黏在一起，一旦蒙古草原上响起了阵阵的马蹄声，北京紫禁城里的皇帝老爷就惊魂；大明之心脏跳动几乎被北方夷虏所掌控，而掌控手段往往是通过大明北疆地区的“癌症病源”——兀良哈地区夷虏时不时地背叛来实施，“正统己巳，嘉靖庚戌，诸敌犯内，皆从此（大宁）至，则（朵颜三卫）阳顺阴逆，亦卧榻鼾睡故也”（【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大学问家顾炎武所说的这席话，指的是明中叶以后的事情，其实最先品尝到这个“癌症病痛”的恰恰是种下大明北疆“癌症病源”的永乐皇帝本人。
从永乐七年七月起，为了开创一个超越古今的“盛世之治”和当个名副其实的“天下共主”的“盛世之君”，朱棣调整了对待北虏的策略，将先前的“防”“抚”改为军事打击为主，先后发动了六次对北方蒙古的战争，其中有五次永乐皇帝亲征。而偏偏就在第五次亲征过程中，由于北疆“癌症病毒”病发，最终让永乐皇帝送了命。
永乐二十二年四月，朱棣率领人马对漠北蒙古进行最后一次亲征，大明军在蒙古荒原上白白“漂”了三个月，连一个北虏的鬼影子也没见着，最后连永乐皇帝本人也无心再“漂”了，于是下令班师。就在班师回京的途中，他们遭受了鞑靼和兀良哈的伏击。据朝鲜《李朝实录》所载，永乐帝驾崩于榆木川前，大明东路军曾遭到鞑靼人致命的打击，将士们有的手臂给打断了，有的脑袋瓜被鞑靼人敲碎了，连战马的脖子也给折断了，本来身体有病的皇帝朱棣看到这番惨状“劳心而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朱棣几乎是战死的。而此时朱棣第五次亲征最起劲的鼓动者、北征先锋官金忠在皇帝驾崩时居然不知去向，更为糟糕的是榆木川之战后，大明军又在兀良哈地区遭遇了朵颜三卫的伏击，就连大明军中的朝鲜籍将士也有好几千人当了俘虏。（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一》，中华书局1980年3月第1版，第1册，P318～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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