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十年乱势，帝国风云变幻

麓川之役从正统三年（1438）开始到正统十三年（1448）结束，前后历时10年，或言之，终正统一朝，南疆战火一直未熄。从表面来看，似乎正统天子及其“父师”王振和大明争得了面子；但从实际角度来讲，这场旷日持久的南疆战争给帝国带来了重大的灾难与后患。

第一，在军官腐败、武备大坏的情势下，正统朝廷大举用兵麓川，简直就是将灾星送到了云南。

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四川会川卫儒学训导詹英在上奏朝廷的奏文中，揭露王骥、宫聚进兵云南所带来的巨大祸害：“行师全无纪律，大军一十五万，俱从一日起程，蹂践伤残，略不悯惜；其运粮又不设法，每军运米六斗，搬负艰辛，何以养锐，以致自缢而死；又指驮粮为名，派马一千余匹，不知此马何施。及临贼境金沙江边攻围不克，被贼杀死。都指挥等官却将降附渔户解作生擒，遂尔班师，将地方分与木邦、缅甸，反欲以败为功，欺天觊赏。”詹英揭开的仅仅是王骥统领的大明军作孽施恶之冰山一角。就此而已，好大喜功的正统帝也接受不了，下令叫揭露真相的詹英上云南总兵官、都督宫聚那里去“自效”。詹英是个明白人，皇帝的这般做法意味着什么？他早已心知明肚，“遂匿于他所不往”（《明英宗实录》卷179；《明史·王骥传》卷171）。

第二，麓川之役既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与灾难，又大大地消耗了帝国的国力。

为了平定麓川这个弹丸之地，正统朝廷“劳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明史·王骥传》卷171）。早在正统六年（1441）正月，第三次麓川之役即将开启时，翰林院侍讲刘球就上呈谏言，指出：“江南近年水旱相仍，军民俱困，若复兴师动众，恐至纷扰。”（《明英宗实录》卷75）正统九年（1444）五月，云南总兵官右都督沐昂也上言进谏道：“云南军民连岁征进转输，财力困乏；又值荒歉，米价腾涌，饥者尤众，宜有以休养之。”（《明英宗实录》卷116）按理说，在这样的情势下，本来就没什么战斗力的大明军不太可能会打胜仗，但有意思的是，正统中后期起一向积极主战的王骥总督云南军务，大明军似乎一直都能取胜，正统帝为此乐不可支，恩赏不断。其实这里边有两个问题被忽视了：其一，明朝发兵十数万，大炮打蚊子，岂会打不出一点点样子？其二，王骥等人善于做好向上汇报的工作。(www.xing528.com)

对此，与王骥同朝为官性格平和的天顺朝内阁首席阁臣李贤曾这样说道：正统朝廷“举兵，以（王）骥督军，起东南兵十五万（实际远不止，笔者注），给饷者倍之，穷其巢穴，而寇首思人发（即思任发，笔者注）不可得，焚寨而还，杀无辜十数万且以为功，骥封靖远伯，以次升者万余。未几，寇势复盛，骥再往，起兵如前，东南搔扰，军民罢弊，殆不可言，复穷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还。又有功升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国一大县，纵得其地与人，有何利益？而连岁兴兵，军需所费万万不可计，而升秩之俸又万万不可计，皆出于民，以所得较所失，诚不忍言。兵连祸结，致有今日。人以骥为功之首，不知为罪之魁也！”（【明】李贤：《古穰杂录摘抄》）

当朝人李贤不敢公开批评正统帝朱祁镇，但从他的论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麓川之役既大大地消耗了大明帝国的国力，又给当时全国人民尤其是南方各族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第三，麓川之役所谓的大捷其实只不过是正统帝及其“父师”王振意淫中“圣君盛世”的一个美丽肥皂泡，它不仅极大地浪费了大明的军力、财力、物力，而且还使得帝国朝野上下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盛世强国”的美梦和“北虏不足虑”的错误幻觉中。殊不知此时的大明宿敌北虏正一步步地朝着帝国心脏地区走来，等待这位好大喜功又不可一世的正统帝的恰恰是羞辱万分又痛苦不堪的梦魇——数十万御驾亲征队伍全军覆没，皇帝当了人家的俘虏，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