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初西南边陲设立的十大宣慰司中,最为令人心烦劳神的可能就要数麓川平缅宣慰司。就在明太祖设立麓川平缅宣慰司的第二年即洪武十八年(1385)十二月,平缅宣慰使思伦发发动叛乱,“率百夷之众寇景东,土官知府俄陶奔白崖川,都督冯诚率师击之,值天大雾,猝遇蛮寇,我师(明军)失利,千户王升死之”(《明太祖实录》卷176)。
朱元璋在接到麓川之乱的消息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反应,而是派遣通政使司经历杨大用带了白金500两、文绮20匹前往云南,赐予受难的景东府知府土官俄陶等人,以示安慰。与此同时下令给留镇云南的义子、西平侯沐英加紧对叛乱的平定。但由于当时整个云南平定才没多久,加上当地气候、山势和语言风俗等方面的特殊性,沐英平乱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与精力,且用了几年的时间。
先是思伦发叛乱后流窜到别地,诱引“群蛮入寇马龙、他郎、甸之、摩沙勒”等地。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沐英逮住了机会,派遣都督宁正前去击战,斩首1 500余级,但其余的叛寇全给溜了。(《明太祖实录》卷188)两个月后的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思伦发组织大队人马,“号三十万、象百余只,复寇定边,欲报摩沙勒之役,势甚猖獗”(《明太祖实录》卷189)。
沐英接到定边急报后并没有去正面理睬,而是派了一支30 000人的骁骑队伍,昼夜兼行,直抵思伦发军中大本营,并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思伦发见到明军攻势正盛,知道不是其战场上的真正对手,于是采用了很绝的一招,组织10 000余人驱赶着30只大象出来“迎战”。大明军通常进行的都是正规战,哪知道与大象怎么作战。这时前线指挥官灵机一动,命令云南前卫指挥张因率领骑兵50余人做前锋迎敌,其余的人都充当弓箭手,等到叛军将领趾高气扬地坐在大象背上不断地向明军冲过来时,明军弓箭手一齐放箭。这下可好了,好多大象膝盖中箭倒地,还没怎么交手打呐,叛军军营开始大乱,随后后撤。
沐英接到前线传来的捷报后立即组织众将领,依照前番作战经验,进行收服定边的战斗。据说在该次战斗中,明军又大获全胜,斩首30 000,俘虏10 000余人,大象死了一大半,即使有活下来的也是7成被俘获,没被杀死的叛军“连日不得食,死者相枕藉,思伦发遁去”(《明太祖实录》卷189)。
朱元璋闻讯后命令沐英等立即组织追赶,并叮嘱他在思伦发着力经营的景东巢穴附近实施军屯,边屯边战,不打死他们也能耗死他们。朱皇帝的这一招很灵,从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十一月,大约花了1年半的时间,明军终于逼降了思伦发。思伦发遂以象、马、白金方物入贡谢罪,“百夷遂平”(《明太祖实录》卷198)。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一月,明廷设立景东、蒙化两卫,以此加强对麓川及其周围地区的军事控制。(《明太祖实录》卷206)
这样的安宁日子大约过了五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闰九月时,缅甸国王卜剌浪遣使桑乞剌查上南京贡献方物时向明太祖哭诉:“百夷思伦发屡次出兵侵夺我境土。”老辣的朱元璋听后跟朝廷大臣说:“远夷相争,盖其常事,然中国抚驭四夷,必使之无事,当遣使谕解之。”(《明太祖实录》卷242)
明廷理性劝谕,不介入“远夷相争”,可这些不开化的远夷们做起事来有时还真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在朱元璋晚年即洪武三十年(1397),一生捣乱不断、杀人无数的思伦发突然信起佛来。有个云南和尚跑到平缅宣慰司地界去大讲佛教因果报应之说,思伦发听后十分着迷。刚好有个心灵手巧的金齿戍卒也逃到了平缅地界,思伦发听说他能造铳制炮,就将他尊为上宾,给他佩上金带,使他与云南来的那个和尚一样,地位要远远高于平缅诸部落首领之上。这下可将一部分平缅首领给恼怒了,他们在一个叫刀干孟的首领带领下发动了叛乱,率兵攻打明朝的腾冲府。思伦发看到刀干孟叛乱之势日盛,心里十分害怕,于是带了全家逃亡到西平侯那里。西平侯沐春(沐英已卒,儿子沐春继为西平侯)将他送往京师南京。(《明太祖实录》卷255)朱元璋听说后,命西平侯沐春为征虏前将军、左军都督何福为左将军、徐凯为右将军,率云南、四川诸卫兵,前去征讨刀干孟之乱,并将思伦发护送回还云南。(www.xing528.com)
洪武三十一年(1398)四月,沐春、何福率领的明军多次打败刀干孟。刀干孟走投无路,又害怕明廷追究其叛乱罪责,于是投降了思伦发。思伦发这才得以回还平缅。而后洪武朝廷“分其地,设孟养、木邦、孟定三府,隶云南;设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四长官司,隶金齿”(《明英宗实录》卷24)。纵然思伦发对此一万个不乐意,但也无可奈何,大约一年后他病死了。(《明太祖实录》卷257)
思伦发死后,其长子思行发上奏明廷,请求承袭麓川平缅宣慰使之职。明廷批准了他的奏请,随后于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对原为麓川平缅宣慰司统辖的西北孟养府和正南方的木邦府进行分立,并将其升格为宣慰司,使其与麓川平缅宣慰司同埒。(《明英宗实录》卷24)至此,原本几乎统辖了小半个云南的1个麓川平缅宣慰司已被分立为木邦宣慰司、孟养宣慰司、孟定府、潞江长官司、干崖长官司、大侯长官司、湾甸长官司和麓川平缅宣慰司等8个区域,虽然麓川平缅宣慰司名称未变,可它的辖地却越来越小。
永乐十一年(1413)正月,病重中的思行发向明廷奏请,“以弟思任发代其职”。明成祖批准了他的请求,思任发由此继承了麓川平缅宣慰使。(《明太宗实录》卷136)
思任发初任宣慰使时还算老实,恪守远夷藩臣之礼,每年都会遣使向明廷贡献方物特产,如大象、马匹和金银等物,明廷也往往对其予以厚赏,这样一来,双方之间的和睦关系维系了10来年。永乐二十年(1422),野心勃勃的思任发终于控制不住了,发动了对南甸州的侵扰,但不久他又遣使上贡明廷,奉表贡献方物,“谢兴兵侵南甸州之罪”。明太宗朱棣宽宥其罪,派遣中官云仙等赍敕戒之,并赐之绒锦、文绮、表里(《明太宗实录》卷254上)。
可这个思任发实际上也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其“狡狯逾于父兄”,宣德初年起就“差发金银不以朝纳”。据明代官史所载,宣德元年(1426)至宣德七年(1432),他只纳银1 350两,拖欠朝廷银子多达2 150两。宣德帝并没有因此与之较真,还“稍优容之”。哪想到这个思任发却将明廷的好心当作驴肝肺,“适会缅甸之危”,他“侵有其地,遂欲尽复其父所失故地,称兵扰边”(《明英宗实录》卷24)。
宣德三年(1428)四月,云南三司衙门上奏:“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占夺南甸州等处属地,请求朝廷发兵问罪。”(《明宣宗实录》卷41)随后云南总兵官、太傅、黔国公沐晟也上奏,请求征发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官军50 000人及各处土兵征讨思任发。明宣宗因“念数年来征交阯,讨四川番寇,军民劳弊未苏”而否决了云南三司和沐晟的意见。差不多与此同时,他一方面命令总兵官黔国公沐晟并云南三司、巡按监察御史计议,“差人赍敕抚谕,令思任发还其土地人民,安分守法,各守疆界”(《明宣宗实录》卷41);另一方面降敕给思任发,对其侵扰行径大加斥责,并发出严厉警告。狡猾无比的思任发看到皇帝动怒了,赶紧派遣头目刀门道等前往北京朝贡象、马及金银器皿方物。由此一来,双方又恢复了正常关系。(《明宣宗实录》卷66)
从明太祖、明太宗到明宣宗,大明老祖宗之所以这般处置,是因为“蛮夷仇杀常事,岂可轻用兵,但守边不可无备”(《明宣宗实录》卷42)!换言之,大明帝国应该将主要军事打击目标锁定在已被推翻但流窜到漠北荒原上的蒙元残余势力——这也才是大明最为危险的敌人。明朝前期列祖列宗制定与贯彻的这等国疆战略无疑是极有见地的,可这一切到了唯我独尊、好大喜功又能力乏善可陈的正统帝那里开始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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