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正统帝应对地荒民逃之策

在这样全国范围内发生连续性的大规模自然灾害中，华北、西北、山东和湖广为灾害频发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和西北的灾情格外严重。面对这样的态势，智商平平、能力一般的正统帝倒还差强人意，他沿用了父祖的做法，派出巡抚、巡按分行地方，视察灾情，指挥地方官员抗灾救民。可惜这样的做法仅能救急一时，且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积压已久的地荒民逃问题。由此形成了这样的尴尬情势：原本通过“飞洒”“诡寄”甚至直接强占等手段巧取豪夺土地等经济资源，将小民百姓从原生活的土地上“挤兑”走，从而“制造”出无数个流民，如此老问题尚未解决，频频爆发的大自然灾害又“生产”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流民，明代社会由此进入流民聚集发展的重要时期，民逃地荒问题越来越成为困扰当时正统君臣的一大难题。

宣德十年（1435）正月，顺天府府尹李庸上奏说：“直隶霸州等州、东安等县逋民共有27　159户。”（《明英宗实录》卷1）我们若以古代一户人家五口为计，当时霸州等地的逃民总数约有135　000人。同年二月，直隶大名府浚县上奏说：该县有逃民1　783户，合计逃民总数约为9　000人。（《明英宗实录》卷2）

正统元年（1436）四月，直隶保定府清苑县上奏说：“该县发生旱蝗之灾，粮食无收，有逃民973户，合计逃民数5　000人左右。”（《明英宗实录》卷16）

正统二年（1437）三月，明英宗“命监察御史金敬往直隶大名府并河南、陕西诸处抚缉逃民，时有言逃民聚居各处，殆四五万人，先后入山，抵汉中府深谷中潜住。又黄河北岸亦有逃民千数百人围聚……”（《明英宗实录》卷28）

正统三年（1438）正月，行在户部上奏：直隶清苑县人民逃移590余户，遗下秋粮660余石、草13　400余束；山西临晋县人民逃移4　570余户，遗下秋粮34　140余石、草68　290余束。（《明英宗实录》卷38）我们将这户部的上报数字也做个换算，正统三年清苑县的逃民约有3　000人，临晋县的逃民约有23　000人。

正统四年（1439）闰二月，山西按察司佥事刘翀上言：“山西府州县逃徙之人遗下田地，少者千百余亩，多者一二万顷，见在人民类多贫难。”（《明英宗实录》卷52）九月，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纯上奏说：“仅他往霸州等州和漷县等县抚恤饥民，一次招回逃民就有2　130户，男女人口数为5　680。”（《明英宗实录》卷59）

3个月后正统五年（1440）正月，又是这个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纯上奏说：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四府所属霸州、文安、保定、固安、房山等州县饥民有10　000余户，合计饥民约为50　000人。（《明英宗实录》卷63）同年二月，行在大理寺右少卿李畛上奏：直隶真定府所属34州县民缺食者34　880余户，合计饥民174　400人。（《明英宗实录》卷64）

眼见饥民们已经遍及京畿及其附近地区了，当时正统皇帝朱祁镇采纳了杨士奇的建议，于正统五年（1440）二月始“给京城饥民饭”，即“命行在户部于在京两处原设饭堂，增米煮饭，以待饥者两月，仍遣御史、给事中等官往来提督”（《明英宗实录》卷64）。在外地，自朱祁镇登基即位起，在“三杨”等大臣的辅佐下，正统朝廷派出了于谦、陈镒等清官良吏作为中央的钦差，长期巡抚饥民、流民问题最为严重的中原和西北等地，赈灾济荒，抚定百姓，恢复生产。

据统计，到正统五年正月为止，直隶真定府所属冀州等22个州县并山西太原府所属代州等94州县招抚逃民复业者有36　640户，合计招抚逃民约180　000人。（《明英宗实录》卷63）而与此同时巡抚河南、山西的侍郎于谦抚定河南、山西、南北直隶流民34　230户，合计招抚逃民170　000人（《明英宗实录》卷63）。

与山西、直隶和河南形成相似情形的是，正统时期山东流民也源源不断地“冒”了出来。正统十二年（1447）四月，巡按山东的监察御史史濡等上奏：山东青州府地瘠民贫，差役繁重，频年荒歉。诸城一县逃移者10　300余户，民食不给，至扫草子削树皮为食。续又逃亡2　500余家，地亩税粮动以万计，请暂停征。（《明英宗实录》卷152）史濡讲的是诸城一地前后逃民共有12　800户，合计逃民约64　000人。大约两个月后的正统十二年六月，又是这个巡按山东的监察御史史濡上奏朝廷说：“兖州府沂州累岁旱涝，民饥逃移者5　500余户，遗下税粮等项请蠲免。”（《明英宗实录》卷155）这段话告诉我们，当时在兖州府沂州逃民约有30　000人。三个月后的正统十二年九月，山东布政司上报说：济南、青州、莱州、登州四府所属20州县逃户颇多，仅抛荒田地就有21　980顷，请求朝廷停征这四州府的租税。（《明英宗实录》卷158）(www.xing528.com)

从上我们不难看出正统时期中原地区的流民是何其之多！而与其同为难兄难弟的还有西北地区。正统三年（1438）十月，镇守陕西的右副都御史陈谥上奏：平凉、凤翔、西安、巩昌、漠中、庆阳等府卫连年旱涝，人民缺食，老稚多至饿死。已将在官粮317　640余石委官赈济。（《明英宗实录》卷47）但这仅仅解决了一部分西北饥民，还有一大批人的生存问题依然没得到保证，于是他们纷纷流亡他乡。据当时礼部差往陕西的国子监监生王玙亲眼所见，“道经巩昌府宁远、伏羌二县，见民俱食树皮、草根，有妇饿死涧傍，其孩提犹呱呱哺乳”（《明英宗实录》卷68）。流民生活到了这一步，若政府再不及时救济，离起来造反已经不远了。

对于这样的问题，从小起就生活在深宫大院里头的正统帝尽管不太明了人世百态和草民疾苦，但对于赈灾救荒的及时性和必要性还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所以当他于正统五年（1440）六月接到镇守陕西的都督同知郑铭上呈的有关陕西旱灾民饥报告后，急命行在户部立即移文赈恤。（《明英宗实录》卷68）

除了下令及时救灾济荒之外，正统朝廷还曾试图对解决流民问题做了相应性的政策规定。正统四年（1439）三月初一，明英宗朱祁镇在御临奉天殿颁诏大赦天下诏书中就曾这样说道：“各处逃移人户，悉宥其罪，许于所在官司附籍纳粮当差，其有愿回原籍复业者，免其粮差二年，户下拖欠税粮等项，悉皆蠲免。”（《明英宗实录》卷53）这段最高指示的意思是：凡是逃亡在外的流民们，朝廷宽宥你们，你们可在现流亡所在地直接登入户籍，纳粮当差；如果你们想返还家乡重新开始生活的话，朝廷可免除你们两年的税粮和差役，过去欠下的税粮赋役也就通通给蠲免了。

应该说上述这样的政策性规定对于广大流民而言还是比较优待的，可在实际操作中还有许多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为此一年后的正统五年（1440）四月，正统帝在为山西荒歉而颁布诏书中做了进一步的解释：“递年逃民户下拖欠税粮、马草及一应物件，自正统四年十二月以前除已征纳在官外，其未征纳者，悉皆蠲免，不许重科。有司官吏人等敢有故违，处以重罪。一各处抚民官，务要将该管逃民设法招抚，安插停当。明见下落，其逃民限半年内赴所在官司首告，回还原籍复业，悉免其罪，仍优免其户下一应杂泛差役二年。有司官吏里老人等并要加意抚恤，不许以公私债负，需索扰害，致其失所。其房屋、田地，未回之先有人居住及耕种者，复业之日悉令退还，不许占据，违者治罪。一逃民遗下田地见在之民，或有耕种者，先因州县官吏里老不验，所耕多寡，一概逼令全纳逃户粮草，以致民不敢耕，田地荒芜，今后逃户田地听有力之家尽力耕种，免纳粮草。”（《明英宗实录》卷66）他还强调：“今后逃民遗下该纳粮草，有司即据实申报上司，暂与停征，不许逼令见在人民包纳。若逃民已于各处附籍，明有下落者，即将本户粮草除豁，违者处以重罪。”（《明英宗实录》卷66）

其实在这过程中，正统朝廷还因地制宜，针对中原和西北地区流民不断增多问题而专门采取特别举措——增置招抚逃民官。正统四年（1439）闰二月丁未日，增置了北直隶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五布政司招抚逃民官64员。（《明英宗实录》卷53）甚至在边境政务繁剧又流民特多的山西，还允准巡抚河南、山西的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谦的奏请，增置山西太原等府州县99处佐贰官。（《明英宗实录》卷52）

因此说，正统年间，尽管小杆子皇帝朱祁镇在许多军国大事处置方面不咋地，但在对待流民问题上还是比较理性的、相对妥帖的。他没有采取后来成化年间的笨做法——派兵强押流民返乡归籍，激化矛盾，而是在流民最多的中原和西北地区，他委派了为时人所称颂的贤官良吏于谦和陈镒；这两钦差尽心安抚，全力防范，终致整个正统年间北方地区的流民没有形成大乱。史载当时的于谦在开封委任同知王靖，在南阳委任同知汪庭训，在汝宁委任通判周海，在陈州因为那里的逋逃之民尤众，增设了知州一员，“俱令不预府州事，专任抚绥，无致失所，或非为生事”。除此之外，于谦又在陈州、项城壤地与凤阳相接两界之交处增设了两个巡检司，专人专职管理流民事宜。（《明英宗实录》卷132）与山西、河南疏解流民相对应，正统朝廷还应镇守陕西的右都御史陈镒等上请，针对荆襄地区流民集聚的“老大难”问题，命令巡抚湖广、河南和陕西等地的朝廷钦差挑选和委派各省的三司长官，“亲诣所属督同府州县官，从实取勘（流民），善加抚绥赈恤”（《明英宗实录》卷132）。正统帝还一再告诫：“民流徙而至于非为者，亦安集失其道耳。今岂可徒致意于防范之严，而不加优恤哉，其自明年为始，免逃民复业者粮差三年。”（《明英宗实录》卷132）

或许知道自家老祖宗是如何乘着元末社会动荡与流民成潮的有利时机夺得天下之奥秘，或许真的懂得流民问题处置不好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患，正统帝在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应对和解决流民这一历史大难题。从总的来说还是有效的，整个正统年间流民潮始终未成大乱，即使在大明天子被俘、帝国统治摇摇欲坠的危急时刻，距离土木晴天大霹雳的事发地不远的山西、河南和陕西等流民聚集地区，也没有发生什么大变乱或大骚动，因此说正统帝在对待流民的处置问题上还是相对得体的。

不过话得说回来，相对得体不等于完全解决问题，就如前文所述的，形成流民问题的最根本缘由就在于帝国特权阶层和豪门富户对土地等经济资源的巧取豪夺，将小民百姓从土地上“挤兑”走。如果这样的关键问题不解决，那么流民成潮问题的解决也就仅能解决得了一时或一地，而不可能予以全面地彻底根除。不信，请看，就在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流民集聚令人唏嘘不已之际，东南沿海地区的流民或言类流民已在酝酿和发动起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