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田暴动参与者江震寰遭捕，被要求回家抚育烈士遗孤

江震寰被捕后，党组织考虑到赵达过去参加社会活动较多，已不宜再留津工作。曾打算送她去苏联学习，因有孕在身没有成行。地委组织部长于方舟找她谈话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回玉田老家把孩子平安生下来，抚育好烈士遗孤，二是参加玉田党组织的活动，并在经济上资助党的活动。

玉田党组织成立于1925年夏天。在1924年国共合作和1925年的五卅运动时，全国革命形势出现高潮，江浩同志根据党的北方区执委指示，率北方区农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叶善枝和玉田在京津读书的进步学生来玉田，利用每年一次的全县小学教师暑期培训班，控诉“五卅”惨案英日帝国主义罪行，宣传全国各地人民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革命形势和国民党改组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与决议，他们在进步的小学教师中发展了一些国民党员，接着又发展了几名共产党员。1926年5月建立中共玉田县党支部，受天津地委领导，转年初成立县委。

赵达返回玉田时，县委正领导当地农民开展反“旗地变民”的斗争。所谓“旗地变民”就是清王朝覆灭，军阀逼迫农民把过去向清朝贵族交纳的土地税转交给他们，而且税额更高。组织起来的农民与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直到捣毁县政府，打伤了县长。反动军阀迫于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最后以失职罪将县长撤职查办，从此不再提“旗地变民”一事。这一斗争的胜利，对整个冀东的农民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各级农会组织的建立。

回到虹桥以后的赵达，表面上看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样子，她整天混在太太小姐们中间过着悠闲的日子，可背地里，她的家已经成了县委的交通站。大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还提出了改造和整顿顺直省委的意见。9月，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来到玉田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在京东地区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会议就是在赵达家西院召开的。会后，县委在党内和农会干部中进行了武装暴动的宣传动员，加紧了党组织的发展工作，成立了京东农民协会，组织和整顿了农民自卫队，并派人到遵化北部山区做土匪的争取和收编工作。省委为了加强对暴动和农民运动的领导，派叶善枝来玉田指导工作，暴动开始后又派组织部长于方舟率领一批军事干部到玉田来。由于这次暴动执行了党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错误估计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也由于在暴动之初叶善枝就犯了一系列错误，欺骗了省委，所以虽然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斗争，但暴动最终还是失败了。于方舟、杨春霖、解学海、刘自立等一批领导人不幸牺牲。赵达帮助幸存的同志陆续逃往外地，她还从家里拿出很多钱抚恤受难者家属，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www.xing528.com)

暴动失败后，党组织几乎垮掉了，这时赵达以县女校教师的身份作掩护，联络失散的同志，继续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1931年夏天，当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时，时任京东特委书记的叶善枝又提出要搞暴动，起初遭到了一些同志的反对，他威胁说：“谁反对就开除谁的党籍。”赵达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我有成功的把握。”结果这次暴动当天就失败了，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叶善枝本人因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后来也成了可耻的叛徒。暴动失败后，不少农会干部再次逃亡，赵达又拿出很多钱资助这些同志，当手头没有现金时，便毫不犹豫地摞下戒指说：“拿去换路费！”

随着形势的变化，赵达在家庭中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了，当年曾积极支持她反叛封建家庭的大弟已经继承父业主持家政，他对赵达说：“共产党已经没有希望了，今后大姐花多少钱都可以，但再不要让共产党到家里来了！”姐弟俩争吵起来，大弟竟然把枪拍在桌上以示决心。从此，赵达和家里便断绝了关系。

1933年冬，赵达离开玉田转赴北平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36年奔赴陕北。在以后的岁月中，尽管她在个人生活中又遭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挫折，但是任何困难都丝毫没有动摇她对党、对革命的信念，她始终像当年战斗在天津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风暴中那样，一往无前，坚忍不拔，直至1974年病逝在工作岗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