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下半年,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反动军阀明令禁止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11月23日午饭前,英国工部局出动大批巡警包围了义庆里40号,当场逮捕了江震寰、邬集中等4人,并继续留下人“卧底”,又陆续逮捕了前来联系工作的11名同志。那天赵达正好刚刚离开,她要江震寰和她一起去大伯家吃饭,江说手头有工作让她先走。赵回到大伯家左等右等不见江返回,赵汝梅便派“佣人”韩宜亭去叫,韩去后没回来,赵汝梅知道机关出事了,他从窗口向外望去,胡同里已有生人走动,便嘱咐了夫人几句,没有来得及和其他家人打招呼,悄悄从二楼后窗口攀修房临时搭的脚手架下到后院,从另一条胡同直接逃往广州。北伐军到达武汉后,他在武汉革命政府任劳工司司长。
在英国工部局搜查义庆里40号的同时,法国工部局也出动巡警搜查了赵汝梅的住宅,只是稍稍晚了一会儿。他们没有抓到赵汝梅,便盘问赵达是这家的什么人,赵达说:“我是大小姐。”又问她:“从广州寄来的款子为什么用的是化名?”赵达说:“我们孩子家怎么好过问大人的事呢?不清楚。”原来法国工部局已经扣压了由广州汇来的一笔数额不菲的款子,广州是国民政府所在地,这引起了他们的怀疑。那确实是江浩寄来的活动经费,共寄了两笔,第一笔赵汝梅收到了,他们扣下的是第二笔。巡捕房当时并没有弄清赵达和江震寰的关系,所以没有再继续盘问便住下来“卧底”。他们来时曾在楼上楼下搜查过一遍,在赵达的床下面发现了一箱书,当时只是草草翻了一下,放在一边准备换班时带走。这箱书里边有两本是宣传共产党主张的,赵达知道如果落在巡捕房便成了物证,于是她便把麻将牌拿出来,又摆上烟茶招待他们打麻将。这些人无事可干,正好借此消磨时间,便也没有拒绝。玩了一会赵达借故上楼告诉了大伯母快把那箱书换掉。换班时,巡捕房把这箱书带走了,但终究没有查到物证。第二天,她在陪这些人打牌时又提出晚上出门去看看同学,巡捕房的人说:“上边要是来查怎么办?”“你们不会说我已经上楼睡了吗?”赵达摆出一副小姐的派头回答。终于,她获得了一个出门的机会,火速向党组织报告了情况,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远在广州的江浩惊悉江震寰等15名同志被捕的消息,立即向国民党中央申请了1万元营救费,但负责财务的陈果夫只发给5000元。江浩派他的女婿王积衡携款返津,并嘱:“不要偏重营救震寰一人,要照顾全案。”王积衡返津将款交给于方舟共同筹划营救事宜。因此案关系重大,需直接向张作霖请求,党的营救活动仅能打通监守人员里外通些信息,营救工作终告失败。(www.xing528.com)
1927年4月18日,江震寰等15位同志被褚玉璞杀害于南市上权仙影院对过广场。据目击者称,烈士们被押赴刑场途中高呼“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在行刑时江震寰挺立不跪,表现了高尚的气节。
江震寰在留给赵达的遗书中写到:“敌人虽然打得我们皮开肉绽,但他们得不到任何东西,我们把坐牢看做是休息,牺牲就是个人革命的成功。”又写道:“大好头颅待价估,一朝伏侍相当值,愿卿莫作无谓哭。”他还给未出生的孩子取名“赤星”,嘱“一定要扶孤继承我志,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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