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亢之共筑抗日先锋队

日伪军把深泽县的几位重要领导干部杀害后，县委决定抗日干部脱下军装换上便装。当时县委没有发下买衣服的钱，而我从家里跑出来没有带太多的衣服，身边又无分文，只有干着急。这时和我很友好、家住深泽的县妇救会干部王位中说：“许明个子大，女同志的衣服没有合适的，干脆借我二哥的衣服穿吧。”没等我回答，她已跑回家中，拿来她二哥的衣服，我穿上后，尽管肥大，总还可以穿。后来县委发钱，我买了衣服，才把位中二哥的衣服还了。

王位中的二哥叫王亢之，当时是深泽县青救会干部，我从深泽县西区调到妇救会任组织部长后就认识了他。大家在一个院子里办公，低头不见抬头见。王在县委机关是有影响的人物，他学识渊博，思想敏锐，精明强干，能写一手漂亮文章。出自他笔下的一篇篇抗战檄文，笔锋锐利，有声有色，鞭辟入理，令人振奋，县委一班人都钦佩他的才华。

一次，王亢之对我开玩笑说：“许明，我的衣服从没有第二人穿过，你把我的衣服一穿作何解释？”我说：“作何解释？这是对敌斗争的需要。”王亢之又说：“会不会成为‘统一战线’的需要呢？”我没有听懂他话的含义，答道：“什么统一战线，统一战线要这衣服干吗？”王亢之却略有所思地摇摇头。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接触频繁起来，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1931年7月考入河北省立北平十七中学。这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较早的学校，他在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他积极参加了6000名游行者的队伍，被军警打伤。1936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王亢之第一批参加了，这是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他和康世恩发动、组织学生罢课被学校开除。1937年他回深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抗日救国会，并担任宣传部长。同年8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不断的接触中，我愈发感到王亢之是自己的良师益友。1939年夏，我收到王亢的一封信。信中说：“有人为我介绍了对象，可我和她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们是曾经穿过同一件衣服的‘统一战线’战友，请帮我拿个主意，如何是好？”收信后我仍茫然不解，心想怎么又来一个‘统一战线’？既然亢之请教我，可我又拿不出办法，只好把信交给组织处理。第二天，我把信交给了县妇救会主任王蔓秋。王蔓秋是亢之的姑姑，她一看信，笑了起来说：“许明，解决这个问题非你莫属！”我说：“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呀！”她说：“亢之给你写信，顾左右而言他，是另有意思。”我问：“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就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谁是沛公？”“谁？还用说吗？就是你。”“哎呀！”我恍然大悟。(www.xing528.com)

说实话，我自从走出封建家庭来到革命队伍，欢畅与喜悦整日伴随着自己，心里想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对自己终身大事从未想过。我想不到爱情在我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来得这么突然。我想，自己为什么这么傻气呢？亢之给你的信，你这样公开出去了不是有损他的自尊心吗？那是一颗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自尊心啊，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袒露出来的一颗真诚的心。想到这，我不禁责备起自己来了。

从那以后，亢之又给我写了几封信，不过谈的都是学习。1939年10月，我与亢之一道到冀中区党委参加会议。路上，亢之把写好的一封长信悄悄地交给我。晚上，我躲在屋子里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这是一封向我求爱的信，如洪流，如烈火，让我心绪不安。不知是少女的羞涩还是喜悦，那一夜，我失眠了。

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我和亢之来到村边的一棵大树底下。我轻声说：“信我看了，暂时我们不要急于结婚，好吗？”他欣然同意：“我们要争取在工作上干出一番成绩，再办终身大事。”

但是，爱情往往不受预定计划约束。不久，县委组织部长张庆春以组织身份，做了一个名义上的“红娘”。而后，在县委机关报上刊登了我们的“订婚启事”，画了“心心相印”的题花。1940年12月，我和王亢之在深泽县一个学校教室举行了婚礼。同志们围坐在一起，打趣逗乐，共同分享我们新婚的幸福和喜悦。从此，我俩在人生道路上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