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弘一大师纪念堂（室）成功

李叔同——弘一大师，祖居天津几代人，他诞生于天津，也是在天津这块土地上奠定了国学基础。他19岁后开始旅居日本和中国南方沪、杭、宁以及福建各地，但无论在出家之前，还是出家之后，都与家乡亲友通讯联系，乡情难忘。可是，自1942年他在泉州圆寂以后，天津经历了战争以及天灾人祸的肆虐，他的同辈亲友相继亡故。直到解放初的十几年里，有关他的人和事已经默默无闻，后人更不知其人其艺其德和他为中华民族开创的一切进步事业。对此，龚望感到非常焦虑。

1956年，龚望先生辞去天津国棉一厂业校教员的工作。一天，他从《天津日报》一篇文章上得知我国南方诸省研究和纪念李叔同的盛况。这对他触动极深，增强了很久以来萦绕于心的为宣传、纪念李叔同做些事情的愿望。他便与时任大悲院主持的惠文法师商量，提出建议：在大悲院中辟一净堂，建立弘一大师纪念室。

惠文法师，安徽人，俗名曹定生，小弘一大师两岁，原亦为儒学中人，清末曾任过小学教员，当过知县。对于龚望之建议，惠文热心赞助，允辟净室建立弘一大师纪念室。于是，此事遂投入计划准备中。

龚望为筹建弘一大师纪念室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后走访了多位弘师生前亲友故旧或其后代，征集弘师遗物。曾得到陈翯洲、姚惜云、张伯麟、曹跃奎、徐广中等人大力支持和捐赠。他们捐赠了一批李叔同青年时期和出家以后的墨迹真品，其中多为研究李叔同的珍贵材料。

为了充实弘一大师纪念室的展品，龚望与筹办同仁还和上海医学书局主办丁福保居士联系。丁福保本为知识分子，中年学佛，佛学著作颇多。他是弘师出家前挚友，弘师出家后常与他流通佛书，他也多次帮助弘师刻印佛学著作。两位大师情缘较深，所以龚恳请丁福保居士为天津李叔同纪念室捐赠部分有关弘师著述典藉，以充沛展室，开示于众。

经过多方努力搜求，龚望等得到了很多弘一法师墨迹或与友人互赠的字幅以及有关典藉，龚望将这些文物齐集于原大悲院弘一大师纪念室中，其主要文物有：

（一）津门著名书法家甘守仁（号锦羊），为李叔同所书《柳公权玄秘塔》折扇扇面。此扇的另面为当年天津博物院创办人华石斧为李叔同所绘仿恽南田笔意之四条红墨金鱼。一书一画皆题有李叔同上款。

（二）徐国观（字觐文）为李叔同所书工楷团扇。

（三）李叔同于“丙申之冬”为警斋老人恭书集石鼓文对联一幅，此联当时署名为“燕南李叔同”并钤有“叔同篆隶”、“文涛长寿”双印。此为李叔同17岁时作品，极为难得。

（四）李叔同自日本留学归来天津后，为其挚友陈翯洲所书团扇“五道群生，咸同斯度”八字，上款题“鹤洲先生大人正”，下署“辛亥夏文涛”盖叔同名章，这是李叔同32岁时的作品。

（五）李叔同书小篆横幅刘禹锡之《陋室铭》。此幅下署“叔同”两字，钤李文涛、叔桐两印。(www.xing528.com)

（六）《唐静岩司马真迹》石印册。这是李叔同少年时的老师唐育垕先生为其写的“书法规模”（字帖）。唐师于首页题跋曰：“李子叔同好古者也，尤偏爱拙书，因出素册二十四帧，嘱书钟鼎篆隶八分等，以作规模，情意殷殷，坚不容辞，余年来老病频增，精神渐减，加以应酬无暇，以致笔墨久荒，重以台命，遂偷闲为临一二帧，积日即久，如获藏事，涂鸦之诮，不免贻笑方家耳。”

李叔同得此书册后，爱不释手，遂加封面，亲题书签，名曰《唐静岩司马真迹》。

（七）李叔同书《丁孺人墓志铭》原拓件。此件是1922年弘师43岁时驻锡浙江温州期间，应浙江旧友金石家谭祖云为其亡妻丁氏恳求。此时大师已不为人写此类书作，谭某苦苦恳求，碍于情面所作。但在书铭之侧则题曰：“掩室城寮，谢绝人事，久疏笔墨，雅意笃诚，未可固辞，愿试为之以结善缘。”署俗名“李息”。

（八）弘一法师亲书《金刚三昧经》。这是1923年弘师为傅旻飞居士所书。

（九）《南无阿弥陀佛》佛号。同上为傅居士所书。

（十）《大方广佛华严经》偈颂集句对联，“慈悲甚弥广，智慧不可量”。这是李叔同为津故友张伯麟居士所书。

此外，龚先生还征求到三件弘一法师单款真迹：（1）《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偈集句对联，上联写“我此普贤殊胜行”，下联书“无边胜福皆回向”。（2）南无阿弥陀佛佛号，下署“昙昉”。（3）南无阿弥陀佛佛号，此幅是用参砂红笔所书，寸字立轴，上款题“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下署“岁在大辰前安居江州，沙门论月书”。

丁福保居士在龚望等的求助下，也捐赠出弘师亲笔抄录的许多佛学经文的印刷精装典籍，计有：《梵纲经》并跋、《十回向品》、《佛说八种长养功德经》并跋、《佛说八大人觉经》、《地藏圣迹大观》、《九华垂迹图》、《大乘戒经》、《频加藏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增一阿含》等五经合印、《李息翁临古书法》等等。此外，尚有丁福保居士编著《佛学大辞典》、《丁氏佛学丛书》、《说文解字诂林》等。（这些当年收藏在弘一大师纪念室的文物，是我几十年来所见所闻的，当有遗漏之处，尚望知情者予以补充之。）

就这样，在天津宗教处赵地等同志的支持下，经达龚望、惠文等人的努力，终于在天津建立了弘一法师纪念室。纪念室开办时虽然没有举行任何开幕仪式，仅在门旁挂着一块竖立的木牌，白漆作底，红漆书字，上写“弘一法师纪念室”。但这一举动意义深远，可以说龚望等先生为宣传和保护弘一法师学术研究做了一件大事。

在纪念室开办的最初几年里，限于宗教宣传政策等原因，参观者寥寥无几，除惠文法师和龚先生等居士关心照料外，一般人很少知道在大悲院中有一个弘一法师纪念室。但是更不幸的是，弘一法师纪念室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灭顶之灾，经过龚望先生等诸仁德苦心募集的所有大师遗墨真迹、手书经典等全部遭劫毁失。据龚望先生讲：“当初还有一件弘师遗墨精品，平时锁于室内铁柜之中，后来开启铁柜视之，亦已被‘掉包’而去，没有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