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前市场经济对史学研究领域的冲击及目前史学研究所处的困境，我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希望史学能像影视、体育一样产生轰动效应是不现实的，也是史学界不能摆正自己位置的矫情表现。我教育学生们，史学研究不是商品经济的包装物，不可能产生社会明星或轰动效应。史学本身的博大精深，那种沉静的哲学思考，那种跨越时空的历史想像，那种对历史与时代呼唤的回应，那种从容思索的心灵修炼，都远远不是仅靠运气和天资所能达到的境界。因为史学研究实际上是在丰富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内涵，所以只有肯付出的人，才能获得历史老人的垂青。一个具备基本素质的史学工作者，只有拥有了这种意识，才有可能为时代做出贡献。这种认识，是我长期研究历史的感悟，也是我培养教育学生的宗旨。
历史学的学术探索是一种继承性很强的事业，每个人都有自己时代的局限性，如果没有先人的探索成果，后人将永远不能达到今天的认识水平，因此史学要求后学者永远都要对先人保持一种由衷的敬仰。我经常教导学生不要对先人甚至同行妄加评判，决不能染上文人相轻的恶习。我在教育学生尊重先哲的同时，也鼓励他们要有勇气做“疑古派”，要服从真理的召唤，要探索前人和先生未曾认识的领域，提出前人未曾提过的新观点，拿出超越前人的成果。“长江后浪推前浪”，才是史学研究得以发展的关键所在。
做学问切忌浮躁，要虚心求教于别人。史学研究要在占有丰富史料上下功夫，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和要求。研究者还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能坐得住冷板凳，要把利用图书馆和档案馆资料与社会调查结合起来。搞现代史最忌只坐在书斋里，进行社会调查是丰富自己很重要的一种方法。50年代末、70年代初，我都就某个问题进行过调查，我曾在大沽、北塘、张贵庄、大直沽等地调查八国联军侵华沿途的烧杀状况。调查使我获得了书本上没有记载的事实，将文献资料和调查结合起来就使历史事件更能活生生地呈现出来。越调查越觉得社会是知识的源泉。只有不断地求教于社会，才能丰富深化自己历史洞察力和领悟力。最后要善于抓住机遇，当然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1948年我从辅仁大学转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就读，1951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南开，屈指算来已经54年了，是名副其实的老南开了。南开大学是一所很有声望的学校，有好的基础和传统，是周恩来总理的母校，所以不论走到哪里，我都以是南开人而自豪，并且我一直这样宣传南开。(www.xing528.com)
从1951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我从助教干起，到讲师、副教授、教授，到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随着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尽管担任过系主任等职务，公务繁忙，可是我的追求是做个学问家，而不是做大官。南开既有开放的优点，又有做学问所需要的宁静气氛，没有南开，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对南开怀有很深的感情。
南开大学历史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为了南开历史系未来的发展，我把培养年轻一代作为自己的义务，我总是亲自制定或参与制定青年教师的培养计划，认真修改他们的学术论文，利用各种机会，采用各种办法提高他们的教育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大胆启用有才华的年轻人，使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我利用南开大学的知名度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到南开讲学，推荐选派十多位有才华的年轻人到国外攻读学位或进修，或搞合作项目研究。我希望年轻一代学者秉承南开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在历史研究领域开拓出一片更高远广阔的天地，并且能藉之而使我们民族的文化绽放出更璀璨的光华。
（牛建立执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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