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发展与研究前沿

1982年4月至5月，我作为南开大学访美代表团成员访问考察了明尼苏达、印第安那、密西根、斯坦福等8所大学，受到海外学者特别是海外南开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这次访问使我眼界大开，也使我正确认识到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回国后滕维藻校长和我向教育部副部长彭珮云作了汇报，提出了应加强中外学术交流，来促进学科发展，挺进研究前沿。因此促进了南开大学与国外名校的学术联系。国外特别是美国和日本非常重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我先后应邀到美国、日本、丹麦、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30多所大学和研究所讲学，受到外国同行的欢迎。我说中国学者在国外不应仅坐在别人的课堂上学习，还应该走上他们的讲台，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1983年8月至1984年3月，应美国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Council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Scholar）的邀请，我作为福布赖特教授（Fubright Professor）赴美国蒙他拿大学（Montana University）讲学两学期，我主讲了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今日中国、中国文化、中国现代史诸问题研究等课程。这期间，我曾接受《Montana Missoula》日报专访，翌日该报竟刊出我的大幅照片，并详细介绍了我的生平。在与外国学生接触中，我体会到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用历史这门课是再合适不过了。此后，我多次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真正体验到中国现代史的活力之所在。随后，我又应邀到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布兰戴士大学（Brandies University）、百灵斯对外关系委员会（Brillings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就今日中国，中美关系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研究作学术报告。我以多年的教学经验，特别是我的爱国主义感情，感染了不少听众，他们都有更多了解中国的愿望，我也就成为蒙他拿大学最受欢迎的外国教授之一。该校人类学系主任给南开大学校长的信中热情地写道：“蒙他拿大学非常尊重和欣赏魏宏运教授！他的课与我们共同举办的讨论会有很多人参加，非常受学生欢迎，因此魏宏运教授为师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做出了不可置疑的贡献。”因此，1986年8月我获得美国福布赖特基金会证书，称“魏宏运先生作为福布赖特学者，以其学术成就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特予奖励”。我先后四次到美国，1999年是到亚里桑那州立大学（Alizona State University）和韦伯州立大学（Weber State University）讲学。最近又要到哈佛（Harvard University）去参加学术讨论会，我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商业贸易》。

1984年4月、1990年10月、1993年9月，我3次应邀赴日本讲学，先后在立命馆大学、中央大学、一桥大学、庆应大学、中国农村惯性调查研究会、日本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金泽大学和鹿尔岛经济大学就中国抗日根据地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辛亥革命史研究、太行山与中国革命等作系列学术报告，引起日本学术界的关注。1994年9月至11月，我又应邀赴丹麦、德国、英国、法国访问讲学，就中国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及文化大革命等问题进行专题讲座，都获得了好评。(www.xing528.com)

我认为，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不仅有利于我们开阔眼界，借鉴和吸收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站在国际学术的最前沿，而且可以让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扩大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提高中国史学在国际上的地位。我们不但走出去，而且还请进来。1984年8月和1991年8月，在我的主持下，南开大学历史系先后主办了两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美、日、加、荷、英、法、澳等国学者汇集南开园，就中国抗日战争及抗日根据地的诸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我在两次会议上所做的主题报告《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的道路》和《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受到与会专家的普遍好评。这两届会议是中国目前仅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历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光明日报》、《天津日报》、《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历史教学》、《高校社科情报》以及日本的《历史学研究》等有影响的报刊先后予以报道。会后出版了两册论文集，被国内外专家誉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最高水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