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成果及对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史的重要探讨

1952年我任《历史教学》编委，经常看稿件，给作者提建议。当时《历史教学》编委每月开一次定稿讨论会，每人都要就一篇文章发表见解，要说出为什么要刊载某个稿件或不刊载某个稿件。这样，我要围绕我看的文章查找资料，请教别人，有时自己也写论文和社论。这对我的史学研究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初涉史坛的第一篇论文《民族英雄——史可法》（《历史教学》1952年第8期）就是这时写出的。

教学相长。在教学中，只要留心，就会得到启发。我的一些论文就是要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去探究而撰成的。在学期结束时，把教学中的讲义整理、充实和完善，就会成为一本专著，如《八一起义》就是这样写成的。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在教学中涉及到的问题促使我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入物所起的作用，并给予恰当的评析。一个时期集中一个方面的问题，连续写上几篇文章，必有深度，然后再转换课题。

历史人物是历史事件的经历者、参与者或领导者，对历史事件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在史学研究之初，我计划重点研究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近代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他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的教学中，首先涉及到孙中山，不研究他，就不会明白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而且其他人物如黄兴、宋教仁、蔡元培以及袁世凯、蒋介石等也无从研究。所以，1953年，我发表了关于孙中山研究的第一篇论文《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历史教学》1953年第3期），对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及其思想演变进行探讨，很快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随后我又发表了《孙中山晚年的农民运动观》（这些论文都收入《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继续推动孙中山研究向纵深发展，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围绕孙中山研究，我收集了大量有关他的资料，如各种版本的《孙中山选集》和同时代有关孙中山的论著，可惜在“文革”中被毁掉了。但是，我积多年心血之作《孙中山年谱》幸而保存下来，197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孙中山年谱》。我侧重于孙中山先生思想形成及发展的体例，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受到史学界的赞许，被誉为“资料翔实、系年清晰、去伪存真，字简事丰”的精品佳作。我也因之而成为孙中山研究的学者之一。

历史是前后联系的。1958年我讲授南昌起义、武汉国民政府史、土地革命史等专题史时，就意识到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华民国史上处于重要地位，其由革命到反动的转变成为中华民国史上一个重要问题。但是限于资料和政治因素，把它作为一个专题研究，在当时是一片空白。为了教学需要，我开始了对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史进行系统的探讨，发表了《关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1961年，我到武汉收集资料，在湖北省委党校找到当时的《民国日报》，发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我先后发表了《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反经济封锁的斗争》（《历史教学》1963年第9期）、《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历史教学》1964年第3期）、《略谈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1927南昌武汉之争的实质》（《历史教学》1964年第6期）等十几篇论文，（均收入《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就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运作、性质及其对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做了评析。这些研究得到史学界的认可。

正当我积蓄力量，准备在史学研究中取得更大突破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惨遭诬陷和迫害。罪行之一便是我对武汉国民政府的研究。那些论文竟被诬蔑为“替蒋介石树碑立传，是在配合蒋邦反攻大陆”。从此我便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被迫接受“牛棚”的改造和“干校”的劳动。我积累了十几年的珍贵历史资料毁于一旦。而这一耽误竟是整整十年。“文革”结束以后，举国上下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强加于我头上的不白之冤也得以澄清。我保持一种达观的心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全身心地投入到心爱的史学研究中去。

我认为问题的思考是从接触材料开始的，接触的材料多了，思考的问题也就多了起来。我对周恩来总理的研究就是这样开始的。1977年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中央决定由南开写一些纪念文章，学校决定由我负责。随后，南开历史系也在酝酿成立周恩来总理研究室。这样我把研究的重点转向早期的周恩来。为了获得史料，我查阅了周恩来在“五四”时期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警厅拘留记》，与周恩来一同去欧洲留学的李福景的档案资料等，访问了很多与周恩来有密切关系的人，如张伯苓之子张希陆，获得了很多珍贵的资料。特别是从《检厅日录》中发现1920年5月到6月初，周恩来在狱中向难友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材料，这是过去鲜为人知的。在整理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思考，我相继发表了《周恩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1979年4月24日《光明日报》，收入《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觉悟社的光辉》（《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周恩来共产主义思想形成初探》（1983年4月20日《光明日报》，收入《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等文章，提出周恩来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观点，这几篇文章在国内外得到广泛传播。(www.xing528.com)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有不少旧军人、政客美化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作为历史工作者，研究抗日战争史，用事实驳斥日本右翼势力的谬论，以教育下一代勿忘国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1979年，我参加闽西革命根据地学术讨论会，遇到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星光同志，他说财政部科研所计划搞华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的研究，这与我下一步研究方向不谋而合。于是，从80年代初开始，和财政部科研所合作，并联合河北大学、山西大学等单位，由我带着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到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调查访问，到各地档案馆查阅当年的档案。历时8年，对这些浩如烟海的材料进行整理归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分缕析，先后主编了《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4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上、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两部大型的资料集。这两部近七百万字的资料集，以“资料收集丰富、翔实可靠、分类恰当”的优点，成为今天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获得中国财政学会颁发的佳作奖。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分水岭，是中华民族在近代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形式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虽然在统一战线内部也有摩擦，但是集中全国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主要方面，所以我对抗日战争的研究是全方位、多视角的。在搜集大量财政经济史料的基础上，我先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史入手，循序渐进至华北抗日根据地史再到整个抗日战争史，逐步深化扩展。我先后发表了《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繁荣经济的道路》（《南开学报》1984年第6期，收入《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的儿个问题》（《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透视》（《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不抵抗主义”剖析》（《文史哲》1988年第4期）、《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1991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收入《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不抵抗主义”的产生及恶果》（《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抗战初期中国人口大迁徙》（《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重视抗战时期金融史的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等系列论文。从1986年到1990年，我还相继推出由我主编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等专著，其中《华北抗日根据地史》获天津市第五届社会科学成果评比一等奖，1995年又获得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类二等奖。在我的主持下，南开大学历史系两度举办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推动了抗日根据地史乃至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成为国内外注目的抗日战争研究中心之一，1988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重点学科。1993年，以我为学科带头人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又被天津市教委评为高等院校首批重点学科。

魏宏运教授在工作中。

历史是一门综合学科，涉及面广，仅研究政治史是不能够全面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而社会史研究恰好能弥补这个缺陷。通过调查研究一个区域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变化、人口和婚姻家庭的变化及民间宗教信仰的变化等，来分析社会变迁的原因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为研究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史实依据。从1986年起，我开始承担国家“七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三四十年代华北农村调查与研究》。我带领一批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与部分博士生、硕士生经常奔波在华北农村，收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通过调查访问获得了许多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如作为研究成果之一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1995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90年开始，我又率诸同仁与日本一桥大学社会部三谷孝教授等人组成中日华北农村社会联合调查团，对抗日战争时期原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所做的调查进行跟踪调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我写出了《抗战第一年的华北农民》（《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等一批论文。后来又与三谷孝教授合作，对抗战时期的华北区域进行研究，研究成果以日文出版，影响很大。我还指导部分博士生、硕士生集中力量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经过几年努力，他们写出的论文，成为华北农村社会研究的系列成果，历史系现代史教研室也就成为研究华北区域的重要阵地。

1983年以来，我被聘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历史学科规划小组成员。1986年以来，我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二、三届成员，香港学术评议局学科评议专家，《历史教学》杂志副总编，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河南大学、安徽大学、河北大学、西北大学、天津大学兼职教授，新疆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特别顾问，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天津史学会理事长，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还应聘为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特别会员和澳大利亚中国省市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