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之路，从西安报纸到南开大学

我的家乡有一个习俗，每逢正月十五闹元宵，总要办社火。每次我都被选中，且扮相不错，所以村里人说，这么穷，没有吃的，还不如把我送到西安去学戏。可父亲却不以为然，总希望我能多读点书。1934年因父亲到杨虎城部队工作，我也随父亲到古城西安，入西安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读书。我原名叫魏运新，入西师附小时，父亲托一位朋友给我报名，他这位朋友一时忘记了我的名字，临时替我诌了一个“宏运”，延用至今。

1936年12月12日早晨，我在上学去的路上，看到街上岗哨林立，行人很少，盘查甚严。我冲过几个路口，再不能前行，就返回家中。时而听到零星的枪声，我呆在家中不敢出门。第二天，我到东大街菊花园附近，看见街道两旁有许多拥护张、杨“八项主张”的标语。还有一些人在街头演讲，宣传张、杨的“八项主张”。有关西安事变的情况是后来父亲讲给我的。

西师附小有几位正直的老师，如段克立、余自修、张镜如等，都是我所敬重的人。他们主张抗日，我也渐渐有了抗日救国的思想。学校组织学生到西安郊县演讲，宣传抗日，到电台去播唱抗日歌曲，当时每个青年都有一腔热血，我也不例外，各项抗日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心中充满抗日救国的责任感。从那以后，我懂得什么是国家大事，对抗战和时局非常关心，知道报纸是必须要读的。在西师附小不远处的南院门有一家生活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在那里我读到不少进步书刊。小学毕业前，我己读了许多书，有读懂的，也有读不懂的，但我坚持读下去，倒也增长了不少知识。

1939年我考入刚成立的陕西省立兴国中学，学校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把校址设在西安郊外30多里的兴国寺。这所学校邀集了一批陕西著名学者来此任教，如在西安主办《老百姓报》和《民众导报》、后来担任延安大学校长的李敷仁先生，解放后担任陕西省博物馆馆长的武伯伦先生，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曹冷泉先生，曾任民盟山东主任委员的姜自修先生等，他们先后担任过我年级的班主任。先生们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对我影响极深。从先生的身上，我学会了怎样读书和如何做人。李敷仁先生是中共地下党员，教公民课，他的课程是不考试的，要完成的作业是深入农村搜集民谣。我与他更为熟稔，是从我代销他所办的《老百姓报》和《民众导报》开始的。每周我从兴国中学去西安市内一次，取回报纸，并与李敷仁先生结清上一次的账。当时我读到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就是他秘密给我的。1945年，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

在兴国中学，我和三五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晚上不回宿舍，住在教室里，几乎每晚开夜车，那时称为熬夜。熬夜看的书不是课堂上讲的，而是当时我们所能搜罗到的古今中外的文、史、哲方面的书籍，文学方面的如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等；史学方面的如何斡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等等；哲学方面的如程始仁编译的《辩证法经典著作》、日本学者写的《辩证法入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潘梓年的《逻辑学与逻辑术》等等。我们还背诵了《古文观止》、《幼学琼林》、《左传》、《四书》、《古文辞类纂》、《国父语录》之类的书。在老师们的悉心教育下，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尤其国文、英文、历史一直是优秀。先生们说，我的作文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有新意，因而我更得到他们的厚爱。我曾参加学校举行的英语讲演竞赛，在学生自治会的刊物上发表作文，有时找不到合适的题材，我就翻译一段英文，也能发表。当时我的生活很苦，每星期要走30里路回家背一次干粮，菜只有辣椒面，然而精神很愉快。这期间，曾因家庭经济条件实在困难，休学一年。1946车，国民党在西安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兴国中学的特务性组织“新世风”干了很多坏事，我也被列入“黑名单”。我躲避到毛云鹏的自卫队里才得以幸免。当时面临毕业考试，我和其他进步同学不得不东躲西藏，后来在姜自修等先生的掩护和安排下，勉强参加考试，匆匆离校。(www.xing528.com)

我对历史学科感兴趣是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他经常给我讲故事，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稍长，又教我读《资治通鉴》等历史书。但是把历史作为专业攻读则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抗战胜利翌年，我中学毕业，恰好北平辅仁大学在西安招生。报考什么专业呢？因为仰慕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之名，就报考了辅仁大学历史系，竟然被录取了。我喜出望外，能去北平读书，足慰此生了。没有钱怎么办？父亲的朋友毛云鹏和常秉乾、三舅父及一位胞兄慷慨解囊，同学王井南、程福凯等也给予资助，他们去募捐，凑足了学费。我自己带着银元经河南，绕道上海，乘船北上，由塘沽到达北平。那时候兵荒马乱，旅途很不安全，父亲因为长时间没有接到我的家信，还大病了一场。

来到古都北平的所见所闻令我耳目一新，眼界也随之更为开阔。辅仁大学教学质量很高，所聘教授们学识渊博，其中余逊先生讲课从不拿讲稿，围绕所讲内容随手拈来，我从中受益匪浅。辅仁离北大红楼很近，距北平图书馆也不远，怀着强烈渴求知识的愿望，我常到这两个地方去读书。看电影、逛街我是绝对不去的。我总想着我和别人的情况不一样，能到北平读书，对我来说太不容易，我必须加倍努力，否则就愧对于那些资助我的亲朋好友。辅仁是教会学校，西洋史由传教士用英文讲授，而且我非常喜欢英文，每学期规定修完20多个学分，我选了16个学分的英文课，其余的才是历史课，我的英语能在荒废二三十年后重新拾起，于以后的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大有裨益，应该说是与在辅仁大学对英文听、说、读、写的扎实培养分不开的。1946年到1948年，北平学生运动高涨，我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等爱国运动，同时也没有放松过自己的学业。

辅仁大学是私立教会学校，要交学费，而且生活费依然没有着落。于是我参加过去街头募捐的活动，也到青年会办的夜校去兼课，勉强能够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因为我不能一味求助于亲友，就萌生了转入声望很高的国立南开大学的念头。1948年，我顺利通过考试，被录取插入二年级。那次考试能够成功，靠的仍是英语，我的试卷一律用英语回答，这大概是其他考生没有想到的竞争方法。

在南开求学时，我被选为文学院学生会主席、学校学生会副主席，我代表学生参加了校委会，这对我的工作能力是很好的锻炼。在学业上，在杨生茂、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谢国桢、黎国彬等诸位师长的悉心教导下，自己从不敢稍有懈怠，常以打下深厚而牢固史学基础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