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美国学者白保罗先生（Paulk.benedict）提出一种新学说，认为台语跟汉语并没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应该把台语和南岛语归为同系。理由是：从核心词汇看，同一个词，汉语只跟藏缅语对应，不跟台语对应，台语只跟南岛语对应。后来，他主张汉藏语系应该分为汉语和藏克伦语两族，苗瑶、侗台等语不在汉藏语系之内。这个学说轰动一时，中国有不少学者也都信仰。
白先生的问题的确击中了要害！如果切实解决上述语系归类问题，恐怕它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界，它必将影响人类学、历史学等一系列学科。仅就此问题在语言学领域的价值就不仅限于东方语言，它实际是在无意之中向整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原则提出挑战。
邢公畹教授在工作中。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看来，许多表面上看来不同的语言，在经过仔细分析比较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在语音上的相同或者相似，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歇尔（A.schleicher）就把它们称作“一般历史性的公分母”。由此上溯，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现在操纵不同语言的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实际是使用同一共同语的祖先的后代。原始祖先使用的语言就叫“原始共同语”。根据语音的演变，我们可以勾画出语系——语族演变的“谱系树”（Family tree）。德国语言学家格里姆于1882年提出的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经过维尔纳（Karl verner）的补充，“语音定律无例外”，则成为一条语言铁则。正是经过这样的发展，语言学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学术殿堂。它从此摆脱了模糊的哲学思辩，它不再满足于“文化接触”上的证据，它表明解决语言的问题，必须拿出语言学上的、更加纯粹规范的、结结实实的证据。正因为如此，语言学才真正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而自立于学术之林。
但是在论辩中使用的证据，究竟是“原始共同语”的遗迹，还是后来“文化接触”的影响，就算你万分小心，也难免落入这个巨大的陷阱。
李方桂先生在40年代认为，信口回答汉藏语系同源问题都是危险的。必须首先进行子系语言的分析、比较，取得一系列扎实的相关证据以后，再言是非。这无疑指明了一条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但几十年来，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现代学人，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我的那篇学术论文，把两种侗语方言作为一组，水语、仫佬语、毛南语作为一组，龙州话、剥益话泰语作为一组，用汉语对应字的广州话读法跟它们作比较的尝试，而且提出了一个“对应同源体系”的研究方法。但是除台语族外，其他两组都没有分别地进行综合研究，现在糅在一起跟广州话作比较，是找不出多少规律性的东西的。特别是构拟部分，证据薄弱，说服力差。一位中年学者给我写信：“侗台语和汉语并没有同源关系，你的做法只不过是侗台语的汉语音韵诠释。”这即是说构拟部分可能是“文化接触”影响下的“借字”，而非“共同语”。闻此，我几乎崩溃。
但是我凭借多次田野工作经验，感觉汉语和侗台语之间有可能对应的词语并不只限于“文化接触型”。但这种深层关系很隐秘、很琐碎，一时无法把它抽出来说清楚。“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决心破釜沉舟，一定找出其中的本质规律。直到1996年我写成《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民族语文》总100期）一文，指出远古时期存在一个操说原始汉藏语的群体，后来的汉、藏缅、侗台、苗瑶等语言都是从这个原始语分化出来的。我在一系列文章中证明了汉语、侗台语词汇的对应关系及其规律，开创了“对应同源体系”这一崭新的研究方法。
1987年，我写完《红河上游的傣雅语》这部专著后，总结近来在科研上失败的原因有三：第一，用来比较的词项，除汉语和台语外，未经初步处理的太多，今后应当以傣雅语为主，以其他两种傣语和曼谷泰语为辅，来跟广州话比较，这样就容易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第二，没有尽量利用丰富的汉语古代资料；第三，“对应同源体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自己也没能给出明确的界定。这个时期，我读到方桂先生1976年在日本发表的《汉台语考》（Sino—Tai）得到很大启发。于是我把我的全部侗台语词汇卡片以傣雅语为中心重新排列，然后试写四五篇论文，例如《论汉台语“关系字”研究》（《民族语文》1989年1月号），虽然说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但“对应同源体系”的研究方法如何界定仍然没有解决。
后来我慢慢悟出中国古代汉语语言学只有名学和训诂学（即前“语义学”），没有语法学，这是由于汉语内部原因决定的；印度和欧洲的古代语文学首先就是语法学，这也是由印欧语系的内部原因决定的。因此印欧语的历史比较法用的是“形态学比较法”，但可以借用它的语音形式对应的方法，而这就必然产生难以判断是发生学关系还是借贷关系的弊病，所以必须建立“语义学比较法”，作为重要的辅助手段。这种比较法简单地说，就是在被比较的两种方言的词之间建立起一种“形同（形近）义异对应程式”，也就是我从前说不清楚的“对应同源体系”的研究方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泰语“九”字和汉语“九”字说法相同，甲骨文有“九”字，那么泰语“九”字是不是汉语借词？我们可以用下列判断。汉语“鸠”字写法从“九”声，“鸠”、“九”读音基本相同（仅声调有阴上和阴平之别）。泰语称“鸽子”为“鸠”（《说文·鸟部》：“鸽，鸠属。”段玉裁注：“鸽，鸠之可畜于家者”）。请看下列“形同（形近）义异对应式”：
广州Kau（阴上）＜*Kjegw（上）“九”：曼谷Kau（阴上）＜K—“九”
广州Kau（阴平）＜*Kjegw（平）“九”：曼谷Kau（阴平）＜Khr—“鸽子”
左上角有*号的是上古音形式。
难道泰语为了要从汉语借用“九”字，所以连“鸠”字也借去了吗？当然不可能。因而这一组“形同义异对应式”所显示的是一种发生学关系。“一旦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龚自珍）。后来我陆续用“语义学比较法”写了好多篇论文，提出了许多例证。如：《汉台语比较研究中的深层对应》（《民族语文》1993年第5期），《汉苗语语义学比较法试探研究》（《民族语文》1995年第6期）等等。(www.xing528.com)
明确提出这个方法后，我又一次感到获得治学新境界的快乐。即使在布龙菲尔德那样的大师那里，语义的比较也是禁忌。我终于得以突破。并将之应用于汉藏语比较中，取得一些成绩。
最后，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结束这篇文章。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四件重要的事：第一，语文研究并不是以“意义”为索引的语音形式的研究；第二，语言史的研究并不只是语音形式演变史的研究，更要关心这些语音形式所包含的反映客观实际的意义；第三，汉藏语系除汉语和藏缅语外，还必须包括侗台语、苗瑶语以及南岛语，侗台、苗瑶等语是和汉藏语有亲缘关系的；第四，研究汉藏语系必须启用丰富的、古老的汉语文献。
蜂蜜的“蜜”字（这里的“字”兼指嘴里说的“字”）现代广州话说作mat，唐宋音是mjiet，周秦音是mjit。白保罗先生在1942年的那篇文章中（即Thai，Kadai，andlndomesian，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ern Asia）提出：汉语的“蜜”字是古代从印欧语系借来的，因为“蜜”梵文是madhu，古斯拉夫语是miet，吐火罗语是mit。由mit经过复元音化就成为汉语的miet。照这样说，汉语“蜜”和英语mead（蜜酒），俄语mjod（蜂蜜，蜜酒），德语Met（蜜酒）法语miel（蜂蜜）都是同源了。这种说法，从表面的语音形式看，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仔细推敲，就知道非常牵强。
第一，吐火罗语即焉耆——龟兹语。焉耆、龟兹等古国汉以后才和中国交通。比如焉耆西汉神爵二年内附（但西汉末又归属匈奴），不能说中国在西汉时才有蜜蜂和蜜，以及“蜜”这个词。《周礼》是一部先秦古文经，大约是东周初期的作品（但章太炎认为是周公所写，穆王所增损的）。《周礼·疾病》：“以五味……养其病。”郑玄注：“五味：醯、酒、饴、蜜、姜、盐之属。”饴就是饴糖，蜜指蜂蜜，合指甜味。荀卿是周朝末年赵国人，《荀子·大略》：“兰、苣、槀本、渐于蜜醴，一佩易之。”《礼记》一书，先秦时代已经有附记在仪礼后的原始形式。《礼记·内则》：“枣、栗、饴、蜜以甘之。”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韩非子·难势》：“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菜亭历也。”《楚辞·招魂》一般认为是宋玉所作，但也有人认为是屈原的作品，其中有：“粔籹蜜饵，有餦餭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这是南方口语。可见汉以前南北方言已经早有“蜜”这个词，“蜜”不是从吐火罗语传入的。
第二，“蜜”字的初义指一种可酿甘饴的蜂，并不指所酿甘饴，与梵文madhu的词义无关。“蜜”字《说文》作“
”。《说文·䖵部》：“
，蜂甘饴也；一曰螟子。从䖵
声。或从宓作蜜。”《说文》对“丝”字的解释是：“丝，蚕所吐也。”可是对“蜜”字的解释却不是：“蜜，蜂所酿也。”可见这里的“蜜”并非指蜂所作的事物，它从䖵，䖵义为“昆虫”；又说：“一曰螟子”，螟也是昆虫，可见这里所解释的是一种昆虫。“蜂甘饴”是远古的一种倒置构词形式，即“甘饴蜂”，正如“虫蝗”为“蝗虫”，“虫螟”为“螟虫”，“草茅”为“茅草”一样。
《山海经》是周秦以来所传的古书。其《中山经·中次六经》：“平逢之山……有神焉，其伏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为蜂蜜之庐。”晋郭璞注：“言群蜂之所舍集。蜜，赤蜂名。”可见“蜜”是一种蜂（《广韵·质韵》还有“䖩”音bjet，义为“黑蜂”，可以作为旁证）。后来因为它能酿甘饴，所以也称这种甘饴为蜜。正如现代汉语称乳房为“奶”，从而乳房所产生的乳汁也称“奶”一样。
蜜为蜂，所以长期称“蜂房”为“蜜房”。如汉左思《蜀都赋》：“丹沙赩炽出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班固《终南山赋》（《初学记》卷五引）：“尔其珍怪，碧玉挺其阿，蜜房溜其巅。”杜甫《秋野》诗：“风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
前引荀卿“渐于蜜醴”之“醴”，义当为“汁液”，不作“甜酒”解；“蜜”义为“蜂”。“蜜醴”即“蜂液”。也即汉王充《论衡·言毒篇》：“蜜为蜂液。”“蜂液”的说法和泰语、掸语的说法一致。侗台语和汉语是有亲缘关系的。如泰语“蜂蜜”说作nampheng，nam义为“水”，pheng义为“蜂”。Pheng和汉语“蜂”字同源。阿含语和土语“蜜蜂”和“蜂蜜”不分，这就是《礼记·内则》和《楚辞·招魂》等书中“蜜”字的用法。
第三，印欧系语言honey一义有专词，汉藏系语言此义无专词。例如藏文“蜂蜜”为sbrang—rtsi。sbrang义为“蜂”。sbrang也和汉语“蜂”字同源。rtsi义为“液体”。sbrang—rtsi就是“蜂液”，和汉语、泰语、掸语的说法一致。原始苗瑶语“蜜蜂”可以拟作hmwei，其实这是和汉语“蜜”字同源的说法，这就再一次证明“蜜”字的初义为“蜂”。
总之，汉藏语系的“蜜”字和印欧语系的“蜜”字毫无关系，而汉藏语系必须包含侗台苗瑶诸语言，只从语言形式的表面看就容易出错。
《荀子·大略》：“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而迁之。”我如今年届90，治学70余载，仍于学问不遑稍懈，是恐欠读也。
（邢宁执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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