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前面讲到边疆人文研究室最初是在我的宿舍，围着一张“超现实桌子”开展工作。主管研究室工作的冯文潜先生，为了节省开支，使微乎其微的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他外出办事甚至舍不得坐车。冯先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终于在小西门西南联大新校舍附近的一个旧庵堂里安顿下来。庵堂的正厅和西厢房是联大教授雷海宗先生领导的历史研究所，东厢房就是边疆人文研究室。冯先生还借到了旧桌椅板凳，这样一来总算有了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的使用效率奇高。除作为一般办公用地以外，它还兼有印刷厂、装订社的功能。蜡版一刻好就拿来，全室人员，包括冯文潜先生和陶云逵先生，一齐动手，裁纸、调墨、推油印滚筒，将刊物一份份装订成册。研究室的刊物分甲乙两种：甲种是语言人类学专刊，乙种是综合性双月刊——《边疆人文》，是油印本。专刊第一篇就是我的《远羊寨仲歌记音》。《边疆人文》创刊号只有两篇文章，陶云逵的《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和我的《台语中的助词luk和汉语中的“子、儿”》。我在1948年修改了这篇文章，周予同先生将它刊登在他主编的《国文月刊》第68期。一卷2期仍然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陶云逵的《西南部族之鸡骨卜》，一篇是我的《评埃斯吉罗与韦野氏（Es—quirol，Jos.et Williatte，Gu—st.），〈仲法字典〉》。刊物一经印出，引起许多学者甚至前辈的重视。他们阅读刊物，提出意见，而且热心地为刊物撰搞。其中有罗常培教授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游国恩教授的《释蛮》、袁家骅教授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向达教授的《瞰青阁识小录》、闻一多教授的《说鱼》等名家名篇，很有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多教授的《说鱼》，刊于二卷三、四期合刊，时间是1945年下半年，几个月后，先生就为争取民主而献身。一多先生在文章中应用文化人类学分析中国古代文献和民族歌谣的治学方法，则成后学之楷模。在出第二期时，云逵先生因病去逝。但这个刊物仍然继续办着，而且得到不少前辈学者的支持，如：罗常培、闻一多、游国恩、向达、罗赝中、方国瑜、袁家骅诸先生都在上面发表了文章。

如今，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和热情支持这一事业的冯文潜、陶云逵、罗常培、闻一多、袁家骅、游国恩诸位先生都已去世多年，他们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聪明才智。其中云逵先生可谓英年早逝。云逵先生出生于浙江省一个旧家庭，留学德国，后来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就到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任教授，兼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他是当时联大社会学系最年轻的教授。他从事社会学、体质人类学研究，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所发表的调查报告受到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闻一多先生对他极感兴趣，还曾准备合作研究一些项目。可是，云逵先生这样一位年纪轻轻，在学术上已经有一定造诣的学者，却因病去世。

云逵先生死于回归热转致的败血症。本来回归热是一般的传染病，在当时也并非不治之症。但云逵先生所从事的工作使他四处奔波，再加上战争造成的恶劣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导致病疴沉重。此外，他离开昆明去大理的时候，他的爱子阿尧忽然得了当地称为“大热病”的险症，一夜之间就被病魔夺去了十分令人怜爱的小生命。陶先生返回昆明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可爱的孩子了。1944年1月26日下午，疾病和失子的悲伤很快又夺走了他的生命，先生就这样为他的理想和事业永远地留在了昆明，而不能在抗战胜利后和他热爱的学校一起迁回北方了。不过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他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他的同仁的努力，终于发扬光大。高华年教授的《彝语语法研究》、黎国彬教授的《云南撒尼与阿细人的体质》这样非常有影响的著作、材料就得自当年的田野调查。(www.xing528.com)

1982年我把以前写的论文选成一个集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较有影响的文章如：《诗经“中”字倒置问题》，原载《边疆人文》第一卷，第三、四期，曾经李方桂先生称道。1947年作了修改，又发表于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第36期；《台语中的助词luk和汉语的“子、儿”》（见前）；《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大名冠小名》，1949年发表于《国文月刊》第77期；《论调类在汉台语研究上的重要性》，发表于《中国语文》1962年1月号。以上三篇文章，方桂先生收入他的巨著《台语比较手册》的《文献选目》中；《谈荀子的“语言论”》，发表于1962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第5版，洪诚先生在所编《中国历代语言文学文选》中曾加以肯定；《现代汉语和台语里的助词“了”和“着”》。发表于《民族语文》1979年第2—3期，曾为中外学者引证。

1946年我随南开大学复员回到天津。1953年被派往苏联教学。1953—1954年在莫斯科东方学院任教授，1954—1956年在莫斯科大学任教授。课务很忙，除了由于教学的需要对现代汉语语法有所分析外，台语研究是无法进行的。1956年2月苏联汉学家波兹涅耶娃在莫斯科大学举行博士论文答辩会，苏联高教部聘我为首席“论文评论员”。1956年回国，接受“反右斗争”和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受益非浅。荣膺“右派”等各种称号，嘉惠所赐，不胜涕零。

“四人帮”被打倒后，我又开始了将近20年不能进行的科研工作，写出了好多篇论文。但科研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我曾在第1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上提出一篇论文：《汉语遇蟹止效流摄的一些字在侗台语里的对应》。这篇论文虽经傅兹嘉兄赞许，可我自己越看越觉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