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田野调查：李方桂主持的学术工作

所谓田野调查，是指学者走出书斋，直接到田野、乡村收集第一手资料，以求得更加扎实的学术基础。中国的田野调查工作滥觞于20年代，在30—40年代曾达到一个高潮，是国内外有不少学者都运用的治学方法，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打破了中国旧学者的书斋传统，接受了西方的实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旧学术（特别是人文科学）转向现代学术这一事实。这个事件又与云南有着特别的渊源，原因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由湖南迁往云南进行了长途跋涉，在这次旅途中，闻一多、曾昭抡、李继桐等教授带领学生在沿途采风问俗，积累了大量的有关民俗、文学、宗教、文艺、语言、文学等方面的材料。李方桂先生主持的语言调查工作，就是以云南为基地展开，这是更为纯粹的学术意义上的田野调查。

我独立从事语言学田野工作正式从云南起步，从1943年开始，先后在云南的罗平、新平、元江三县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艰苦的语言学田野工作，调查了侬语、偻语、傣仂语、黑彝语、傣雅语，积累了很多材料，奠定了我今后取得一系列重要学术发现的基础。

由于交通不便，我只能跟随贩运食盐的马帮，向云南的纵深地区行进。因为时局不安定，当局好意安排两个国民党士兵护送，以防范匪徒袭扰，不过给我的感觉是这两个国民党兵不一定比匪徒好对付。

现在回想起来，会感觉到当时生活的艰苦，但那时由于年轻，许多新鲜的事物吸引着我，也就没有把困难当作一回事。比如说，赶马人将淘洗过的大米放入一尺多长的竹筒，再掺上一点腊肉，放在火上烧好，再将竹筒劈开，就可以吃到异香扑鼻的竹筒饭。当然，到了民族地方之后，看到并且一同与民族同胞度过苦难的生活，思想切实受到强烈的震动。许多同胞常年吃不上盐，而且时常流行瘟疫，我当年就曾染上疟疾，一连几天孤身一人躺在地铺上发烧，差一点丢掉性命。

紧张的调查工作开始了。首先要寻找会讲故事，或者会讲民谣、唱山歌的民族同胞。这样避免只记单句，以求得语言材料的完整、真实。其意义不仅限于语言，也为日后的民族学研究积累必要的资料，可谓一举多得。然后录音、记音。录音不必说，记音就是用国际音标在卡片上记下作为调查对象的词、句、语音。这个方法即使拿到今天来说，最为先进的技术手段也无出其右者。到了晚上，我再将白天记录的资料汇集、整理、修改、补充。就这样积累起一大批珍贵的资料。(www.xing528.com)

在云南进行田野调查，不仅砥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锋芒，培养了学术直觉。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世界观。客观地说，当局的决策者不必通过虐杀政策，只要持一种漠视的态度就差不多可以毁掉一个经济上处于崩溃状态的边地民族。特别是目睹了兵、匪在边地的肆虐，小官僚对于边民的盘剥，更加激起了我们作为真正的中国人的良知。

我为调查傣语，留在滇西南的傣族区。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黎国彬先生为了调查人文地理一直走到佛海、车里。一到车里就被军队逮捕，说他是汉奸。给他们看护照和全部证件，可当局对此根本不屑一顾，榨不出钱财就要把人枪毙。我在漫漾寨得到消息，立即写快信向昆明报告，经多方营救，黎先生才得以脱险。

对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的存续的关怀，无疑是最基本的人道良知，这就是要将边地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完整地保存下来，它是祖国文化整体的一部分。缺少了这一部分，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甚至不能判断我们的未来。另外有一件事对我的思想冲击颇大。当年在新平，我曾受到一位德国传教士的邀请，到他在当地的寓所喝茶。令我特别惊奇的是，这位德国传教士居然在自己的寓所内安装了一套风力发电机！有风的日子，他的整齐、干净的寓所内就可以亮起电灯，甚至用留声机听德国古典音乐！一走进边疆，见识了众多的古老的生产工具、落后的生产方式、原始的生活样式，在时间上，几乎走回了几个世纪。在云南新平这个地方，西洋白人的工业文明、两千年儒家沉重的汉文化与边陲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化强烈地扣击着我的心灵深处！试想当时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道德熏陶仍然是“华夷之辩”、“中土西洋之别”，而在这里，当我目睹了西洋物质与精神文明，目睹了少数民族同胞是怎样地缺少援助、甚至遭受欺压！就在此地，从自身出发，反思以往视作想当然真理而实际是不折不扣的敌视他民族的道德观，是一种懒惰、傲慢、虚伪的替代品的道德观念。

在当时，云南呈现这样一种有趣的局面，对于当地少数民族同胞来说，一方面有着自己古老的宗教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到儒文化熏陶，此外还有西方传来的宗教影响。当时虽然致力于语言学的田野调查工作，但仍然带回了许多车里傣文贝页经、纸本经、曳文经和手抄本以及少数民族的衣服、饰物、祭祀用具，解放后还在南开大学举办了小型展览，非常有助于形象地了解边陲民族的文化生存状态。事实上，边地少数民族既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进步，又要保持自己独立的民族传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如果挖掘出此类文史资料，一定是非常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