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迎来新机遇：云南资助设立边疆人文研究室

1942年我毕业了，结束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李方桂先生介绍我到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

我这个人是很不会和别人相处的，不会搞关系的。我来南开以后，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有赖于冯先生的鼎力相助。事实上，今天回想起来，我和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私人关系。我想像柳漪先生给我帮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李方桂先生的大力推荐，给了他极好的印象。他认定了通过支持像我这样的人，能够推动学术进步。可以说我所以取得一点微末的成绩，是和这些师长的支持分不开的。要说我自己有什么自夸的，那就是我可以自豪地宣称，我是几十年如一日满腔热情、兴致勃勃地学习各种知识。

1942年，我辗转来到南开大学就职。那时清华、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南开大学从天津迁徙至昆明，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重新复员回天津。

我初来南开大学，一面在文学院的边疆人文研究室承担研究任务，一面在联大中文系教大一国文等。那时候罗莘田先生是联大中文系主任，他的课如“汉语音韵学”、“汉藏系语言调查”等，我都去听，并且为罗先生做些助教工作，在治学上又得到他多方指点。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就是在这个时候创建于昆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抱着科学和实业救国的思想，在他早年的办学方针中极其重视建设理工学科和经济学科，而疏于人文学科的建设工作。在抗战前，南开甚至连中文系也没有建立。但一批老“南开人”，如黄钰生教授、冯文潜教授、张克忠教授等，竭力争取校长创办自己的文科学院和研究所。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张克忠教授，身为化工系主任，多次向校长直面进言，要求尽快改变这种建设上的不平衡状态，他不仅局限于自己所处的个别学科，可称得上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但是从客观情况看，新创学科谈何容易，第一个困难是支持开展这项工作的经费如何筹措，第二个困难是如何建立一支支撑这项事业的教学科研人才队伍，第三个困难是学科致用的认识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确实束缚了南开的手脚，无从实施这一计划。不过，云南省政府决定修筑石佛铁路，这就为南开克服困难，开拓新的教学科研领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40年代初期，云南省已经建成了滇缅、滇越两条国际铁路。此时又决定，滇西的石屏至滇边的佛海之间，再筑一条铁路，以连接滇越铁路。南开大学的黄钰生教授和冯文潜教授，打听到了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愿意提供经费，委托一个学术单位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参考。他们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在著名社会贤达缪云台先生的支持下，取得了石佛铁路筹委会的委托与经费，得以用人文工具直接为苦难中的国家实业建设贡献力量，并借此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从此拓展南开新的学科领域。

邢公畹教授和家人在一起。

有了云南方面经费的赞助，经过校长批准，边疆人文研究室正式成立了。研究室的班子是这样组织的：学校方面兼管研究室工作的负责人是黄钰生和冯文潜两位先生，他们早年留学美国、德国。黄先生当时既是南开大学秘书长，又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冯先生时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代主任；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先生是留德博士、联大社会学系教授；著名学者、教授袁家骅主持峨山窝尼语的研究工作；余者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有陶云逵先生的高足黎国彬，北大研究所毕业研究生高华年，联大社会学系毕业生黎宗献、赖才澄。(www.xing528.com)

黄钰生、冯文潜、陶云逵向我介绍情况时特别强调，抗战时期，一切从简。那是真正的、完全彻底的简单化——连研究室都是有名无“室”！

研究室开展工作总要有个地方，怎么办？我租赁的狭小居室，就成了中国早期学术研究单位的工作场所。这个地方就在当时昆明翠湖北路。那时，我28岁，刚刚结婚，用我工资的三分之一租来这间狭窄的房间。房间内的全部家具有这些：长条凳三张，其中两张架起一副铺板作床；“平头柜”一只，无门、无底、无屉——将这个透明度很高的东西在概念上与平头柜相联系的时候，还是需要花费一些抽象思维的工夫，很有一点超现实的味道。我解放思想，超越概念，双脚深入柜中，伏踞于上，使之完成了由“柜子”到桌子的升华。平日，我就伏在这个东西上看书、写字；而其他的日子里早期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就是聚集在这个东西周围，或默默地深刻慎思，或激昂地直白明辩。直到一年后，研究室在小西门西南联大新校舍附近的一个旧庵堂里找到了房子。这样一来，我们才实现了战略转移。

在20世纪30年代的战争环境中，出版刊物、书籍十分困难，尤其像语言学等人文科学著作，更难印行。没有刊物，不能出书，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调查报告、研究文稿都一叠叠搁置起来，无法产生客观的社会效果。因此，集体决定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刻蜡版，搞油印刊物。陶云逵先生和我负责刻写蜡版。不幸的是，云逵先生在出第二期刊物时，因患回归热后转至败血症病逝，时年30余岁。

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必须熬夜作。别的房客都早早睡觉了，而我必须通宵工作，房东太太认为我用电超出了合同预算，侵犯了她的商业利益，于是每天一到九点钟，她就果断地拉下电闸。我只好用炒菜的油点起小油灯来刻写。我这辈子最怕油烟熏人的味道，但是工作必须完成，这是我的原则。就是在那张超现实的桌子上，我忍受着难忍的烟熏，日以继夜，工工整整刻下了几千张蜡版。直到今天，还可以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找到这份泛黄的油印刊物。

抗战时期，物资匮乏，经常遇到食品短缺的情况。另外，与飞涨的物价相比，联大工作人员的工资也较低，高价菜买不起，低价菜常常抢购不到。我有时一连几天吃不上菜。

低薪是一个问题，能量也是一个问题。不仅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就是像冯文潜这样较年长的并且担任一定职务的先生，也一样缺吃少用。不过，客观地说，兼职挣外快的机会也不是没有。当时，由于盟国支援中国的抗战，需要相当数量的翻译人员。中央政府即在昆明举办“盟国译员训练班”以培训翻译人员。训练班的主事动员冯文潜先生去训练班教德文，据说报酬不菲，且是美金。可是先生却淡淡地说：“君子安贫，不想拿美金。”我们现在可以分析一下，先生作为私立南开大学雇用的管理人员，虽然没有成文规定，禁止管理人员校外兼职，但是作为私人雇员的压力肯定存在。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管理干部的个人的职业道德修养，在精神上起到了自觉约束的作用。因为，一定要找理由的话，可以找到千条理由来支持兼职，比如，抗战的总体需要等等。这可以说是早期的干部自觉拒绝兼职的典型。

在昆明的时候，冯先生一家五口，要靠先生一人的工资生活，是颇为困难的。他作为领导人，除了对教学研究工作进行周密的计划、安排之外，他还看到手下这支以青年人为主体的队伍，除衣衫破烂之外，还饥饿难耐。因此他常借研究问题为名，将大家召集到文林街的住所里，由冯夫人黄扶先女士亲手烹制酱牛舌、烧牛尾等美味，让这些年轻人饱餐一顿。钱是靠冯夫人教家馆作刺绣甚至典卖衣物来贴补、拼凑。这让我想起远隔大洋的法国，一批优秀的学者聚集在嘎纳海滨，一边品茗着香郁的咖啡，一边讨论着深奥的学术问题，那场景传达了一份幽闲，一份潇洒。这就是著名的布尔巴基（Bourbaki）学者的聚会。与此时隔不久，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一群中国学者，在战争的间隙里，一边喝着牛尾汤，一边讨论着学术，不禁让人产生许多联想，当然，我国学者肯定没有那些闲适和潇洒，所以说这是中国的布尔巴基小聚餐。那可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举行具有法国特色的布尔巴基小聚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