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李先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97辑

我接到李先生的信后，就用一年多的教书所得作路费，从湘西穿贵州，到昆明郊外的龙头村，见到了李方桂先生。李先生给我开了一些必读科目，告诉我庚款资助的事还需等待一些时候。比我早一届的研究生董同和对我说：“你赶快去找西南联合大学的罗莘田先生，他古道热肠，门路又多，最愿意帮助年轻人。”于是我就用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的修改稿为贽，跑到靛花巷联大教授宿舍去找罗莘田先生，谈了谈情况，罗先生热情地说：“且先教书。”他介绍我到云南大学附属中学去教国文。半年后，罗先生写信告诉我：“庚款事已成，你可以回所读书了。”这样，我就回到了史语所，并且随所迁徙到四川李庄。

我在史语所学习的第一年，导师李方桂先生让我分析一种汉语方言及其中古音来历，接着就搞汉语上古音。到第二年，李先生对我说：“你得再学一种民族语言。马学良和张琨分别学了藏缅语和苗瑶语，你就学台语吧。”于是我就学台语（包括布依、壮、傣等民族语言）。第二年下半年，李先生指导我在贵州惠水县调查布依（当时叫仲家）语。我写出一个初步的调查报告《远羊寨仲歌记音》，结束了我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研究生的学习期是两年。史语所收藏的有关专业的书非常丰富，这两年既有方桂先生指导，又有马学良（蜀原）、张琨（次瑶）两同学切磋，觉得自己从旧的治学范围里走出来，眼界豁然开阔，懂得了很多道理。

中土传统的道德、性命之学和西洋的科学在哲学建构、方法论和实践性上，我个人体会有着巨大的差异。千百年来，中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无疑是道德、性命之学。和西洋哲学相比较，我认为它在两个维度上表现了自己的特征。其一是在探求哲学本体上表现的浓重的虚无主义，请注意，这并非是不可知论；其二是在实践性上表现出的单一的工匠意识。本来，学以致用是无可厚非，但无视甚至否定人类认知过程中的求知本性，即否定形而上学的必要性的倾向，又反过来影响它建构自己的严谨的、科学的方法论，而只能使自己的认识长期处于一种类似宗教的水平，而没有真正的上升为科学。表面上看，我们的哲学似乎已经包容了一切，其实细致分析起来，用严复的话说就叫做“浅尝辄止”，而不能“发其端而竟其绪”。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西国二百年学术之盛，远迈前古，其所得于格致而著为精理公例者，在在见极，而吾《易》之所著，则往往先之。不肖于《易》至浅且尝，知附会者学术之大禁，尤不愿躬蹈之以欺世也……今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理可以测万事、御藩变，此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虽然，由此而必谓西学所明皆吾中国所前有，固无所事于西学焉，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盖发其端而莫能竟其绪，拟其大而未能议其精，则犹之未学耳，曷足贵乎？”“迨治西洋名学，见其所以求事物之故，而察往知来也，则有内导之术焉，有外导之术焉……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此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即彼所谓外导是矣；所谓推见至隐，即彼所谓内导是矣。迁之言若昭之矣。”“斯宾塞得物变循环之理，自诧独知，而谓惟丁德尔为能与其义，而中土则自有《易》以来，消息盈虚之言，愚智所口熟也。唐生维廉与铁特二家，格物五十年，乃知天地必有终极。”（见《天言论·自序》、《天演论手稿·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

比如董仲舒“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也许当初造文时的想法的确如此，但这只能算是老百姓唠家常、想当然耳，算不得有根据的科学。至于他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就更是耸人听闻的混话了。王阳明的“心学”还比较新颖，但硬塞进“尊王”之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必然。他们自身明显没有发展成与现代学术相适应的、具有精确的形而上学语言的学术，不客气地说会道教门的特征显然强于科学特征。

我们反过来再看看西方学术。从亚里士多德伊始到伽利略到牛顿以及爱因斯坦以至杨振宁，其间固然有修修补补，甚至有斗争，但谁能否认现代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门是建筑在形而上学基础之上而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建筑群体？这就叫“发端而竟绪”、“拟大而议精”！因为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实用。”而我们致学是为了“知礼”，说白了是为了“忠君”。这样的实用哲学要发展成科学实在令人怀疑。(www.xing528.com)

我也从自己所致力学习的专业中深深体会到现代学术的精密细致和蓬勃的生命力。

首先有必要对本门师承渊源做一简要交待。本来我们自己是有自己的伟大的语言学家的，比如杨雄和他的《方言》等等。但此类学术无论其本身具有多高的学术价值，只要未纳入那个主流伦理轨道，最终的命运只能沦为绝学。这样，到了20世纪30年代，我的老师李方桂先生就是引入西方的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第一人。1928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梵等多种文字，师从顶级语言大师美国的博克、布龙菲尔德和萨丕尔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理论，并在萨丕尔亲自指导下学习了无文字语言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印第安语的调查研究。1929年回国后，亲赴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对壮、布依、傣、侗、水等20多种语言和方言进行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这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Field Investiga—tion）”。田野调查在二三十年代可是个了不起的口号，因为胡适博士宣布：“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哪，‘理’哪，乃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所以那个时候讲科学的人，要取得“真理”，都忙不迭地往田野里跑。这可不是语言学一个学门的人，而是几乎所有中国的“科学”的学人，能动的都动了。不信的话可以查查南开大学方显庭教授（经济学）的英文回忆录，上面多次提到Field Investigation。至于著名地质学家、胡适的好友丁文江就是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于1929年在贵州大定县发现彝文典籍，后经继续在云南等地搜求汇编成《爨文丛刻》，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

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是一条极其重要的语言学定律。简单地说，它就是要求从音变的过程描述、证明语言的同源关系。本来按照传统的章句之学，只要查查典籍的记载就可以了，但按照实证主义的要求，就必须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你就要拿出第一手的、活生生的材料。为此就必须进行田野工作训练，了解、掌握相关的工作程序，比如审音、记音、是否预设词表、如何预设词表等等一系列技术环节，还必须录音，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是现代化手段了。后期再将搜集的语料按一定的规则分析、整理。

汉语方言之间音韵上的对应关系，可以和《广韵》作对比，以求得从中古音到现代音的大致演变情况。而《广韵》的音韵系统可以用具体的汉语方言去印证，这种印证可以逐渐分清公设性的复杂的《广韵》音韵“系统”的合成层次，又可以用来跟《诗经》韵脚和形声字的谐声系统对比，参之以明清以来古音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得出从上古音韵（周王朝的官话音韵）到中古音韵的大致演变情况。但是陈述从上古音到中古音，从中古音到现代音的演变情况都必须建立在演变程式的合理推导上，而在实际工作程序上，这种推导其实是建立在具体的现代方言调查基础上的。

所以我到今天仍然坚信，田野调查是语言学的基本功。如果对具体的语言结构（语音的、语法的）没有亲自分析的经验，是没法学好语言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