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南开校长亲述改革创新之路

南开校长亲述改革创新之路

时间:2023-08-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81年10月我被中央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这时也正是南开园百废待兴之际。我深感担任南开校长自身条件的不足,但党和人民的信任激发了我的事业心。例如南开大学与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等三所大学合作,在国内首创了合作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型式“南开——约克”模式。南开大学日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规模较大的文理平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有人说我在南开工作了50多年经历了风风雨雨,有人肯定我的一些成绩。

南开校长亲述改革创新之路

1981年10月我被中央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这时也正是南开园百废待兴之际。我深感担任南开校长自身条件的不足,但党和人民的信任激发了我的事业心。任期4年中,我不断鼓励自己和大家一起努力,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依靠有远见的同志们的支持,把南开的面貌改变过来,然后再把这副重任交给年轻的领导者去挑。

我首先把学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教学和科学研究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经过十年的摧残,南开当时的规模很小,学科残缺不全。于是我提出了“加强基础,着重提高,发挥优势,补充短线”的办学方针。我从各系选派最优秀的教师担任基础课的教学工作,注意充实图书资料和加强实验室的建设,有计划地进行教材建设;其次确实提高专业课的教学质量,开好选修课,建立现代化的实验设施以加强对学生的专业训练;同时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加强学科建设和梯队的培养,扩大研究生招生比例,提高学位研究生的质量;根据可能挖掘潜力,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发展一批国家急需的新兴、缺门和薄弱学科的专业,特别是文理结合、理工结合的交叉学科和理论与应用并重的专业学科。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当时南开文科只剩下文、史、哲、经、外语5个系9个专业,文、理科学生的比例为3∶7。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南开原有的基础,我主张先稳步发展应用文科,新建和恢复了法学系、图书馆系、社会学系、管理系、旅游系、金融系、国际经济系、政治学系,从而使南大应用文科的建设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在理科方面,我坚持在改造老学科的同时发展新学科,如对于原有的生物系,我积极促成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签定了支援我校分子生物学学科的协议,为南开生物学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为分子生物专业率先在全国成立创造了条件。此外还增设了计算机、电子学环境科学等一批新兴科学。

为了使南开大学在新的时代里加快前进步伐,我认为决不能“闭关自守”,而要立足于我们的实际“对外开放”,吸取世界科学文化方面一切有用的东西。所以我积极提倡以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合作来提高大学教学和科研水平。在我的倡导和筹划下,南开大学与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二十几所大学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并且派送出了大批教员出国进修和青年学者出国攻读学位。例如南开大学与加拿大多伦多约克等三所大学合作,在国内首创了合作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型式“南开——约克”模式。该模式受到了国家教委和加方的肯定。后来我到加拿大访问时还和麦吉尔大学签定了关于生物工程方面的合作协议。

4年的时光转瞬即逝,1986年经我多次请求,卸去了校长之职而改任顾问。我也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世界经济学术研究博士生的培养方面。使我欣喜的是,在我和全校教职员工特别是继我之后的新学校领导的共同努力之下,南开大学由原来的9个系16个专业发展为22个系50多个专业。有些有特色的交叉学科诸如人口学、数量经济学、计算机和系统科学管理科学、分子生物学、环境生物学等等,从无到有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先前提出的增加研究生招生专业,扩充硕士点、博士点提高办学层次,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思路后来也付诸实践了。南开大学日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规模较大的文理平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

在我风风雨雨的一生中,始终秉承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一个人对社会要多贡献少索取”。可以说对于经济学术研究和所从事的教育工作,我投入了毕生的心血,而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却是极低的,但我至今无悔。(www.xing528.com)

回首我从事教育工作的过程,强烈感受到教育是一门科学,办教育就要遵循它的客观规律。经历了我国的教育改革,对于实行高校教育改革,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认识,比如我认为办好大学,必须注意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要真正落实“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要允许和鼓励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另外,学校的教育制度应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必须有实事求是、严谨的学风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于学生,要求其练好基本功的同时应注意对其创造能力的培养;对于教师,要十分尊敬,要求才若渴,此外教师的晋升要打破论资排辈的旧观念,让中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有人说我在南开工作了50多年经历了风风雨雨,有人肯定我的一些成绩。我深感这些是对我的一种褒扬,与此同时,我也为自己几十年来要振兴南开的使命感和以校为家的责任感而自豪。即使在我退下来后,我仍关注南开园的建设和发展,并尽我所能争取为南开再献一份力。我卸任南开的校长以后,时间上更多的用在经济学术研究方面,在年轻同志们的支持下承担了西方跨国公司、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问题等课题。这些年看到南开大学在诸多方面的发展和南开人与时俱进的积极态度,我感到特别的欣慰。

整理者附注:本文在整理过程中,参考了《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天津社会科学名人》、《津门群星》等书籍,滕维藻先生本人也对文章的最后定稿给予了很好的意见。南开经济学院邱立成老师及张岩贵老师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特别是我的导师米镇波老师在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更是给予了我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在这里我深表感谢!

(胡筱华执笔整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