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拨乱反正工作：政治纠偏，思想批判，组织平反

我与教育事业可以说有着不解之缘。读书时，学的是高中师范，毕业后从事的是小学教育。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攻读完硕士学位后，我曾应聘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济研究室做经济分析工作。在上海的那段生活，应该说工作和生活条件都较好，行长陈光甫先生也很器重我，但我却无意于追求金钱和地位，一年后还是回到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和教育教学工作，并做了方显廷先生的助教，自此我的教学生涯又开始了新的篇章。我在认真从事教学工作，不断提高完善授课质量的同时，在经济研究方面也始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30岁时便被晋升为副教授。大家的认可和鼓励也不断地鞭策着我在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不断奋发图强。1946年到1948年间，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我作为一名青年教师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站在进步学生的一边，利用所学专长，通过演讲揭露、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并参加了护校委员会开展了护校斗争，与广大师生一起为坚守、保护南开园尽己所能。

解放后，南开大学也获得了新生，但又面临着革故鼎新的艰巨任务。作为一名骨干教师，1952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50年代，我开始担任南开大学财经学院金融系主任，继续从事指导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并开设了“资本主义货币流通”、“社会主义思想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理论批判”等课程。由于这些课程讲授翔实生动、联系实际、启人思索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与此同时，我还历任了一些行政工作，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教务长、教务长等职。工作中我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有了自己的认识，我认为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中国应通过教育改革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教育路子来。特别是50年代后期，我们的高等教育受“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不按教学规律办事频繁地搞运动，导致了教学质量下降。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章，指出要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不要走偏方向，要主要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扩大学生知识视野，还要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在工作中我积极参加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协助杨石先校长和吴大任先生等前辈教育家在南开园贯彻执行新的教育制度，重视对学生基础知识、基本工具、基本理论的教育；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重视因材施教和培养学生能力；严格学籍管理和考试制度。因为这些主张和作法在后来那场浩劫中我也深受迫害。但我并未因此而放弃对正确办学方针、方法的追求和坚持。

粉碎“四人帮”后，南开校园人心思治。1979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南开大学成立了拨乱反正办公室。在市委工作组的领导下我担任了办公室主任，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南开大学的拨乱反正工作，政治上对“文革”中强加在教师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予以澄清，思想上对“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予以彻底批判和纠正，组织上对受迫害的教师和干部予以平反、摘帽和落实工作。这些举措在校园里树了正气，南开校园也迎来了新的局面。(www.xing528.com)

80年代我有幸成为我国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并第一批享受国家特殊津贴。近20年来我辛勤耕耘，对于“桃李满园”（“执教六十载，桃李满天下，耕耘犹不息，夕阳更火红”李岚清贺词，1996年1月12日）固然愧不敢当，但我所培养的学生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所成就，比如冼国明现在担任了南开泰达学院的院长，邱立成任南开经济学院办公室主任，吴能全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任教，杨先明在云南大学发展研究学院就职，阎建东在深圳人民银行工作等等。他们当中大部分还担任了博士导师，为经济学研究新生力量的培养做着各自的贡献。

滕维藻教授和家人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