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重要成果及学术界合作状况

我可以说是从中国农村经济入手开始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大学时代，我系统学习了农业经济理论。但从在南开攻读研究生开始，便不断地接触到西方的许多经济学著作和学说，并结合国内的情况对如何通过工业化使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富强起来有了自己的认识。解放后我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经济理论。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研究要取得进步就应该与世界经济研究结合起来，在立足自身的基础上不断地吸收和借鉴世界经济研究的先进理论、经验和成果。

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便把研究目光从国内转向国外。那时为了学习苏联的经验，我开始学习俄语，由于时间紧迫，仅用了3个月就迫使自己的俄语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并紧密结合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撰写了评介苏联工业化经验的文章，为我国经济恢复工作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尽了微薄之力。为了把西方的经济理论更好地引入中国，我还先后参与了一些经济著作的翻译工作，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海约克的《物价与生产》、《通向奴役的道路》和伊利摩尔豪斯的《土地经济学》三部世界经济学名著。

60年代，我开始致力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开拓性研究，但我始终主张应把世界经济的研究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研究结合起来。一次，在国务院召开的国际问题研究规划会上，我提出研究世界经济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经济的看法，受到了一些前辈学者的支持和肯定。在60年代中期，经周恩来总理的筹划和批准，由我负责在南开大学成立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其中包括在我国一直是空白点的澳大利亚经济研究室。后在70年代中期，我和两位同事合作完成了《澳大利亚经济》（人民出版社，1975年）的撰写工作。这本书是国内最早有关澳大利亚经济的专门著作，系统地论述了澳大利亚所特有的经济结构及其社会福利制度。当时受到了学术界、外交部门和一些澳大利亚学者的重视。与此同时，我还参与了苏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统计资料的编写工作，所得的统计资料由于内容广泛详尽，还为学术界研究各国经济提供了资料条件。为了能更好地了解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动态，我参与了《垄断、财团、大公司》（1974年人民出版社）及诸如《美元霸权地位的垮台》、《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等专业性通俗读物的编写工作。

关于跨国公司的研究是我和同事们在国内世界经济领域进行的又一项开拓性研究，也是我付出了较大精力的一个研究领域。在60年代，世界上就涌现了大量的跨国公司，研究跨国公司的研究机构也相当多，但由于一些特定的历史原因，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应该说该问题的研究开始于1973年，当时恰逢中央领导同志要出国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急需了解有关跨国公司的情况。我和陈荫仿、殷汝祥等人，为此组成了临时小组，奋战了几个昼夜，写出了研究报告。在这个基础上，又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写出我国第一部有关跨国公司的专著《跨国公司剖析》。由于这本书成书的历史年代所限，其中的某些提法有些受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但该书还是通过大量的资料，讨论了跨国公司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介绍了它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剖析了它的性质及特点，研究了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引起的各种矛盾和冲突。1978年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有的大学还将书中的部分章节选进了教材，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还成为我国大学某些世界经济教材中有关章节的理论基础。

为更好地进行跨国公司的研究，由我负责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内组成了一个研究西方跨国公司问题的小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和小组成员们先后发表了数十篇论文，研究领域也从跨国公司的形成、发展以及它们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深入到跨国公司的特征、理论和实务、国际经济法，以及跨国公司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作用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诸方面。我们的西方跨国公司研究专题已成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之一。我在那段时间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如《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红旗》1981年第2期）、《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世界经济》1982年第6期）、《跨国公司的形成、发展和对跨国公司实现国际监督的必要性》（全文收录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的《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问题》一书中）、《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发展概况》（《世界经济年鉴（1983—1984年）》），以及《多国企业直接投资评价》（1982年在北京国际经济战略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和第三世界的对策》（1983年4月在第三世界基金会在北京召开的“南南会议——发展战略、谈判和合作讨论会”上的讲演）等。在这些论文和讲演中，我明确提出跨国公司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国内相对过剩的资本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牟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机构，是垄断高度发展的产物，其本质仍然是资本的私人占有。但与此同时，它又是当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资本的国际化和生产的国际化而必然出现的事物。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一方面使跨国公司在国际资本流动、资源的合理利用、技术的传播等方面具有现实或潜在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的私人占有性质与生产的社会化、国际化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在其国内与国外引起一系列的冲突，跨国公司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从国际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企业的跨国经营是个必然的趋势，那么，为了使跨国公司可利用的一方面，即其在国际投资、合理利用世界资源以及在技术转让等方面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就有必要对跨国公司的活动实行国际监督。而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管理和监督是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必然趋势，也是全世界广大人民的要求。为了实现这种国际监督，我认为在联合国范围内拟订跨国公司行动守则是十分有益的尝试。我的这些观点和主张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美国一位教授在看到我撰写的《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英文译文见《北京周报》1981年2月）后，来信说：“我研究跨国公司有几十年，您对跨国公司作用的看法我深表同感。”日本研究跨国公司问题的著名学者京都大学教授宫崎义一，在其专门著作《现代资本主义与多国籍企业》（［日］岩波书店，1982年）一书中也援引了我对跨国公司所下的定义，并作为一家之言来探讨和研究。在北京的“南南会议——发展战略、谈判和合作讨论会”上，我发表的有关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第三世界的对策的讲演，受到了许多第三世界学者的好评。参加这次会的泰国米拉隆功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会后为此专程来到南开大学就有关跨国公司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我所提出的关于对跨国公司必须实现国际监督的见解、对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拟订的《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的修改建议，在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的会议上也得到了普遍的赞同。1982年，我荣幸地被跨国公司委员会遴选为专家顾问（expert adviser），成为我国担任此职的第一人（前后我总共连任两届，有五年之久）。(www.xing528.com)

此后，对于跨国公司研究这项课题，我一直保有很高的热情，继续出版了一些关于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的专著、译著和学术论文，其中还有一些英文著述，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如《当前跨国公司参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若干形式》（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跨国公司与世界经济》（国际金融专题，1987年）、《跨国公司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英文专著，Lexington books，1988年；中文专著，南开出版社，1990年）、《跨国公司战略管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1986年的冬季，在我与美籍华裔教授王念祖主持下，在南开大学召开了有世界五大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教授出席的“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国际学术讨论会”。讨论会后的论文集英文版由美国海斯出版公司出版。1987年春，我接受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委托，撰写了《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现状和背景》的研究报告。我主编的《跨国公司概论》（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书，部分地总结了我和我的同事们研究跨国公司的学术成果。这本书后来被国家教委评为了1978—1994年间社科著作二等奖，1999年在南开大学第三届人文科学优秀科研成果的评选中又荣幸地被评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与此同时，在这次评比中《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也被评为天津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

在进行跨国公司课题研究的同时，我还关注了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美国经济等多方面的经济学术研究，并开拓了新的研究课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80年代我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红旗》、《南开学报》和香港《经济导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近20篇相关论文。在《战后资本主义生产集中和垄断的新发展》（《红旗》，1980年第16期）中，我指出战后资本主义生产集中和垄断的新发展，以及出现的某些新现象，并没有触动和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只是意味着极少数垄断资本家或金融寡头对本国或外国劳动者的剥削和掠夺在新的条件下强化了。在《资本国际化与国际垄断组织》（《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二期，与郑伟民合作）一文中，我进一步指出，区分民族托拉斯、康采恩和国际托拉斯、康采恩的主要标志，不是它们的所有制和资本的国籍，而是它们在参与从经济上瓜分世界时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这篇论文因较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战后资本国际化与现代国际垄断组织的特征和它们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政治原因，而在1985年获得了“孙冶方优秀论文奖”。

1980年10月，我作为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美国，在芝加哥国际经济战略讨论会上，宣读了论文《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对外贸易型式》。这篇论文中，我分析评价了西方流行的国际贸易发展战略理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并且还对中国的外贸发展战略进行了论证，受到了与会学者的较高评价。这篇论文在南开大学学报刊出后，日本《亚细亚经济旬报》（1981年12月）和广岛经济大学《经济研究论文集》（1982年2月）先后译成日文刊出，并都做了长篇的评介，称该文分析时吸收了比较优势的学说，“富有创见性”，“是帮助日本学者了解中国国际贸易战略的一篇好文章”。后来这篇论文收入到由片冈幸雄编译的《对世界经济的挑战——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日文］，东京出版株式会社，1986年）中。1983年2月，我在《南开学报》（1983年第一期）与他人合作发表了《试论八十年代的西方经济形势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提出了建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型式的发展，尽管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典型的对外贸易模式的演变有某些相似之处，却不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模式的递嬗，而是类似“内向策略”和“外向策略”并存，有条件的“进口代替”与“出口代替”兼用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国内学术界和有关领导部门受到重视。

1985年10月，我与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郑伟民进一步合作，在《世界经济》（1985年第10期）发表了《实行对外经济开放的内外根据》，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要求，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内部依据。此外，还有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向》（世界经济文汇，1986年）、《分享经济：评价和启示》（经济研究，1987年）、《有关外商投资的八个问题》（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8月31日）、《中国天津的外来直接投资》、《世界格局变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内参》1990年6月）、《欧洲形势巨变对世界经济的的影响》（《世界经济》，1991年第2期）、《The status of FDI in china of its prospects》（《南开大学学报》，1991年11月）、《国际形势巨变与亚太经济》（《南开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太经济》，1991年）、《关于中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答客问》（1991年11月25日）、《关于支持和鼓励大中型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政策建议和政策措施》（世界经济，1992年第2期）、《雅尔塔体系崩溃与国际经济形势》（《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年3月）等论文。在对世界经济诸多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不断感到世界经济的研究是要“外为中用”，深入研究国际经济问题要和我们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学术研究的同时，我还参与了许多与我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有关并对其有一定补益的工作，如关于世界经济等方面的著述的编审工作。在1980年初和1986年春，我主持审编了我国高校教科书《世界经济》第一版和修订本，协助已故的钱俊瑞先生审编出版《世界经济百科全书》。1986年我与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日本青山大学教授奥崎裕司、神奈川大学教授小林一美，合编了《东亚史研究》（日文），该书由日本东京汲古书院出版。我还担任了我国《世界经济年鉴》编委会的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