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会议：南京大员商讨明末帝国继承人

考察中国历史，有一个令人深省的现象，那就是原本立国于北方或中原的王朝，由于遭到外敌毁灭性打击，往往都会采取退往南方再图中兴的策略。比如西晋为前赵所灭后，皇族司马睿即逃往建康，以偏安的方式再续晋朝大统一百余年；再比如北宋为金所灭后，皇子赵构逃往临安，也以偏安的方式再续宋朝大统一百余年。甲申之变，北中国落入清朝手中，坐镇南京的衮衮诸公们都有理由相信，由于南京原本就有一套留守的政府班底，在南京延续大明国祚的把握要远远胜过仓皇奔赴南方的司马睿和赵构。但叫人意外的是，与东晋和南宋相比，南明政权存续的时间短得可怜。清代学者戴名世在他的《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中对此大为感慨：呜呼，自古南渡灭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地大于宋端，亲近于晋元，统正于李昪，而其亡忽焉。——与东晋和南宋相比，南明的政权基础、物质积累和军队保有量都更为优越，却没能像东晋和南宋那样偏安上百年，而是昙花一现，这里面一定有一些因由。这因由，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点：君王昏庸，奸臣弄权，武将私斗。

崇祯自缢、京师陷落的消息从北京传到南京，已是甲申年四月中旬。自从明成祖朱棣把大明的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后，南京仍然作为陪都保存着一套完整的政府班子，究其实质，不过是想做狡兔三窟式的准备，当北京一旦有变，南京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存亡续绝。

按多年以来的惯例，并结合当时的实际，甲申年南京方面最重要的实权集团主要由兵部尚书史可法、凤阳总督马士英、户部尚书高弘图、都御史张慎言、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姜曰广以及勋臣、操江都督、诚意伯刘孔昭和合称为江北四镇的高杰等四位将领组成。

南京的大员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立何人为帝，以继明朝大统。按古老的继承法统，最有资格继位的当然是崇祯的太子或另外两个儿子，但此三人都被李自成所俘虏，且下落不明，自然不在考虑之列。会上，大臣们提出了另外两个候选人，一个是福王朱由崧，一个是潞王朱常淓。福王朱由崧的父亲，就是那位万历打算立为太子的老福王朱常洵，由于大臣们坚决反对，朱常洵没能接过万历的权杖，而是封到了河南当他的亲王，过着“日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的糜烂生活。1641年，李自成打下洛阳后，愤怒的农民军将这位肥胖的亲王杀死后混同鹿肉一起做成福禄宴填进了肚子。两年后，朱由崧在北京袭封福王。1644年3月，甲申之变后，朱由崧逃往南方。潞王朱常淓则是隆庆的孙子，与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是堂兄弟，当时也因甲申之变逃到南方。

就福王和潞王二人在朱家皇位继承谱系里的位置来说，福王要优于潞王，他和崇祯是同一个祖父的堂兄弟，而潞王和崇祯则隔了较远的关系。因此，一部分大臣主张迎立福王，但以东林党为首的另一部分大臣则反对立福王——当年，东林党人就因为反对万历欲废太子而立老福王朱常洵而与福王家族结下了梁子，要是朱由崧一旦登上大位，东林党人还有好日子过吗？位居南京诸臣之首的史可法虽不是东林党人，但他认为从品行上看，福王有七大不可立，那就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和干预有司。当时，史可法在南京对岸的浦口整军备战，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朝中同僚，提出了福王的七不可立。和福王相比，离皇位血统稍远的支系潞王则素有贤名，他的封地遭到李自成军队进攻时，还亲自出城和农民军打过仗，稍微被史可法看好。

皇位的继承，不仅关系到继承者本人的命运，也关系到不同的拥戴者今后截然不同的命运。凤阳是朱元璋的家乡，这里有他父母及祖宗的陵墓。甲申之变时，凤阳总督为马士英。按理，马士英乃地方高级官员，无权过问中央政府的事情，但在阮大铖的点拨下，他明白了这时候如果能够力排众议，拥立福王为帝，那么今后的朝廷就会由他姓马的说了算。这是一桩奇货可居的买卖，于是，他联合了诚意伯刘孔昭和江北四镇中的高杰、刘良佐和黄得功，在没经过南京政府任何指令或授权的情况下，擅自派人找到了流亡在淮安的福王，然后率军昼夜兼程送往南京。当史可法等人还在讨论到底谁更适合成为这个残山剩水的小朝廷的君王时，福王在马士英等人的簇拥下，已经抵达南京——于是，史可法不再坚持福王的七不可，只得将汤下面地率众臣拥立福王。福王刚经历了惊弓之鸟般的流亡生涯，忽然被众臣拥立为君，“王色赧然欲避”，但终究还是在半推半就中成为南明小朝廷的第一个皇帝——先是称监国，旋即称帝，改元弘光，是故历史上把福王朱由崧称为弘光或弘光帝。

马士英的拥戴果然收到了预想的回报，他与史可法等人一道成为东阁大学士，也就是实际上的内阁成员，然而马士英对这样的人事安排的反应竟然是勃然大怒——因为他一向忌惮的史可法虽然改任礼部尚书，但仍然掌管兵部之事。马士英将当初史可法写的那封福王七不可立的信悄悄交给了弘光，在交信的同时，还带了一部分军队入朝。于是，弘光下了另一道旨意：任命马士英为兵部尚书，同时仍兼凤阳总督，并入京主持工作，史可法则即日起到江北督师。

除了马士英一党和少数别有用心的大臣外，举国臣民对这样的安排报以一片哗然——马士英的奸诈和贪欲正如史可法的正直和清廉一样，几乎是举国公认的不争事实。南京士民向政府请愿，要求留下史可法，但这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吴县的卢渭率领太学生们向朝廷上奏，奏章里引用北宋灭亡的教训来影射当下：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宋终北辕。仅就语言的表达艺术而言，这的确是精彩的神来之笔，可惜再神来之笔也于事无补，只是徒增惆怅而已。

甲申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正式称帝，改元弘光。次日，当南京城还沉浸在庆贺新君登基的一派真真假假的欢乐中时，史可法带领一小队人马匆匆出城前往江北；与此同时，踌躇满志的马士英开始入阁办事。

甲申年夏天的南京城，除了极少数有识之士，几乎还没有人——上到新君主弘光，下到文武百官——意识到这个小朝廷即将面对远远比农民军更为强悍、更为志在必得的敌人，那就是一方面忙于追击李自成，一方面忙于派人招降或是以武力攻占了河北、山东和河南等广大地区的清朝。那时候，这个偏安帝国的上下人等都乐观地认为，他们帝国的出路依然光明：其一，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说服清朝撤军，大不了划一部分土地，再每年付一笔并不太巨大的岁贡；其二，即便清朝不肯撤军，帝国也可以像历史上曾有过的东晋和南宋那样，把偏安的局面维持一百年以上。至于一百年以后又该如何，那是子孙的事情。虽然他们并不知道那句著名的“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但他们的确可以不管以后的世事如何变幻了。

以南明拥有的军队数量和掌控的地盘来说，实现长久的偏安并不是太难的事。与草创之初的东晋和南宋相比，南明的条件远远优于前二者。首先，尽管中原地区和陕西、四川、湖北等地遭受了多年战争和灾害的创伤，但富甲天下的江南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这里仍然是帝国物产最丰富、人口最密集、赋税最主要的地区；其次，因为长期作为陪都，南京的政府班子很容易扩建；第三，南京有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在今天看来，虽然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在古人那里，这是正统的象征。对帝国治下的臣民，是一个精神上的鼓舞。

意外的是，弘光政权很快就灭亡了。可以说，它灭亡的速度令人惊讶，它灭亡的经过令人觉得窝囊。

历史上，当南北朝对峙时，长江往往是双方的界线，而几乎无一例外的史实是，当天下归于统一时，总是南朝被北朝所灭。作为南明这个小帝国里不多的几个明白人之一，史可法熟读经史，对历史往事烂熟于胸，因此，他审时度势地提出并施行的一大军事措施就是设立江北四镇。所谓江北四镇，是指将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和刘泽清四位原本活动于今天的山东、河南和江苏一带的总兵及所辖军队，在长江以北划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战区。江北四镇的设立，是基于一个基本考虑：如果以长江为界，那么所谓的天险事实上并不可靠，不但北伐恢复中原无望，即便偏安也将日暮途穷。要想守住长江，必须守住江北，而设立江北四镇，正是为此。

具体说来，江北四镇的防区划分如下：

高杰占据南直隶北部的黄淮地区，驻泗州，有徐州、丰县、盱眙、五河、灵璧、宿州、蒙城、亳州、怀远等十四个州县，负责南直隶北部的战事；刘良佐占据淮河以南的南直隶中西部地区，驻临淮，有凤阳、临淮、颍上、颍州、寿州、太和、定远、六安和霍邱九个州县，负责南直隶中部和西部的战事；黄得功占据长江以北的南直隶中部地区，驻庐州，有滁州、和州、来安、含山、全椒、合肥、巢县和无为等十一个州县，负责支援在其北部的高杰部和刘良佐部；刘泽清占据淮安州，驻淮安，有清河、宿迁、海州、沛县、盐城、安东、邳州等十一个州县，负责南直隶东北和山东南部的战事。

江北四镇每镇定员三万，共计十二万军队。四镇之外，史可法以督师身份驻扬州，居中调遣，直属三万余人。这总共十五万人，算是南明军队的主力。此外，还有原驻扎于湖广一带的左良玉部五万多杂牌军，再加上南京附近长江之畔的江防军及城防部队，总共计三十万人左右。按史可法的方案，每个士兵每年的饷银二十两，政府每年的军费预算需要七百万两。然而，当年弘光政府财政收入的总预算也不到六百万两，两相比较，尚差一百余万。更何况，政府的财政收入还得用于官员的薪俸、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朝廷礼仪的开支，不可能全部用作军费。且即便全部用于军费，也还有不小的漏洞——也就是说，弘光政府成立之初，即遭遇了崇祯年间的同样困境：财政困难。

在一个大厦倾覆的兵荒马乱的年月，武力不仅最具威力，也最能给拥有武力者带来尊严和好处。弘光政府无法给江北四镇拨出足够的军饷，同时又要仰仗他们作为国之干城，保卫岌岌可危的小朝廷，就必须给他们另外的好处。这另外的好处有两条，究其结果，都无异饮鸩止渴，结果渴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把饮者毒死了。

第一条好处是给包括江北四镇在内的大批将领加官晋爵。四镇中，黄得功封为靖南侯，高杰封为兴平伯，刘泽清封为东平伯，刘良佐封为广昌伯。伯和侯都是极其显赫的爵位，举个例子可以说明，曾经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为明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刘伯温，论功行赏时也不过封为诚意伯。刘泽清等人寸功未立却无功受禄，这种做法引起了文官们的极大反感。弘光政府的实权掌握在马士英手里，马士英知道要想稳定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交好江北四镇这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于是借朝廷对四镇的加官晋爵而暗行笼络，国家的恩典成为私人市恩图报的手段。

第二条好处影响更坏，那就是授权四镇在他们的战区内拥有独立王国般的事权：“一切军民听统辖，州县有司听节制，营卫原存旧兵听归并整理，荒芜田土听开垦，山泽有利听开采，仍许于境内招商收税，以供军前买马制器之用，听各镇自行征收。”这一政策相当于把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全部交给了四镇长官，四镇长官成了他们战区内的小皇帝。政府在江北既没有官吏任免的人事权，也没有赋税征收的经济权，只有史可法依凭他的个人威望，庶几能够勉强调动其军队——但这种调动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得以不太影响四镇的既得利益为前提。

追溯江北四镇的四位最高首长，他们身上都有洗不清的污迹：高杰是李自成的同乡，多年来一直追随李自成，由于作战勇敢，李自成派他守卫大本营。期间，他和李自成的老婆邢氏——邢氏是李自成杀韩氏之后抢来的女子——私通，由于害怕李自成发现后惹来杀身之祸，高杰降于洪承畴，反过去打李自成，曾随贺人龙击败过张献忠。李自成进军陕西后，高杰逃到山东。刘泽清出身行伍，“为人性恇怯，怀私观望”，曾经向朝廷冒功邀赏，还曾谎称堕马受伤，崇祯为此下诏赐其医药费四十两银子。当李自成挥师京师时，崇祯下诏令其进京勤王，刘泽清却拒不奉诏；李自成军队进入他驻防的山东后，他不战而逃至淮安。刘良佐在甲申年之前也曾和农民军打过多年交道，京师陷落后，他受马士英之邀率军进入南直隶，沿途淫掠，激起所过州县吏民的强烈反抗，而他的胞弟刘良臣则早在1631年就已随总兵祖大寿降清。后来清军南下，刘良佐不战而降，与乃弟不无关系。四个战区首长中，形象稍微正面一点的只有黄得功，但黄得功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粗人，行事鲁莽，不计后果。他十二岁时偷喝了其母刚酿的米酒，其母责怪他。他说，这很容易赔你的。当时正值清军入关与明军作战，黄得功持刀混进清军队伍，砍翻了两名清军士兵，提着他们的头跑到官府领到了五十两赏银，他把钱交给其母说，这就算赔你的酒钱。

弘光政府对江北四镇的优待遭到了来自朝野的强烈抨击。像高杰和刘良佐、刘泽清等人，不仅无功，反而有过，却得到朝廷的殊荣，而一些曾经在北方同农民军作过战的将领却一无所有。被崇祯称为“清正敢言”的刘宗周为此向弘光上书，认为刘泽清、高杰和漕运总督路振飞三人均在战前把家属预送到南京，已经做了逃跑的打算，依照军法，临阵脱逃者应处以斩首，“臣谓一抚二镇皆可斩也”。刘宗周的批评招来了马士英、高杰和刘泽清的极度仇恨，马士英在弘光面前大说刘宗周的坏话，高杰和刘泽清则先后派出几批刺客，打算直接结果当时闲居于丹阳的刘宗周的性命。但是，当刺客看到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终日危坐，“未尝有惰容”时，竟然没敢动手。

刘宗周的批评和朝臣们的牢骚，无法更改江北四镇成为独立王国的事实。据说弘光也意识到这种做法不妥，但他同时又明白，如果得罪了手握重兵的江北四镇，他还能否继续坐在龙椅上，也是一个未知数。为此，他对手下人叹息说：事已成，奈何？

只有史可法一直固执地认为，高杰虽然为人粗野嗜杀，其所部军队纪律涣散，但高杰部战斗力最强，高杰本人也可以德感化后加以利用。当时，高杰一直想占据江南最为富庶的扬州——扬州后来成为督师史可法的驻地——但扬州士民早就对高杰的恶行深恶痛绝，坚决不同意他进城。高杰大怒，下令攻城。扬州知府率领由扬州地方部队和居民组成的部队拼死抵抗，高杰进攻了一个多月也没攻下。恼羞成怒之余，他下令部下在城外大肆烧杀抢劫。放在承平时代，一个总兵胆敢如此胡作非为，早就犯下诛灭九族的大罪。但事情发生在大兵压境的非常时期，朝廷也拿他无可奈何，只得派史可法前往扬州调停。史可法到了扬州后，一面责备高杰，一面又替他开脱，说是扬州地方官员乱杀掉队的散兵，高杰才做出后来的举动。史可法的袒护下，高杰滥杀无辜的行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而是被调到瓜洲了事。在史可法这种严谨正直的文官看来，高杰的行为肯定早就其罪当诛，然而为了国家计，只能听之任之。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高杰和黄得功向来不和，他怀疑自己被调防到瓜洲，是朝廷要把扬州划给仇人黄得功。于是趁黄得功不备，向黄部发动突然袭击，如果不是亲兵死命保护，再加上黄得功本人勇猛异常，黄得功差点就死在这场突袭中。黄德功本来脾气就暴躁，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呢？史可法只得又出面和稀泥，当和事佬，自己拿出一笔钱赔付给黄得功，说是高杰所出，黄得功方才悻悻作罢。

四镇将领不和，黄得功和高杰更是势同水火，当时即有人向史可法提出，“四镇咸跋扈，宜使分，不宜使合，务别其忠顺强梗之情以懋劝之，而阁部大树兵以自强，乃可制也”。史可法虽然也认为这一建议很正确，“然卒不能用”。当四镇之间发生严重对立甚至仇杀时，史可法只能像几个儿子打架，自己在一旁痛哭流涕，至多拉拉架的老母一样无计可施。

人都有两面性，高杰一方面常常滥杀无辜，一方面却对弘光小朝廷忠心耿耿。这种忠心，据说来自史可法的人格魅力——高杰攻打扬州，史可法只要求他撤兵，没做其他处分，高的妻子——亦即李自成的前妻邢氏——被史可法所感动，因而出面劝导高杰，而高杰一向很听邢夫人的话，从此唯史可法马首是瞻。史称“杰感可法忠，与谋恢复”。如前所述，当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班子，不是听命于制度与法令，而是感动于长官的精神才遂许驱驰时，它的前途几乎可以料定。

由于高杰手握重兵，清朝也对他寄予厚望，豪格曾多次写信或派人到高杰营中，指望高杰反水，均遭高杰断然拒绝。1645年正月，高杰奉史可法之命率军北上，抵达归德，打算联络总兵许定国。许定国与高杰同样有着深不可解的宿仇：高杰还在李自成军中时，曾杀害过许定国的家人。甲申年夏，当许定国听说高杰被任命为四镇之一时，气得破口大骂。更何况，此时许定国早已暗中降清，并悄悄送了两个儿子到清军营中为人质。

高杰邀请巡抚越其杰和巡按陈潜夫与自己一起到许定国驻防的睢州城，与许共商大计。越其杰劝告高杰：许定国有异心，不能轻往。但高杰乃一介武夫，而且从骨子里看不起许定国，认为许定国没胆量把自己怎么样，因此坚持入城。为了向许定国表示友好，高杰甚至只带了几百人的卫队。许定国知道高杰要前来的消息后，早就做好了准备。他一面暗中安排军队，一面对高杰毕恭毕敬，找了许多妓女陪高杰的卫队饮酒。晚上，高杰的这支小部队人人皆醉，许定国一声号令，这些醉拥红妆的卫士们全成了刀下之鬼。高杰被一群长枪手包围，他提刀砍杀数人后，力气渐渐不支，被长枪手们“攒聚杀之”。许定国计杀高杰后，即北渡黄河，投降清朝。次日，高杰部将闻变，愤怒之极地杀入睢州城，许定国早已跑得无影无踪，睢州城的老百姓充当了替罪羊，“老弱无孑遗”。

史可法闻知高杰在睢州被袭杀的消息后，流涕哀叹说：中原不可为矣。于是，史可法下令停止北伐，回师扬州。当时，一个叫阎尔梅的文人在史可法军中做幕僚，他向史可法建言，尽管高杰被杀，北伐受阻，但也不可退回江南。当下之策有几种，其一，继续北伐，渡黄河收复山东；其二，向西征，收复河南；其三，暂时驻扎徐州，以观事态变化。应该说，阎尔梅的这三条办法都不无可行之处，但史可法此时似乎心态大变，只想退回江南，退回他的督师之地扬州。

高杰死后，黄得功和刘泽清都想把他的部下和地盘占为己有，剑拔弩张的局面随时可能演变成同室操戈，史可法只得又出来调停——可以想象，无休无止的内讧与调停，已经使这位身材矮小的督师心力交瘁。是时，史可法年过四旬，膝下仍然没有一子半女。在遵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这是一桩非常严重的事。史可法的夫人提出为他讨个小妾，以便生个一男半女。史可法拒绝了，他叹息着说：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

当史可法像个救火队员一样忙着为江北四镇的矛盾与仇杀疲于奔命时，作为小朝廷首都和大后方的南京却是另一番景象。

自从史可法不得不出外督师，弘光政府的实权就落到了马士英手中。按照中国的传统，每一朝的正史都会给奸臣们辟出专门的章节，《明史》中列入《奸臣传》的人不多，只有胡唯庸、严嵩及周延儒等数人，而马士英和他的好友阮大铖也是这不多的几个奸臣之一。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原籍广西梧州藤县，和袁崇焕（有种说法认为袁是藤县人）是同乡，据说还是同一条街上的街坊。一条街上出了一正一邪两个大人物，也是一桩异事。就像说到昏君就必须说到荒淫，说到奸臣就必须说到狡诈一样，说到马士英，另一个必须说到的人物则是阮大铖。

万历四十四年，马士英以举子身份前往京师会试，与安徽怀宁人阮大铖订交，从此成为挚友。三年后，马士英中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历任严州、大同知府。崇祯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到任不到一个月，马士英就贪污公款数千金，以赠朝中要人，被镇守太监王坤揭发，“坐遣戍”，只好流寓南京。在南京，他和早年的至交阮大铖不期而遇。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另类的才子，他们无恶不作的同时却又才华横溢，比如隋炀帝杨广，北宋蔡京，明朝严嵩，再比如我们正在说及的阮大铖。阮大铖留名青史，一则他是晚明时期政坛的真小人，二则他是明清之交文坛最富才华的真才子。一个小人而又才华横溢，好比把一桌佳肴摆到厕所里，总给人以怪怪的感觉。

阮大铖的才华主要表现在戏曲方面，他平生共创作了十一部戏曲作品，目前流传下来的只有《燕子笺》等四种。其他作品之所以失传，并不是由于年代久远，而是他投降清朝做了大明贰臣后，许多家里藏有阮氏著作的读书人深以为耻，纷纷将其付之一炬方觉解恨。(www.xing528.com)

由于众所周知的学而优则仕的古老游戏规则，传统中国的官员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能吟几句诗词作几篇游记的文人，马士英也不例外。阮大铖曾经请马士英为自己的诗文集写序，马士英称阮乃明朝开国以来第一诗人。这一称誉虽有所夸张，但也有事实基础。明季最富才气的文人张岱，也对阮大铖称道不已。阮大铖的政敌冒辟疆、侯方域等人，曾经请戏班子演出阮大铖作品，几个年少轻狂的风流公子一边痛骂阮大铖的为人，一边对阮大铖的作品赞不绝口。

但再伟大的作品也无法更改阮大铖作为小人和贰臣的本质。阮大铖三十岁即中进士，与东林党重要人物左光斗是老乡，和另一位东林党重要人物魏大中则是同年，早年也以东林党外围人物自居，很快却走到了与东林党势不两立的另一面。事情的起因是当时他有望升迁为吏科给事中，不过由于东林党人赵南星、高攀龙和杨涟的反对，他的希望落空。阮大铖失望之余，投靠到了东林党的死对头、阉党领袖魏忠贤门下。阮大铖为人极其工于心计，他一方面依靠魏忠贤为靠山，一方面私底下也怕魏忠贤将来不得善终，会让他受牵连。他每次前往魏府拜见，出来时总要用重金从门房那里把自己的名片要回来。尽管如此，等到魏忠贤被崇祯所灭，行事谨慎的阮大铖仍然被东林党咬住不放。整个崇祯朝十七年里，阮大铖一直郁郁不得志。

李自成农民军逼近安徽，阮大铖迁居南京城，招纳了一批人谈兵说剑，做出一副有军事才干的样子，想通过这种方式引起朝廷的重视，从而重新任用他。但斯时的阮大铖早已不耻于士林——不仅是东林党，即便以清流自居的持中立立场的士大夫，都对他侧目而视。为此，黄宗羲、顾杲等人针对他写了一篇《留都防乱揭》，该文历数阮大铖多年来的种种罪状，并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面对气势汹汹的东林党及外围士人，阮大铖既怒又怕，然而他此时只是一个赋闲的白丁，只好闭门谢客，暂避风头。当时，与阮仍然保持暗中来往的，只有他的知音马士英。

周延儒是晚明官员中进入《明史》奸臣传的另一位知名人物，他曾做过多年崇祯朝首相，最终被崇祯勒令自尽。周延儒当政时，曾到南京公干，阮大铖带了一大笔钱财在途中向周延儒行贿，要求周向朝廷举荐自己。周很为难：你的名字早就列入了逆案，这怎么能行呢？所谓逆案，指魏忠贤倒台后，崇祯钦定曾经依附过魏的官员而予以处罚的案件。阮大铖沉吟良久：既然我不行，那瑶草如何——瑶草就是他的知音马士英。周延儒答应了。这样，到了崇祯十五年六月，恰好凤阳总督高斗光因丧师失地被法办，周延儒就帮助马士英当上了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凤阳总督。——此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明朝吏治腐败异常，马士英这种贪污公款的官员，居然可以轻易复出；轻易复出不说，还被委以如此重任；委以重任的原因，则是向首辅行贿。仅据此，我们就可以断定，这样的政府即便没有敌人去摧毁它，它也要走向末路。其二，阮大铖与马士英的关系的确非同寻常，阮大铖甚至愿意用自己的钱替马士英购买政治前途。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当马士英一朝大权在手，不可能不对阮大铖投桃报李。

果然。当马士英拥兵迎立福王，从而成为弘光政府的第一号人物时，他立即想方设法要让臭名昭著的阮大铖东山再起，而处于政治下风的东林党人和一般清流人士坚决反对。围绕阮大铖复出与否为核心的斗争，事实上是晚明阉党和东林党政治博弈的延续。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它贯穿了晚明几十年的政治生活。可怕的是，当北面的清军大兵压境时，你死我活的党争依然是弘光小朝廷从崇祯时代延续下来的永恒主题。只图一己和一党之得失，不顾天下与社稷的安危，这就是所有时代党争的本质。

当史可法不得不出外督师，留在南京中枢机关的弘光政府要员分为两派，一派是东林党或因同情东林党而走得比较近的官员，以姜曰广、张慎言等人为代表；一派以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代表，还包括了刘孔昭和赵之龙等人。至于江北四镇，除高杰因被史可法感动而站在史可法一边外，其余三镇都是马士英的人。唯一拥有军队而又反对马士英的将领，只有驻防于南京上游的左良玉。左良玉之所以反对马士英，并不是他本人具有什么正义感，仅仅只是不满于马士英对江北四镇大加封赏，对他却不闻不问。

弘光小朝廷开张之初，张慎言代弘光拟了一道诏书，要求广搜人才。张慎言特别说明，凡是逆案中榜上有名的官员，则不可轻议。马士英见后大为不满，令刘孔昭等人胁迫张慎言删掉这一条。此后再以阮大铖懂军事为名，向弘光隆重推荐，弘光召见了阮大铖，准备起用。

阮大铖行将复出的消息引起清流派一片嘘声，姜曰广、吕大器等人同时向弘光上疏，认为阮大铖乃先帝钦定的逆案巨魁，万万不能任用。马士英一边亲自为阮大铖辩护，一边唆使依附于他的一批官员——其中包括明朝的几位封爵为王的宗室，“连疏交攻”。大学士高弘图早年曾与东林党人有隙，马士英以为可以跟他搞统一战线，“必当右己”。在给弘光的疏中，马士英说，高弘图一向对我很了解，他也会赞同我的意见。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高弘图表现出了难得的原则性，他明确告诉弘光：先帝钦定的逆案，绝对不可擅改。马士英只好利用他与弘光的铁杆关系，逼迫高弘图主动请求辞职。这时，左都御史刘宗周上书说：即便阮大铖真的像马士英说的那样懂军事，有才能，但我以为他那种结党害人的品性，终究会给国家带来危害。所以阮大铖的复职与否，实在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我请求皇上还是收回成命吧。从理论上讲，左都御史是朝廷最高级别的纪检官员，但是，当大学士都不得不被逼辞职时，左都御史的劝谏更算不了什么。果然，弘光下诏严厉批评刘宗周，并替阮大铖开脱说：“年来国家破坏，是谁所致？而独责一大铖也！”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古人早就说过忠奸不两立的话，但对于到底该不该起复阮大铖，一向被认为是正直典范的史可法居然首鼠两端地出面和稀泥。他为马、阮开脱说：现在国家大事败坏到了这种地步，在起用人才方面应该宽泛一些，不能再囿于以前定下的规矩。如果再坚持不用逆案中的人才，会给人以心胸狭窄的结论，不欲以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也。史可法如此做，或许有他的良苦用心——就像他同意马士英的安排，由马主政南京，他本人督师扬州一样。一切委曲求全都是为了小朝廷的团结与和谐。但是，在大是大非之前模糊立场，当时就有同僚批评他虽然雅孚人望，亦有失言之过。

阮大铖的进退，究其实质，仍然是晚明派系斗争的延续。东林党为首的清流派——包括高弘图这样的非东林人士——之前不愿立福王为帝，乃是怕福王上台后清算当初东林党和老福王的恩怨；福王即位为弘光，东林党已处于尴尬境地，如果当初身为阉党重要人物的阮大铖再上台，东林党的日子更不好过。所以，无论阮大铖贤能还是平庸，都不是问题关键。关键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党同伐异。

正当弘光政府的要员们为阮大铖的进退争得沸沸扬扬时，又发生了一场荒唐的闹剧：甲申年六月底，湖广巡按、监军御史黄澍入朝上疏，宣称马士英有十可斩之罪。朝见时，黄澍当着弘光和诸多高级官员的面，历数马士英的十大罪状。说到义愤处，涕泗纵横。弘光也为之动容，认为黄澍说得有理。马士英只好仓皇下跪请罪。恰好，马士英跪在了黄澍身前，黄澍竟持笏猛击马士英的后背，大喊：“愿与奸臣同死！”马士英痛得失声尖叫，请求弘光阻止黄澍的暴力侵犯，弘光无奈地摇头不语。良久，弘光才对黄澍说：卿且出。事后，弘光私下对秉笔太监韩赞周说：马阁老宜自退避。弘光退回后宫，早就收受了马士英大量贿赂的太监田成向弘光哭诉说：陛下如果不是得到马公的拥戴，哪里当得了皇帝？现在罢他的官，天下必然说皇上负恩。何况只要马公在，凡事都不必劳烦您。马公走了，天下谁复念皇上呢？弘光听了，觉得有理，马士英因而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由此看来，弘光对马士英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完全蒙在鼓里；况且，他还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从他的种种事迹分析，弘光智商中等，不像他的前辈天启那样，很轻易就被魏忠贤忽悠了一辈子。奇怪的是，这个并不呆笨的皇帝，却自始至终对治理东南半壁江山缺少应有的激情。他知道马士英的行为在危害他的江山，却完全没有制止的念头。

阮大铖在马士英的力挺下，顺利实现了复出夙愿，他先任兵部左侍郎，后来又升任兵部尚书、右都御史。上任后，阮大铖没有忘记在野十余年来受到的来自东林党的窝囊气，他开始处心积虑地报复。这报复行动，就是所谓的顺案——东林党中的光时亨、龚鼎孳和周镳等人，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曾投降大顺政权，并被任命为大顺官员。现在，阮大铖力主对这些附逆的官员进行处理，即他所谓的顺案。

顺案冠冕堂皇，东林党人明知这是阮大铖的报复，“唯向附东林者不得免焉”，却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最终，光时亨等人被处以凌迟之刑，东林党核心人物吕大器、刘宗周、姜曰广以及虽非东林党、但与东林党走得较近的人纷纷被迫辞官或被免职。至此，弘光政府的大权全部落入马士英和阮大铖之手。

甲申年底，清军前锋攻陷江苏北部的宿迁等地，督师史可法急忙派人向马士英告急，请求驰援。马士英接到紧急文书后大笑不止，当时杨文骢在场，问马为何大笑。马士英胸有成竹地回答说：你以为真的有这种事吗？这是史公的心计也。一年将尽了，他手下的边防将士要叙功，军费也要预算，他现在汇报说清军压境，不过是为了叙功和增加预算罢了——联系到前面讲过的史可法为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和稀泥，马士英的大笑可谓意味深长。

当史可法在长江以北苦撑危局，一会儿忙于调停四镇之间的矛盾，一会儿忙于调动手里少得可怜的军队抵挡清军前锋时，南京城里的弘光及马士英、阮大铖君臣也没闲着——他们都在竭尽全力地为自己、也为偏安的小朝廷掘一座坟墓。

马士英主政之初，向弘光提出了当务之急的四件事，这四件事，完全置大军压境、民不聊生的现实不顾，统统都是为讨好弘光。以致事情传出之后，闻者笑之。这四件事分别是：第一，迎接在逃难中和弘光走散的弘光之母。第二，为弘光之父建陵。弘光之父即老福王，早在李自成打下洛阳时就处死后煮食了，尸骨无存，依然得建一座耗资巨大的皇陵，并为他上尊号。第三，严密防范宗室的其他藩王，坚决不能让其他大臣拥戴他们。第四，弘光还没有儿子，应尽快大量挑选秀女入宫。

对弘光来说，这四件事件件都像一只温暖的熨斗，恰到好处地熨到了心头，他对马士英的建议全部照准。于是，就在外有清军逼近长江，农民军骚扰各地，内有党争纷乱，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弘光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选秀活动。时任给事中的诗人陈子龙上疏说：“近日中使四出，民间女子稍有姿色，即以黄纸贴额，选入宫中，闾里骚然，请行禁止。”但禁止是不可能的，选秀的同时，弘光紧急下令：赶快修建宫殿。这位溺于酒色的小国之君似乎预见到了大批江南美女的到来，将会使原本宽阔的后宫也人满为患。还是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吧。

《鹿樵纪闻》称，高弘图主政时，弘光有时还过问一下政事，及至马士英主政，从此“拱手听之”。弘光如此做，估计原因有两个：其一，对有拥戴之功的马士英充分信任；其二，也是更重要的，这位被史可法评定为七不可为君的小国之君，压根儿就没有做一个皇帝的基本素质和最低水准。对他来说，当皇帝最大的收获就是从此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纵情酒色。至于这个国家到底要往何处去，他根本没考虑过。

为了选秀，礼部下令凡是富室官家有隐匿者，四邻连坐，乃至于有母女同时自尽者。秀女进宫，弘光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深居宫中，唯以演杂剧，饮火酒，淫幼女为乐”，民间给他取了个很不恭的绰号，叫作“老神仙”。

如前所述，偏安的南明赋税锐减，军费开支庞大，两相比较，国家每年的赋税还不够军费，遑论各级政府和官员们的办公费用和薪水呢？面此窘境，弘光依然表现出他当福王时富可敌国的大手大脚，他以原有宫殿漏水为名，大兴土木。由于他在位仅一年就做了清军俘虏，许多基建在他下台时还在建设之中。他又以大婚为名，为皇后制作礼冠，冠上遍镶猫眼石和祖母绿等价值连城的珠宝，仅一顶礼冠的造价就高达白银十万两。

财政困难，主政的马士英想到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搜刮民间，“因佃练湖，放洋船，瓜、仪制盐，芦州升课，甚至沽酒之家，每斤定税钱一文，利之所在，搜刮殆尽”。但是，晚明以来几十年间，广大民众积贫已久，要想从民间，尤其是从普通民众头上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并不现实，相当于从鸡爪子上刮油。马士英很快想出了第二招，那就是公开出售官职和生员身份。他先是从广大士子开始，规定各府州县童生只要交一定的银子，就可以免试取得秀才资格，直接参加科举考试。此后，又明码实价地卖官，如武英殿中书九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拔贡一千两，内阁中书二千两。一时之间，江南——特别是南京——有几个闲钱的富户，纷纷向朝廷纳钱买官。乃至于乡下的地主们竟把土地卖了，跑到城里买个官做，“一时卖菜儿莫不腰缠走白下（今南京），或云把总衔矣，或云游击衔也，且将赴某地矣”。这种做生意式的买官，到任后必然要通过权力加倍地收回投资，吏治如何，不言自明。

卖官的收入，一部分入了政府国库，一部分作了弘光后宫开支，还有一部分则落入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的私囊。当时南京的一首民谣一针见血地讽刺说：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

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

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

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一派风雨飘摇与鸡争虫斗之中，甲申年终于挨到了最后一天——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除夕到了。

这个除夕夜，史可法远在扬州军中，他独自批阅公文到夜半，觉得肚子饿了，同时也想起今天是除夕，便向厨子要酒吃。厨子回答说：肉食都按你的吩咐分给将士们了，没有什么可以下酒的菜，只有一些盐豉了。史可法便就着盐豉喝闷酒，他的酒量本来很好，一个人能喝几斗不醉，不过自从到了军中之后就戒了酒。当天晚上，他一连喝了十多杯，想起国家破碎至斯，不由悲从中来，泫然涕下。泣罢，酒力上涌，他靠在小几上睡着了。天明时，将士们按惯例聚集在辕门外，等待史可法召见。往常早就洞开的辕门居然关着，将士们遥指着议论纷纷。知府任民育说，相公像这样多睡一会儿，实在不容易。于是令打更的人依旧打四更鼓，并令左右不要惊醒了史可法。一会儿，史可法醒了，听见鼓声，大为生气，左右向史可法转达了任民育的意思，史可法才息了怒。

同样是这个除夕，距离扬州几百里外的南京兴宁宫中，则是另一番景象。当天晚上，弘光兴致勃勃地亲自动手张灯结彩，太监韩赞周劝他：天下大事正处于棘手之中，这种琐屑小事，何劳陛下您亲自动手呢？弘光漫不经心地说：天下事有马阁老在主持，何必忧虑呢？到了深夜，弘光忽然闷闷不乐，还是这个韩赞周，关心地上前问弘光：陛下刚搬进新宫，应该高兴才对，如此郁闷，是因为思念皇考吗？弘光听了，一言不发。过了老半天，他才徐徐地回了一句：梨园殊少佳者——你以为我是在思念故去的父亲吗？你以为我是在为江山社稷担忧吗？才不是呢，我是为戏班子里没有特别出色的戏子发愁。

弘光和韩赞周这番对答，令人绝倒。至此，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何拥有包括富庶的江南地区在内的大半个中国以及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弘光政权仍然灭亡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了。

另外一个关于弘光的记载则说，弘光对女色有着异于寻常的热爱，不知是谁告诉他虾蟆可以壮阳，于是他兴师动众，令人到处捕捉虾蟆制作房中药。民间因此又给他取了个“虾蟆天子”的绰号。他最信任的首相马士英玩弄权术之外，业余生活的一大爱好是斗蟋蟀，故民间取名“蟋蟀相公”。以蟋蟀相公对虾蟆天子，倒是十分工整。

弘光政权灭亡于甲申年次年，即1645年五月。其实，早在甲申年七月，也就是弘光刚宣布承继帝位两个月后，著名诗人陈子龙就无限悲愤地看到了这个小朝廷不可挽救的宿命，他在给弘光的奏章中沉痛地说出了他对这个小朝廷的深忧：

今当乾坤板荡之余，保有东南，渐图恢复，国势之弱，兵力之单，以祖宗朝全盛之时，不啻数倍，若不亟图自治之方，先为根本之计，无论恢复之期不可必，且何以立国？此臣所以日夜彷徨，寝食俱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