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一个士大夫的艰难抉择

自从有了所谓夷夏之防的说法，那些生活在少数民族政权治下或是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对峙之下的汉族知识分子，便比其他时代的同行多了一份艰难选择。对晚明士大夫洪承畴来说，当他被同僚和上司目为能吏时，他绝对没想到命运会给他开这么一个残忍的玩笑。

松山城破，洪承畴为清兵所执，他必须面对这一艰难抉择：生还是死？降还是不降？一旦成为鞑子的座上宾，就意味着将坠入不为时人和历史所容的贰臣逆子的深渊。对一个生活在三百多年前农耕时代的士大夫来说，这样的选择过于艰难，过于痛苦。但洪承畴别无选择。在选择之间进行选择，是他唯一可行的选择。

在信息传递原始落后的明朝，当松山城破的噩耗传到北京，举国哗然。稍令崇祯宽慰的是：有消息说主帅洪承畴在城破之际自杀殉国。崇祯既伤心又感动，虽然这个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没能如自己所愿那样彻底干净地解决辽东的后顾之忧，但他毕竟能在关键时刻杀身成仁。比起临阵脱逃的王化贞之辈，无疑判若云泥。大是大非面前，他体面地维护了帝国的尊严。

为此，崇祯亲自为洪承畴写了一篇祭文，叫作《悼洪经略文》，并向全国发表。此外，他还下令用王侯才有资格享受的祭坛来祭奠洪承畴，而且崇祯本人也要亲自前往寄托哀思——显然，在那个大小官吏皆如同惊弓之鸟的混乱年头，洪承畴殉国的事迹值得大加表彰，以示垂范。然而令崇祯和大明帝国都非常尴尬与愤怒的是：当崇祯主持的祭奠才祭到第九坛时，从辽东加急而来的塘报说，洪承畴没有自杀殉国，而是投降了清朝。

洪承畴不是没有想过自杀殉国，甚至还付诸了行动——城破时，他在官署里打算拔剑自刎，忽然又想给自己留个全尸，于是改为上吊。但还没等他找到上吊用的绳子，蚁群般的清军已冲进官署。

被俘后的洪承畴被紧急押送到当时清朝的首都盛京，即今天的沈阳。与他一同被俘的其他几位高级官员如丘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等被就地处决——现在看来，处死这几位同事，某种程度上有威吓洪承畴以逼其降的意思。但是，在盛京，洪承畴对前来劝降的满汉官员破口大骂，并绝食求死。皇太极很着急，派出最信任的汉臣范文程前往羁押地做工作。

洪承畴也知道范文程是名臣范仲淹的后人，他对范文程更没好脸色，赤着脚，披着发，指着范文程破口大骂。范文程一点也不着急，任由洪承畴自顾自地骂。等到洪承畴骂得差不多了，范文程也不劝他投降，而是东拉西扯地谈古论今。谈话之间，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让范文程心里有了底：一块尘土从屋梁上掉下来，落在洪承畴衣服上，洪承畴赶忙伸手把尘土掸掉。范文程见状，很快结束了谈话。这位善于洞察人心的清朝首席汉臣回去告诉皇太极：洪承畴一定会投降的。他的理由是：一个自以为将绝食而死的人，对自己的衣服都这么爱惜，何况是自己的性命呢？

此后的情节就和中国历史上屡次上演的义释俘虏的故事如出一辙：皇太极来到关押洪承畴的房间，很亲切地嘘寒问暖。当时正值关外隆冬时节。皇太极见洪承畴衣服单薄，顺手解下自己身上的大衣披到洪承畴身上：先生你冷不冷哦？洪承畴的反应，《清史稿》上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

洪承畴降清后，受到皇太极的极大礼遇，这种礼遇甚至引起了皇太极手下那些多年来浴血奋战、所向披靡的将领们的不满——洪承畴不过是一名被我们俘虏的囚犯，皇上为何对他优礼有加？皇太极反问众将领：我们栉风沐雨，究竟是为了什么？众人回答说：想得到中原呀。皇太极笑了：比如行路，你们都是瞎子，现在得到一个引路的人，我怎么不快乐，不厚待他呢？众将领这才心悦诚服，知道他们亲爱的陛下在为夺取中原的万里河山作前期准备。

洪承畴1593年生于福建泉州。他于1616年，也就是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那一年中进士，从而走上仕途。这似乎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这个福建人一辈子都将与他出生之时还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满人发生曲折而复杂的关系。

洪承畴降清后，在皇太极时代基本处于重而不用的状态。到了顺治进军中原，这位“引路的人”终于发挥了极大作用。1644年，洪承畴随多尔衮征明，军队到了辽河。当甲申之变的消息传到军中，洪承畴敏锐地感觉到：入主中原的大好时机业已到来，于是向多尔衮提出了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进，直趋北京的策略。后来的事实证明，洪承畴的主意乃上上之选。

清军入主北京后，洪承畴受命平定江南。数年时间里，他率军南下，消灭了多支农民军和南明军以及抗清义士组建的义勇军。他定江南，掠湖广，占云贵，是故史称“清初诸大政，皆定自太祖、太宗朝，是为承畴事成之”。

洪承畴死于康熙四年，谥号文襄，这是一个文臣能得到的与文正、文忠之类的谥号相比肩的总结。然而，以汉族士大夫和深受国恩的高级官员身份而投降异族，并帮助异族消灭了自己的国家，从洪承畴降清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他将是一个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是非之人。(www.xing528.com)

有几个关于洪承畴的颇具意味的小故事，从中可以洞见，洪承畴易服剃发，成为清朝的高级官员后，他曾经遭遇的一次又一次的难堪。虽说与肉体的消失相比，这样的难堪或许算不上什么。但对一个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而言，他内心深处所受到的震动和羞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故事之一：南明弘光政权派南京兵部右侍郎左懋第出使北京，寻求与清朝方面的和谈。清朝志在天下，根本没有和谈的意思，作为使者的左懋第被拘押。洪承畴受命前往劝降左懋第，左坚决不承认面前这个着清朝官服的人是洪承畴。他说：你一定是鬼！洪督师在松山死节殉国，先帝曾经亲自祭奠他，现在哪里会又冒出个洪督师呢？洪承畴明白这位老先生是在装糊涂讽刺自己，也只好悻然而去。

故事之二：洪承畴攻下南京后，准备搞一场法事祭奠阵亡将士。正在筹备时，他早年的一个姓金的学生前来求见。金生很谦虚地请求洪承畴，说是他写了些文章，想请老师指点指点。忙于军务的洪承畴哪有时间看酸秀才的迂腐文章呢，就推口说眼睛不好，看不清楚。金生说，不妨，我念给老师听吧。说罢，金生就当着众多官员的面大声念起手中的文章，众人一听，大为吃惊——金生念的哪是他写的文章，分明是崇祯写的《悼洪经略文》。当然，这位勇敢的学生会遭到怎样严重的处罚，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故事之三：顺治四年，天下初平，功德圆满的洪承畴奉召回到北京。他派人把老母从福建接到京城——洪被俘后降清，崇祯居然没有迁怒于洪的母亲，这是一桩很奇怪的事情。按明朝皇帝的作派，洪的所有家属原本只有死路一条。洪母到京后，一见洪承畴，就举起手中的拐杖往洪头上打去，一边打一边骂：你接我来，是为了让我给你当旗下老婢吗？我今天打死你为天下除害！面对愤怒的母亲，洪承畴唯有狼狈逃窜。

每个朝代覆亡之际，都少不了两种人：死节的忠臣和变节的叛臣。从几千年中国传统道德和政治伦理来讲，不消说，前者总是备受时人和后人的赞美，哪怕他们的死节乃是于事无补的枉死。而后者总是注定要受到无以计数的批评和斥骂，哪怕他们的变节最终有利于一个新朝代的开启。

这个事例说明，简单地用道德和伦理标准来衡量世人世事，既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也容易使人沦为简单空洞的道德家和伦理家。但世事和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它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和标准。

其实，就在明朝刚刚覆亡、反清复明还是一种时尚的奢谈时，一位曾经热心于反清复明的大儒就思考过这样的问题：腐败的明朝是所谓的正统，而新兴的清朝是异族，那么生逢其间的士大夫，到底是顺应历史潮流成为异族的功臣，还是逆历史潮流成为正统的殉葬品？这个大儒力图将个人为王朝效力和为保存文明效力区分开来。

他认为，世事变幻，天道运转，有亡国和亡天下之分。所谓亡国，就是“易姓改号”，也就是朱家王朝变成了爱新觉罗家的王朝；而亡天下，则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至于士大夫如何在国和天下之间选择，这位大儒认为“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士大夫在历史巨变之前，首要选择是为保存文明、文化而努力，接下来才是为王朝效力。

这位大儒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思想家顾炎武。顾炎武进一步指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按这种思路，如果清政府能延续中国的文明，比如儒学、礼仪，那就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为了腐败无能的明朝尽忠的事应该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从另一方面看，为了不“亡天下”，明朝的忠臣似乎甚至应该和清朝合作。

对明朝忠臣，尤其是有才干的明朝忠臣而言，他们或许因为对明朝的感情而不愿接受清朝的官职，但他们又困惑于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理想。如果放弃任官，这些忠臣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为了一个不可能挽回的明朝而放弃自己的理想，最终无所事事度过一生吗？大变革之际，他们陷入了深长的迷乱之中。

与他们相反，洪承畴这些人正在积极建设这个国家。历经战乱痛苦不堪的中国在慢慢恢复元气，正急需大量人才来完成重建帝国的任务，而明朝最后的孤臣们拒绝参与这一切，这是不是逃避自己治国的责任呢？

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对清王朝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到了乾隆年间，当大清的统治日益稳固，洪承畴却被列入了深含贬意的《贰臣传》。这就是扑朔迷离的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