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18年抚顺城下到1644年清军入关-帝国的疼痛

从1618年抚顺城下与明朝第一次交锋，到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二十六年间，明清之间大小战争无数，但真正对明亡清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战役只有三次半。三次即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1621年的沈辽之战和1641年的松锦之战。半次则指1626年的宁远之战。为何把宁远之战算作半次，下文将慢慢分析。

三次战役中的前两次，清军方面的总指挥均为开国者努尔哈赤，后一次则是皇太极。

先说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之战的起因，很显然，在于上一年努尔哈赤在抚顺大败明军，引起明朝上下的极大震骇。几十年幽居深宫的万历也深感建州势焰益张，边事十分危急。幸好，那时候，明朝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后来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而是从东北漫延到西北，再加上贵州苗疆在内的少数民族起事。明朝才有力量和机会从各地抽调军队物资，兵发辽东。按明朝的如意算盘，是想通过萨尔浒之战彻底消灭努尔哈赤，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问题。为此，明政府令杨镐经略辽东，从各地调集部队八万八千人，再加上叶赫部及朝鲜方面出动的两支偏师性质的增援部队，明朝军队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多达十余万，号称四十七万。然而，明朝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也过低地估计了对手。萨尔浒之战最终的胜利属于努尔哈赤。

朝廷派往辽东的杨镐是负责监察的御史出身，曾随董一元雪夜穿过墨山，攻击蒙古炒花帐部而获得知晓边事的虚名。然则，当他为主帅率兵进入朝鲜以抗日本时，竟然“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却因倭将行长的诈降计而“委弃于一旦”。事发后，“诡以捷闻”，由于首辅赵志皋的营救而仅以罢官了事。此后，这位在辽东及朝鲜多有败绩的文官，在清军崛起之时，被认为熟谙辽事，东山再起，任兵部右侍郎并经略辽东。

萨尔浒乃是满语音译，意为碗架或木橱，位于今天的抚顺市东面的大伙房水库。当是时，萨尔浒地处浑河与苏子河合流处，西距抚顺七十里，东距努尔哈赤的都城赫图阿拉一百里，东北靠近努尔哈赤于天命三年在铁背山上所筑的界凡城。从萨尔浒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它是明朝和后金之间的水陆要冲，是后金的门户所在。

行文至此，想起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故事说，一头狮子追捕一只兔子，竟然没有追上。有人就嘲笑狮子，狮子说，我不过是为了一顿午饭，兔子却是为了一条命。这个故事套用在萨尔浒之战上，或许有其相似之处：明朝方面，它给了杨镐之辈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后金方面，却是在自家大门前大战，一旦战败，国破家亡的悲惨下场必不可免。两相对比，哪支军队将会更玩命更志在必胜，不言自明。

再用烦琐的文字去回忆和追述当年的战争场景既无必要也无意义，仅举一个小细节，即可从侧面证明明军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明军总兵刘与主帅杨镐不和，他借口地形不熟，不愿如期进军。杨镐大怒，威胁要把刘军法从事。经过部下苦口相劝，杨才悻悻作罢。

萨尔浒之战在三个地点打了三场，总共用了五天时间。五天里，明朝的四路大军阵亡将近五万，其中文武官员即有三百余，而后金方面，仅损失了三千。杨镐作为萨尔浒之战的明军总指挥，必须对这次失败负责。他被免职后逮下诏狱，依法论死，却没立即执行，而是在狱中关押了十年后，于崇祯二年伏法。

萨尔浒之战是后金与明朝之间的第一次大战，它标志着明朝在辽东地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而后金则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多年以后，乾隆在回顾祖先的创业之路时，曾对此役评价说：“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

再说沈辽之战。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大败告终，消息传到北京，明朝朝野震惊。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以前把努尔哈赤丑化和贬低为骚扰边疆的跳梁小丑，其实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为了收拾辽东残局，熊廷弼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代替已下诏狱的杨镐。

熊廷弼乃进士出身，是典型的文人。但与一般文人不同，熊廷弼的气质和性格更像职业军人。他身高将近七尺，膀大腰圆，能够左右开弓。然而过于意气用事，“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往好处说，熊的性格直率坦然；往坏处说，不够灵活变通。

熊廷弼具有多年来在辽东地区任地方官的经验，现在被委以辽东防务重任，当即提出了他的新主张，那就是在有选择性进攻的前提下作长期固守。熊廷弼在任期间，一方面整顿军务，一方面安抚人心。取得萨尔浒胜利的努尔哈赤之所以没能像想象中那样乘其余威直捣辽阳和沈阳，最大的原因就是忌惮熊廷弼。

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包围首都马德里的叛军将领摩拉得意地对记者们说：我的四个纵队包围了马德里，但最终拿下马德里的将是第五纵队——这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第五纵队，摩拉用来暗指里应外合的共和军内奸。和拱卫马德里的共和军一样，熊廷弼也遭遇了可怕的第五纵队。不同的是，摩拉的第五纵队是他派出的间谍拉拢的共和军将领，而熊廷弼遭遇的第五纵队则是对其无休止攻击的京师的小人们。

熊廷弼刚烈外露，这在历代中国官场上都是最容易碰壁吃亏的。首先向熊廷弼发难的是一个叫姚宗文的吏科给事中。给事中职位低下，权力却不小，是可以直接批评任何级别大臣的言官。此人数年前曾请求熊廷弼为他代请补官，但他显然找错了庙门，熊廷弼连想都不想就拒绝了。对此，姚宗文一直怀恨在心，并寻找报复的机会——小人之所以成为小人，不仅因为他们睚眦必报，更在于他们为了睚眦必报，可以不择任何手段。哪怕为此毁掉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也在所不惜。恰好，熊廷弼到辽东上任不久后，朝廷命姚宗文前往巡查。姚回京后向皇帝反映，说熊廷弼“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总而言之，熊廷弼一无是处。更要命的是，姚宗文不仅自己攻击熊廷弼，还发动一大批京官党同伐异。一个姓冯的御史耸人听闻地给熊廷弼列举了“无谋者八，欺君者三”的罪名。一时间，明朝中央政府到处都是关于熊廷弼的坏话，而一无所知的熊廷弼还在千里之外的辽东苦心经营。

一个单位如果有十个人，假设其中有一个人做事，另外九个人游手好闲，遭到非议和责难最多的，肯定就是做事的那个人。非常不幸的是，熊廷弼就成了那个遭到非议和责难的做事者。以熊廷弼的性格，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呢？为此，他上疏自辩，辩而无果，赌气向朝廷提出辞职——朝廷里那些蝇营狗苟的宵小们，早就巴不得他离开。他果然一辞就准。熊廷弼离开辽阳时，老百姓挽着他的车驾不让走，纷纷痛哭流涕：数十万生灵，皆熊大人一人所留啊。然而，老百姓的愿望注定只是被忽略的枝蔓，毫不影响肉食者们的决断。

自毁长城的事情，人人都知道是愚蠢之举，但永远都会有人兴致勃勃地干下去。熊廷弼被迫辞职后，朝廷任命袁应泰接任。袁应泰曾任过多年地方官，也在中央政府任过职，史称他“历官精敏强毅”，然而“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牛能负重却无法致远，马能致远却无法负重。以牛致远，以马负重，不是牛和马的错误，而是主人的荒唐。

一向深为忌惮的熊廷弼的离职，终于让努尔哈赤看到了进军的希望。就在此时，短命的明光宗坐上皇位一个月即暴死，天启继位，也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位热爱和精通木工活的皇帝。于是乎，趁此天赐良机，1621年早春三月，当辽东大地厚厚的积雪还没来得及在春天的暖阳里消融时，努尔哈赤的八旗劲旅就发动了摧枯拉朽的沈辽之战。

沈辽之战中，最先被后金攻下的是沈阳。是战，驻防沈阳城外的七万明军被完全击溃，闻讯赶来救援的总兵陈策及两万四川兵阵亡殆尽，陈策以下还有包括副将和把总在内的一百余名中高级军官阵亡。沈阳被后金夺取后，袁应泰固守辽东重镇辽阳，他亲自率兵出城迎战追赶而至的皇太极，后金主力趁势夹击，明军大败后退回城中。几天后城陷，袁应泰与侄儿及奴仆等人一同自杀身死，总兵朱万良等高级将领战死。

有明一代，辽阳都是辽东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先后经略辽东的熊廷弼和袁应泰都驻守辽阳，把守住辽阳当作守卫辽东的第一要义。然而，这座已经被明朝统治了二百多年的军事要地还是不可救药地陷落了。袁应泰在辽阳城楼上自缢前，无限悲凉地向着北京的方向下拜，并说：“臣至辽，见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辽、葬辽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皇上收拾人心为恢复计。”袁应泰自缢死国，求仁得仁，似无遗憾。但对一个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来说，他所肩负的重任，并不会因为他的一死了之而可推卸；他所造成的无法扭转的局面，更不会因为他的一死了之而有一丝一毫的好转。(www.xing528.com)

辽阳失陷了。明军将士或死或降或逃，对居住在这座边疆城市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固然习惯了明朝的统治，习惯了明朝的语言、服装和习俗，但当改朝换代的时刻来临，如何让自己和家人活下去才是压倒一切的硬道理。在努尔哈赤莅临之前，辽阳城的老百姓像他们原本看不起的女真人那样剃了发易了服，表示归降。这座几个时辰前还血流遍地、杀声震天的城市，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张灯结彩，到处都贴满了用黄纸书写的万岁标语。中午时分，喜洋洋的鼓乐替代了渐行渐远的战鼓，两旁的街道立满了官员和百姓，这些已然战败的人们满脸堆笑地迎接新主人努尔哈赤的到来。

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按学者阎崇年的观点，沈辽之战是“明清激烈军事冲突的高潮，标志着双方政治形势的转化——明朝在辽东统治的终结，后金在辽东统治的确立”。

沈辽之战惨败后，朝廷又想起了愤而辞职的熊廷弼。然而，熊廷弼的再度出山不但没能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反而落了个传首九边的悲惨下场。辽阳和沈阳的陷落，昭示着辽东之事更加难以作为。偏偏朝廷在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时，又赋予了辽东巡抚王化贞相当大的事权。两人地位和权力旗鼓相当，且都是颇为自信的方面大员，再加上王化贞的后台是与熊廷弼不和的首辅叶向高，经抚不和，相互拆台必不可免。

最坚强的堡垒往往也要从内部攻破，何况明朝的堡垒远远算不上坚固呢？辽阳陷落后，辽西走廊最重要的据点要数广宁。当时，王化贞驻守广宁，所部为明军主力，熊廷弼驻守在距广宁四十里的右屯，所部为明军偏师。攻下辽阳将近一年后，努尔哈赤完成了对军事重镇广宁的备战。最重要的是，他成功地招降了王化贞的部将孙得功。当孙得功的内应在广宁城内放火冲杀，配合城外的后金攻城时，惊慌失措的王化贞在几个亲信的拼死掩护下逃出城去，广宁城由此陷落。溃逃路上，王化贞遇到了熊廷弼。面对丧魂失魄的王化贞，熊廷弼幸灾乐祸地呵呵冷笑。

然则，按明律，封疆失守，“情罪深重，国法难容”，此前已有杨镐渎职下诏狱的先例，王化贞唯有死路一条。熊廷弼不是直接责任人，按他本人的想法，自己即使遭受处分，也不可能身受极刑。但熊廷弼的想法过于天真，与王化贞相比，他在朝中树敌太多，他刚直的性格在关键时刻让他付出了血的代价：他和王化贞一同被捕下狱，一同被判处死刑，但没有立即执行。

最终，熊廷弼死于阉党之手。当熊廷弼关在狱中时，阉党领袖魏忠贤已然崛起，深受天启的信任。熊廷弼由于与坚决反对阉党的东林党人站在同一政治立场，魏忠贤趁机捏造了一纸圣旨将他处死。处死后，他的头颅被传送到被称为九边的九个军事重镇，作为对驻守边疆的将士们最直接的警告。这九边东起辽东，西到甘肃，要沿着九边这道弧线走上一圈，估计没有小半年的工夫不可能完成。朝廷如此不辞辛苦地把那颗失血的人头展示九边，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向戍边将士展示朝廷的威严和法律的无情。然而，在晚明那样一个朝廷腐败无能、法律倒行逆施的年头，这样的展示到底有多少人因而对朝廷心悦诚服，完全是个未知数。

熊廷弼含冤被杀后，事情还没了结。阉党以国家名义对他的家属的迫害还在继续：他被诬告说生前贪污了大量军费，他的儿子必须退回这笔数额巨大的莫须有的赃款——这让人想起几十年前天启的祖父向他死去的导师张居正的儿子追索赃款，逼得张家走投无路的往事。几乎是张居正故事的翻版——熊廷弼的长子于极度悲愤与绝望中自杀，其女也由于悲痛过度，吐血而亡，熊廷弼的夫人则遭受了各种罕见的凌辱。直到崇祯继位后，方才给这位明末杰出的边才平反，但也仅仅只是停止追讨压根儿就不存在的赃款，并允许把熊廷弼那颗早已干枯的头还给他的儿子，由其回家安葬而已。

史学家谈迁认为，熊廷弼之死是一个标志，那就是镇辽者“益非其人”，最终的所作所为，“必尽掷于强邻，而社稷随之矣”。

最后说松山之战。导致熊廷弼掉脑袋的广宁之战发生于1622年，而松山战役则发生在1641年，两者相去差不多有整整二十年之久。二十年间，后金——即后来的清朝——和明朝之间虽然小战不断，但一直没发生决定性意义的大战。其原因，在于双方1626年的宁远之战让势如破竹的后金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松山之战刚刚结束时，清朝大臣佟图赖、张存仁等人给清太宗皇太极上了一道奏章。奏章建议，清朝应趁着明朝人心摇动、北京震骇的大好良机，立即率大军进取北京，消灭明朝。对此，皇太极很清醒地回答道：“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

皇太极认为，明朝的确腐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砍倒这棵大树，无论有多大力气，企图一斧子就大功告成，那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是从大树两旁斫削，砍到一定时候，大树就会自己倒下来。从努尔哈赤起兵打天下到1644年他的孙子顺治迁都北京，其间是三代人的努力。为了砍倒大明这棵大树，爱新觉罗家族付出了三代人的心血，皇太极是这三代人中继往开来的第二代。如果说努尔哈赤以勇猛的精神所向披靡而著称的话，那么皇太极则以老谋深算的稳健经营继续着爱新觉罗家族的“砍树”事业，他所指挥的松山之战，就是其中最精彩的神来之笔。作为明亡清兴决定性的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役，皇太极指挥的松山之战正是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641年，在中原，为大明崇祯十四年；在关外，为大清崇德六年。这一年，农民军张献忠部攻破襄阳，处死了崇祯的叔祖父襄王朱翊铭，负责围剿农民军的最高指挥官杨嗣昌为此畏罪自杀。农民军李自成部攻破洛阳，处死崇祯的叔父福王朱常洵——就是万历万分疼爱、想立为皇帝的那个家伙，接着又在汝南大破明军并斩杀总督傅宗龙。这一年，还有两个远离政治、军事纷争旋涡的文人相继辞世。他们都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才子，一个是小品文作家、复社领袖张溥，一个是旅行家和游记作家徐霞客。张、徐二人尽管生逢乱世，但由于身处远离动乱中心的江南，他们毕生倒还能保证诗酒欢娱的悠闲生活。然而，他们不可能预料到的是，仅仅再过三个年头，大地就将像陶轮一样翻转过来。他们幸运地早死了三年，因而没有遭遇那个大厦倾覆、生灵涂炭的大乱世。

1641年前后的明朝已经千疮百孔，它既要应对内部的农民军，还要分出一只手来对付关外日益强大的清军。这时，崇祯似乎痛下决心。他于松山大战前两年，把向来有名将和边材之誉的洪承畴从中原战场调至关外，出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洪承畴长期与李自成部等农民军打交道，是农民军比较忌惮的老对手，本人亦以知兵自诩。史称“洪承畴剿御有方，遂自秦抚进五省都督。每逐贼，奔驰往还数千里。母在官舍，过门不入。士卒感其义，争为效死”。从计六奇的这段记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那个大厦将倾、黄钟将毁的时代，当文官爱钱、武官惜命成为常态，进士出身的洪承畴是一个了不起的异数。

按崇祯的部署，洪承畴不仅要解救被清军围困的由总兵祖大寿驻守的锦州，还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辽东问题。为此，已然捉襟见肘的明朝集结了由八位总兵统率的十七万军队，其中步兵十三万，骑兵四万，其情其景，就好比一位已经输红了眼的赌徒孤注一掷，企图一举翻本。可惜，崇祯又一次输得血本无归。

老成持重的洪承畴以步步为营、且战且守的方式向锦州靠拢，但急于求成的崇祯能容忍满洲坐大多年，却容忍不了洪承畴的缓兵之计。他一方面下密旨要求洪尽快出战，另一方面甚至派出太监到前线监军。洪承畴无奈，只得令总兵杨国柱率部先行，但甫一行动，杨国柱即遭清军毁灭性打击：杨本人被击毙，军队溃散。洪承畴不得已，再次准备固守，但这时皇太极已昼夜兼程六日到达锦州，并进驻到杏山和松山之间，切断了洪承畴军队的粮道，还挖掘了一道深八尺、宽丈余的壕沟，将明军全部包围。

面对清军如此阵势，明军慌了手脚。洪承畴下令突围，早已做好准备的清军挥师追杀。其中总兵吴三桂等六镇兵马由松山向南突围，打算沿着海岸线逃跑，但在清军铁骑的追击下，走投无路的明军被逼到海边。这时正值海水上涨，明军要么死于清军的刀箭，要么死于汹涌咆哮的海水。《清太宗实录》对此的记述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侥幸逃脱的明军残部，在主帅洪承畴的率领下进入小城松山，清军从四面赶到包抄，松山成为一座内缺粮草、外无救兵的孤城。

消息传到北京，崇祯急火攻心，屡次发表上谕，一会儿要求增援军队向松山靠拢，一会儿要求洪承畴突出重围。但铁定的事实是，明朝既无援兵可发，洪承畴也无力突围。坚守到第二年春天，这支掘鼠罗雀的军队已经山穷水尽，洪承畴的部下再也无法忍受毫无希望的坐守孤城。他们擒拿了自己的主帅，把他交给了敌人。松山既平，杏山和塔山亦相继落入清军手中。松山之战到此告一段落。此一战，标志着明清在辽东长期相持阶段的结束。明朝在关外的据点除了孤城宁远外，其余全部落入清军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