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海关：中华帝国的伤痛

甲申年四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礼政府向各部门发通知说：主上东征，不日回京登极，凡该管衙门预先备办，毋致临时失误。此时，驻屯于北京的众多大顺农民军将士都知道，他们的最高首长李自成正率军二十万，东征驻守于战略要地山海关的故明平西伯、总兵吴三桂。

驻屯于北京的大顺军将士不知道的是，就在礼政府下令为李自成的登基作准备时，李自成所率的二十万精锐大军已被吴三桂和清军联手击败，他们的主公正在狼狈逃回北京的路上。

《甲申传信录》中的一句记载可以想见李自成农民军败退时的狼狈：“步兵尽死，马一日夜驰五百里，心胆消丧。”对李自成和他麾下的将士来说，崇祯自尽，明朝灭亡，大家都以为天下已定，大功告成，没有多少仗要打了。可没想到小小一个山海关却成了他们的滑铁卢。他们更没想到的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竟把关外的满洲军队引进中原，从而使得甲申年的中国命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一个人可能因失败而变得暴戾，一支军队同样如此。败回北京当天，大顺军“大队入城，全无纪律”。这支几天前还春风得意的军队这时已成疲惫之师，官兵人等遍搜驴骡。与遍搜驴骡同步进行的，是对民间的抢劫和对妇女的奸污。不少受辱后义不再生的妇女纷纷投井自杀，其数“不可胜计”。

甲申年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风雨飘摇的北京城武英殿登基即位，接受百官朝贺，并追封七庙。凌晨，这位真正登上帝位还不到一天的草莽英雄撤离北京。由于军队人数众多，一直到三十日午时，大队人马方才基本退出北京。退出北京前，按照中国历史上的失败者们不成文的先例，这支军队也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放了火——主要焚毁对象是宫殿和各门城楼，唯有当初李自成进城时经过的正阳门城楼没有遭受兵火之灾。

甲申年四月三十日的北京是谣言与惊恐主宰的一天。这天，一方面是占据北京几十天并日益不得民心的大顺军全盘撤退，另一方面是城中开始纷纷传言，说是崇祯的太子就在平西伯吴三桂营中，而吴三桂正率军从山海关一路追杀而来。受这些现状和谣传鼓动的故明官员和士绅觉得此乃举义的大好时机，于是商议之后分派百姓和大户人家的家丁把守各道城门，以便迎接传说中的崇祯太子，恢复大明江山。数以千计的来不及随大部队撤离的大顺军老弱病残成了大顺军此前在北京暴行的替罪羊，只要被发现，几乎都难逃一死。

中国农民身上有着显著的集体胎记，那就是对故土的深切依恋。那些终生囿于乡土，只要一旦离开乡土就觉得寸步难行的升斗小民固然不用说，即便那些机缘巧合，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的英雄，只要一旦条件许可——尤其是当他们自认为功成名就时——第一件想干的事就是重回故里。西汉的建立者刘邦当年定鼎天下之后，急切地回到他的故乡沛县，和县中父老把酒言欢。而刘邦的大敌，著名的英雄项羽进咸阳后，有人劝他定都咸阳，以关中这块肥饶之地为根本，足以称霸天下。急于归乡的项羽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建功立业之后不回故乡显摆一番，怎么能显示自己的成功呢？这个说客很郁闷，下去之后就跟别人发牢骚：人家说项羽这个楚国人是沐猴而冠，我看一点不假。项羽听说后，把这个倒霉的说客烹死了事。

与刘邦和项羽这两位早于自己一千八百多年的造反者一样，明季草莽英雄李自成也怀着对故乡同样深重的依恋，他也急于想要在功成名就时衣锦还乡。李自成在北京时经常对手下人说的一句话就是：陕，吾父母国，形胜之地，朕将建都焉，富贵归故乡，虽十燕京，岂易一西安哉？李自成的部下——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重要将领和谋士，大多数是他的同乡，李自成这番话其实是他们这个决策群体集体意志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急于衣锦还乡的念头，消磨了大顺军在北京实行长久统治的决心。《怀陵流寇始终录》对此记载说：“旧贼多陕人，欲还都关中，乃行封赏。新降贼者无以为功，汲汲劝进。三桂兵动，闯贼改图，曰：‘陕故乡，十燕京不与易也。’戊辰，集诸贼于宫中，敛内库银，及拷掠所得，并诸器物尽熔之，千两为一饼，凡数万饼，以伺西奔。”这一记载很重要，它有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李自成在占据北京的四十多天里，一直要等到仓皇撤退的前一天才匆匆登基——他原本有更充足的时间在此前的任何一天登基。

关于这一问题，《剑桥中国明代史》转引另一西方史学家韦克曼的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李自成“感觉到了在中国的政治看法中弑君者可怕的负担，他可能还认识到篡位者很少能长久在位，通常要被一个对推翻前皇室没有责任的人所接替”。韦克曼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我以为这或许只是理由的一部分。更重要的理由在于，李自成对他的故乡陕西省城西安情有独钟，甲申年一开始，他就在这里建立大顺政权，称顺王，并称西安为西京。在他眼里，这座故乡的省会要比遥远的、陌生的北京更亲切，更易于把握。他的想法也许是在北京大肆抢掠一把，然后回故乡称帝。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从山海关败回北京后，完全还可以依凭坚固城墙固守北京的李自成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北京，选择了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光荣的撤退——换个词就是逃跑。

按李自成及其部下们的设想，撤出北京之后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都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高手，惯于在不断的游击和运动中消灭敌人。因此可以推测，他们并没有把刚刚击败了自己的吴三桂和清军放在眼里。他们深信，凭他们十多年的丰富战争经验，只要退回老家关中，就有把握歼灭敌人，并取得最后胜利。历史的事实却证明，李自成和他的部下预想得太乐观了一些。一路撤退到西安后，情况并没有如李自成设想的那样一天天好起来。恰恰相反，而是一天天地坏下去。失掉了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首都，一天天地坏下去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关于李自成撤退途中的情景，一个叫边大绶的故明官员曾写下过他的亲身经历。边大绶做过李自成老家米脂的县令，还主持刨了李自成家的祖坟以斩断王气。他在老家河北任邱被撤离途中的大顺军抓获，后来侥幸逃脱，幸免于死。他在记述此次经历的《虎口余生记》中写道：“见贼兵自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伶仃。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余见之不胜忿懑。如此鼠辈而所向无坚城，致万乘屈沉，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执，不能杀贼见其灭亡耳。”(www.xing528.com)

仅仅在撤离北京八个月后，李自成不得不再一次下令撤退。这一次，他告别了自己的桑梓之地陕西。就像八个月前的北京大撤退一样，这一次撤退也是抢劫之后的突然行动。从京城抢劫而来的大量财富，再加上在西安抢劫的大量财富统统被呼三喝四的士兵运走。这一次，大顺军的目的地是湖北——非常巧合，李自成的败退之路好像是他胜利之路的一次回溯。胜利之时，他的线路是武昌—西安—北京；败退之时，他的线路则成了北京—西安—武昌。没有人知道败退途中这位草莽英雄有过怎样的感慨，他好像一个垂暮的老人在乘坐时光列车，缓慢而又清晰地一一抵达从前的前尘旧事。至于前尘旧事在他心里激起的是伤感还是追悔，我们永远无法弄个水落石出。

从甲申年三四月间雄踞北京、虎视天下的霸业到窜走鄂湘、疲于奔命的窘境，李自成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到1645年三四月间，李自成在清军的追击以及南明军队和地主武装的袭击下，基本没有还手之力。他试图得到一定程度的休息，然后再图东山再起，但紧跟其后的清军不是他以前熟知的腐败无能的明军，他没法获得这样的机会。

李自成的最后归宿和湖北通山县九宫山的一群农民纠结在了一起。那是1645年五月，此时，已经从北京一路经河北、河南、陕西、湖北、江西再进入湖北的李自成手下还有数万人马，但这数万人马既缺少粮草之类的后勤保障，更缺少当初挥师北上时人人奋进的军心。五月的一天，李自成留下侄儿李过守卫大本营，自带二十余名亲兵到九宫山侦察敌情。不想，就是这次以往目为寻常的侦察使李自成陷入了绝境——他不幸进入了当地农民武装的包围圈。当时，多年来遭受战争之苦的农民们聚众筑堡，以图自保。他们看到李自成人马少，于是出堡攻击。李自成所率人马大多陷于泥淖中，李自成脑部被农民们的锄头击中，当即死亡。农民们剥下李自成的战袍，发现他身上赫然穿着龙袍，还系了一枚金印，再细看尸体，一只眼睛是瞎的——正是传说中的大顺皇帝李自成！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军领袖，他的最终结局竟然是被另一群农民糊里糊涂地干掉，这是一个近乎荒唐的故事。但它既不用来说明人生的偶然，也不用来说明世事的无常。它唯一可以用来说明的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皆有可能。

至于李自成是否真的如上所说那样脑部中锄而死，其实没有定论。最权威的《明史》既记载了中锄而死的说法，又说李自成还可能是为村民所困，无法脱身，绝望之际自缢身亡。考虑到战场上要想上吊自杀有一定难度，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则中锄而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当地剿杀李自成的村民们还不能确认那具眇一目的尸体就一定是李自成，随后追来的清兵辨认尸体时，尸体已经朽不可辨。因此，另一种更为浪漫的说法是，李自成并没有战死，而是在九宫山的一座寺庙里出家为僧。

李自成手下最得力的几个将领和谋臣，他们的结局倒相对清楚一些：刘宗敏和宋献策以及李自成的从父等人被清军抓获，宋氏投降，余被斩首。牛金星不辞而别，投靠了早已投降清朝的儿子牛佺，终老于牛佺的官衙。至于那位颇有远见的李岩，早在李自成撤退到河南时就因听从了牛金星的谗言而将其处死——牛金星对李岩很嫉妒，他阴阳怪气地告诉李自成：“十八子主神器”的预言，难道就不可能说的是李岩吗？和老对手死对头崇祯一样，李自成也对天命感到莫名的敬畏，于是乎，李岩只有死路一条。

李自成的悲剧，不仅仅是胜利时骄傲那么简单，更与其在犬牙交错的政治力量中不能准确为自己定位有关。对一只没有航向的船，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极其偶然杀进北京城的李自成一定感觉到了意外，是故不急于称帝，而这种意外，迟钝了他的反应能力。

美国学者劳伦斯·彼得在对组织中人员晋升的相关现象作大量研究后，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那就是彼得原理：在各种组织中，雇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彼得原理有时也被称为向上爬原理，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一名称职的教授被提升为大学校长后，却无法胜任；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被提升为主管体育的官员后，却无所作为。对李自成来说，他能够胜任一支与官军对抗的农民军的领袖，却无法胜任治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君主，更不用说这个君主还需要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下游刃有余地解决各种敌对力量的威胁。

一言以蔽之，李自成适合征战，不适合治国，他是将才而非帅才，更非帝王之才。如果没有在甲申年出人意料地拿下北京，李自成的结局也许要好一些，至少，他和他的大顺军周旋于历史舞台的时间要长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