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康乾盛世文化繁荣

帝国兴盛的标志除了有发达的经济、强大的军事外，与之相匹配的繁荣的文化也是同样重要的。乾隆很小就开始接触儒家文化，他的汉文水平极高，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所表现出来的对汉文化的兴趣及积极学习的态度，都对整个清帝国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为了笼络汉人知识分子，他在即位之初就效法康熙举行了博学宏词科考试，招揽有能力、有学识的汉族人入朝为官。每次外出巡行，乾隆都会亲自接见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拉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更值得一提的是，乾隆统治期间，修纂了百余种书籍，不但完成了从顺治朝就开始编纂的《明史》以及康熙下令编写的《大清一统志》外，更重要的是由他亲自倡导并编纂完成了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图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000余册，很好地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对后世意义重大。

《四库全书》

乾隆之所以想要修纂这样一部庞大的巨著，并不是心血来潮，最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文学成就。乾隆三十七（1772）的一天，安徽学政朱筠向皇帝提出了关于《永乐大典》^[8]散佚的问题，因此得到了乾隆的重视，他认为有必要以国家的名义将所有散佚的书籍汇编到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存面临失传危险的珍贵书籍。于是，乾隆就下令各省寻找、采集图书，将其与所有辑佚书和武英殿的官刻图书汇编到一起，并起名为《四库全书》。这就是乾隆决定开始这个浩大工程的初衷。

编纂《四库全书》的工作量是极其大的，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任务，乾隆决定将整个编纂工程分为四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皇帝决定编纂图书开始，书籍的征集工作率先进行，整个征集工作一共历时7年，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才结束。其间，为了鼓励民众积极献书，乾隆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奖励方法，例如，根据献书的数量，国家会相应地奖励一部珍贵的书籍；献书超过百种的人，就会获得乾隆皇帝的亲笔题咏，以示嘉奖；另外，还会在全书的提要中写上献书者或者藏书者的名字。大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奖励措施，图书的征集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并得到了当时很多私人藏书家的支持。

第二步，整理图书。从民间、宫廷等处收集到的所有图书并不是都可以被选入《四库全书》之中的，需要对它们进行筛选，哪些是合格的图书，可以抄写到《四库全书》中；哪些是特别珍贵的图书，不但要抄写还应当加刻广泛流传；还有哪些图书是不合格的，不能抄入《四库全书》只能放入存目中。这一工作是由乾隆挑选出来的专门工作人员——四库馆臣负责的。另外，对于应抄和应刻的书籍，还要比较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选择最好的一个版本作为底本；还要对入选书籍的内容作批注和修改，这一工作必须由校官提议、纂官认可、总纂官确定，然后报由皇帝亲自同意才行。

第三步，抄写底本。选拔专门的人员负责《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其人员主要是从乡试落第的考生中挑选字迹工整、干净之人。为了保证工作进度，先后共选拔3826人负责抄写，同时还规定了每人每天需要抄写的字数，以5年为一个期限，按照抄写的多寡来评定等级，并授予不同官职的嘉奖；而对于抄写不合格的人员也有相应的惩罚制度。赏罚分明，使得《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顺利展开，每天都有至少600人在抄写书籍，这样就保证了每天至少抄写60万字。

第四步，检查校订。为了保证图书的准确，每册图书都要有专门的校订人员，乾隆还制定了明确的校订条例，规定：在誊写的过程中出错的情况，每错一字记一过；检查出原本错误，每找到一处记一功。整个校订工作分为分校、复校两步，然后还要再次抽检，直到完全没有问题才能最后装潢呈报。

明确的分工、合理的安排，保证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为了保证全书的质量，乾隆对于负责编纂的官员也是精心挑选的，纪昀^[9]、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400余人。此外，当时很多有名的学者如汉学大师戴震、史学大师邵晋涵、文学大师姚鼐等都参与到了这项工作中，鸿才瀚海会聚一堂、盛况空前。乾隆专门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来完成这项工程，编纂的官员们考虑到全书必定数量繁多，于是提议按照春、夏、秋、冬四季不同颜色分别装潢经、史、子、集，其中经部为绿色、史部为红色、子部为月白色、集部为灰黑色，这样方便日后检阅。

《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从1773年正式开始，直到1793年才全部完成，历时20年，耗资巨大，在中国历史上鲜有，也只有在“康乾盛世”这样的强大国力及资金作为保障情况下，才得以完成这一文化盛举。乾隆还专门修建了一座南北七阁的藏书楼来存放《四库全书》，而且每阁所存放的图书都钤有玺印，以示珍贵。(www.xing528.com)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古代大量优秀的文献，其中更是不乏孤本、善本、秘本^[10]以及失传很久的书籍，在古籍整理方面给后世学者以很大的帮助。国学大师季羡林评价此丛书时赞誉“嘉惠学林，功在千秋”。但是，也有学者称乾隆修纂《四库全书》却令“古书亡矣”。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中写道：“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由此可见，《四库全书》虽然有功，但是同样有过。

乾隆编纂丛书最初虽然是因为《永乐大典》辑佚，但是在搜集图书及编纂的过程中，却全毁﹑抽毁和删改其中对清政府统治不利的书籍、言辞，大批的文献因此而被毁或篡改。另外，如吕留良、顾炎武等比较有骨气的文人因为不服从清朝的统治，其著作遭到打击和焚毁，而那些愿意臣服清廷的作家的作品则受到重视。同时，《四库全书》将儒家经典放于四部之首，而轻视科技著作，更把西方现代科技视为“异端之尤”，“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对于那些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则持排斥态度，这样就造成了《四库全书》上的不足和偏颇。

《四库全书》今何在

乾隆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费时之长，耗资之巨在中国文化史上都称得上是一件盛事，对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确实是功不可没。但是，其间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乾隆所下令焚毁、篡改的书籍更是不计其数，因此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如今，《四库全书》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经历过政局动荡、战火频仍后，这部丛书也同样遭遇了“前书”被焚毁以及散佚的命运。乾隆曾经为了保存《四库全书》而仿照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而修建了“南北七阁”，包括“南三阁”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以及“北四阁”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那么今天这七阁及其所藏书籍是否还在呢？

文宗阁位于镇江金山寺，乾隆四十四年（1779）修建完成，第二年位于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也修建完成，由两淮盐政负责将领到的部分《四库全书》收藏于其中。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文宗阁所收藏的丛书首当其冲，部分图书遭到英军破坏；及至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江浙时，文宗阁与文汇阁内的所有图书均化为灰烬。而杭州圣因寺内的文澜阁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修建完成，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时，部分丛书散佚。所幸得到当地藏书家收集残余，但仅保存下来1/4.抗战时期，这些图书曾运至青木关躲避战火，胜利后运回浙江，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南北七阁中的文渊阁（左）与文溯阁（右）

位于紫禁城内的主敬殿后殿的文渊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建成，第一部《四库全书》收藏于此。民国时期，藏书交由故宫博物院接管。1933年，日军入侵华北，这些书籍被运至上海；抗战全面爆发后转运至蜀中；抗战胜利后，运至南京；后几经辗转，目前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溯阁位于辽宁故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建成，第二部《四库全书》收藏于此。1914年，运至北京保和殿保存；1925年，沈阳当地的教育人士欲办图书馆，又将丛书运回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方假借“国立图书馆”的名义代为封存，直到1945年战败，它们才回到中国人民手中；1966年，因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为了保护书籍安全，林彪下令将其秘密运至兰州，现藏于甘肃省图书馆。

位于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于乾隆四十年（1775）建成，1913年由国民政府将其中收藏的书籍运到北京，藏于文华殿古物陈列所；1915年交由国家图书馆收藏至今，而且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位于圆明园的文源阁则因为1860年英法联军的焚毁全部化为灰烬，就连文源阁的遗址如今也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