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重农商恤，促进经济发展！

我们现在都知道，经济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乾隆之所以能够把康乾盛世推向顶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当政时期的经济是空前发达的。据有关数据统计，乾隆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高达50%以上，这就意味着将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财富加在一块也没有大清朝多，即便到了乾隆在世的最后一年，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中心，生产及出口能力任何一个国家都望尘莫及。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与乾隆重视经济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

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乾隆时期空前的经济繁荣与父亲雍正为他打下的好基础是分不开的。雍正继承皇位的时候，康熙留给他的不过是一个空有其表的盛世帝国而已，国库空虚使他处处捉襟见肘，为此，雍正大力改革，推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到了乾隆时期，他继承和发展了父亲的这些惠政，摊丁入亩、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屯田垦荒等措施的实施，终于给这个庞大的帝国赢得与它身份相匹配的财富。

大清发源于辽东黑水之间，这原本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但是自从他们入关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后，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发展。尤其是大战过后，留下了很多荒芜的土地，于是鼓励垦荒，让流离失所的老百姓有家有业是聪明的统治者为发展农业想出的好办法，康熙、雍正两朝都是积极奉行这项政策的，乾隆亦然。雍正二年（1724），全国可耕面积仅683万余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扩大到741万余顷。

为了发展经济，乾隆不遗余力地巩固农业的根本地位，登基之后颁布了多道“务本足国，首重农桑”的旨意。以前，贵州遍地都是桑树，虽然当地百姓会利用这些桑树来养蚕，但是却不知道如何纺织，于是，乾隆就责令地方官员向其他省市招募养蚕纺织的高手到本地去传授经验，教当地人如何纺织，增加收入。乾隆不仅把这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方式用在养蚕这一件事上，他也要求南北方农民相互学习耕种技术。例如，乾隆派南方有经验的老农到北方去传播甘薯的种植经验，并对于表现出色者给予极大的奖励。

乾隆把在青少年时期认真好学的精神也发挥到了帮助农业发展上，他不遗余力地鼓励、推广、传播先进种植技术，使乾隆时期传统农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无论是耕种方法、灌溉、施肥还是选种都有提高和改良的地方。乾隆还在各地推广种植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这样即便是遇到大灾之年也能保证人民的口粮供应。

与历代封建统治者“重农抑商”的思想不同，乾隆则采取了一系列的恤商政策，鼓励正当经商，这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例如，乾隆规定商人到一些粮食收成不好的地方去销售粮食时可以减免一定的税务；另外，他也允许百姓贩运少量的食盐，这在雍正时期是绝对不允许的。

乾隆这一系列重农恤商政策的实施，使纺织、制瓷、采矿等增加国家收入的行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为农桑事业的大力发展，手工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各地的能工巧匠都不甘落后地改进手工技术及生产工具，工艺更加复杂、精巧，且能使工厂扩大生产的织丝机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同一时期的制瓷业也达到了清朝前期的顶峰，景德镇的瓷器在色彩、厚度、形制、上釉等方面的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享誉世界的精品，直到今天依然有着极高的评价。而清朝的矿冶业中以云南铜矿的规模最大，到乾隆时代中期，其年产量最高达一千数百万斤。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乾隆也没有忘记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他一直坚持着清初顺治、康熙提出的“永不加赋”思想，竭尽全力地改善税收制度，减轻百姓生活负担。他在推行摊丁入亩政策的同时，又提出了减免天下钱粮的政策。乾隆在刚刚即位的时候，就颁布了一道旨意：全国上下无论哪个省份的老百姓，如果有拖欠国家钱粮超过10年以上的，只要经调查属实，赋税就可以豁免。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无疑是一项极大的惠政，大大减轻了普通人家的经济负担。此外，像这样减免赋税的行为，乾隆时期屡见不鲜。乾隆时代减免钱粮次数之多、地域之广、数量之大，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堪称空前，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时期，他曾先后5次豁免全国一年的钱粮，3次免除江南漕粮^[3]，累积减免的税银多大两万万两，差不多相当等于整个国家五年的财政总收入。

乾隆的惠民政策还包括兴修水利。乾隆皇帝继位时，全国多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前后对黄河、淮河、京杭大运河、长江、钱塘江、永定河等进行治理。他经常委派朝廷重臣实地考察这些工程的进展情况，另外，他本人六下江南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亲自督促水利建设。乾隆这样做，不但减轻了水灾、保证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有利于农业发展和交通运输的畅通，更重要的是，兴修水力也帮助清朝向鼎盛迈出了极大的一步。

如果总结乾隆时期在经济上最重要的两项惠民举措的话，一个是减轻赋税，另一个就是赈济灾民。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老百姓的生存方式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靠天吃饭。一旦老天爷不给面子，无论是发洪水还是干旱，都能置百姓于死地。水旱灾害可以在一瞬间夺走人民一年甚至是几年辛辛苦苦劳作得来的成果，无数人背井离乡，严重的更是饿殍遍野，老百姓为了生存甚至还会卖儿卖女。这些灾难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巨大的痛苦，而对于统治者来说则是巨大的挑战，如果处理不好灾民的问题，聚众起义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常有的事。(www.xing528.com)

在这个问题上，乾隆称得上是一位关心受灾百姓的帝王，一旦发现灾情他都会想尽办法缓解，保障百姓的生活。乾隆时期，坚决杜绝官员谎报、隐瞒灾情，一旦发现类似事件处罚起来绝不手软。乾隆即位后一直十分重视各省督抚关于灾情的奏报情况，出现灾情后他要求各地官员要首先关心百姓的生计，想尽办法将损失降到最低。乾隆二年（1737），他派宫中侍卫到灾区调查赈灾情况，根据侍卫的回报，对不尽力赈灾的官员大加申斥。受灾情况一经查实，乾隆就会根据受灾严重的程度减免当地的赋税。

此外，他还要求官员要通过各种渠道平抑灾区的米价，稳灾民情绪，减少社会矛盾。这一点对于受灾地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就避免了很多不法商人趁机勾结官员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乾隆三年（1738），他下令免除了临清、天津二关，及通州、张家湾等处码头的米税，又允许开海运，鼓励商家将米运往灾区，保证灾区粮食供应，不会出现哄抢等情况的发生。对于根本就买不起米的灾民，乾隆也会免费发放粮食，例如，乾隆二年（1737）山东出现大旱时，很多贫苦的百姓没有粮食吃，乾隆就按照成人与儿童不同的标准由国家出钱购粮发放给他们，对于特别贫困的农民足足发放了3个月的口粮。

封建帝王的重农抑商思想从何而来

乾隆为了发展帝国的经济，主张“重农恤商”的政策，这与之前绝大多数帝王所具有的“重农抑商”观念完全不同，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点不同，帮助乾隆将帝国的经济推向了顶峰。那么，古人为什么会有重农抑商的观念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农业不但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同时也是整个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历代的统治者都信奉“农者，天下之本”的思想，将重视、大力提高农业发展当作是永恒的使命。而最先提出“重农抑商”说法的就是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著名的改革家商鞅^[4]。

商鞅受到秦孝公的重视，准许他在秦国实行变法。当时的秦国非常缺少种植农作物的人，相比较而言，城市商业的活动却十分兴盛，这种情况对于依靠农业的封建国家来说无疑是非常危险的。针对这种社会弊病，商鞅提出了“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在抑制商业发展方面，商鞅对商人加收重税增加他们的负担，以减少从事商业的人数；同时，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造成“农逸而商劳”的现象，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也对盐铁实行专卖制度，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商人牟取暴利的机会。商鞅的这一系列的“抑商”政策的实质就是为了调整农、商人口比例，而并未真正在政治上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

战国时期另一位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5]，则是从政治层面提出了“抑商”的理论。韩非子在他著名的《五蠹》中指出：商人是对耕种生产毫无益处的社会“五蠹”之一。这样一来，他就从根本上贬低了商人的社会地位，由此继承了商鞅的抑商政策，从而进一步减少从事商业的人数。韩非子的这一理论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认可，他下令将商人的身份降低到与“治狱吏不直者，诸尝捕亡人、赘婿”等身份低贱者同级。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重农抑商”的思想正式流行起来。

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