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君王，同时他也非常务实，这一点就连康熙皇帝都望尘莫及。康熙到了晚年，其实在朝政上已经没有太多建树了，他满足于现状，对于官场上贪污舞弊之风，他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愿知道而已。因此，下面的官员也大多迎合他的心态，只报喜不报忧，结果导致吏治腐败，如果长此以往，恐怕满清王朝也很难迎来真正的盛世了。不过，好在康熙大概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于是他为帝国选择了一位更加强硬的继承者来弥补自己的这点过失，为日后乾隆朝的繁荣兴盛不但做好了过渡，而且还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雍正在继位之初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手下的文武百官：“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虚诈的行为，你们不要妄想给我安排什么虚名讨好我。”这是雍正对当时官场盛行的虚伪陋习的宣战，他明明白白地告诉官员：要想在我手底下当好官，就一定要脚踏实地地认真办事。例如，雍正年间著名的汉人大将岳钟琪在负责四川、陕西军政事务的时候，就将这两省存在的巧立名目向老百姓摊派、克扣的现象如实地禀报给了雍正，得到雍正皇帝的大力嘉奖。我们从雍正整治贪污的果断与严厉上也能看出他是一位讲究实效的帝王。
务实认真是雍正身为帝王难能可贵的优点，历代的帝王都认为自己可以只手遮天，是无所不能的，但是雍正却从来没有这样看过自己。他对于那些自己了解得不是很清楚的事情，能够坦诚地面对，而不是妄自尊大、轻率地下结论[7]。有一次，他看到一份奏章，向他请示应该如何料理台湾的事务。雍正十分慎重地在上面批复说：“我并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不能轻易地作决定。”随后，他找来福建总督，让他与台湾官员商议去办。
不仅如此，雍正绝不是传闻中的霸道、专制的皇帝，他敢于广开言路，听从不同官员的意见，他甚至要求身边的大臣看到自己有做错的地方就要及时地指出来。他自己犯了错，也敢于承认错误，这一点也是很多皇帝都比不上的。有一次，雍正指派了一个官员到西藏办差，结果此人毫无能力，又轻浮焦躁，雍正得知此事后，向大臣们承认是自己用人不当。正是因为雍正本身就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所以，他才能够约束官员们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搞虚假、奉承的一套官场保身之道。
雍正非常重视大臣们的奏折，他认为这是自己了解现实世界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为了保证真实性，他设立了密折制，使得地方上小官也能够向他奏报。雍正对于官员在奏章所奏报的事情同样要求他们“只务实行，不在章奏”——就是说不在乎官员奏章数量的多少，但是一定要实际、言之有物。雍正还明确地指出：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即便是一个月内上报几次也没有关系，但如果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哪怕是几年不上折子也不会被责怪。后来，云南布政使葛森就因为没事找事地总是向皇帝上折子，被雍正大大地申斥了一通，并警告他：“云南和北京路途遥远，你浪费人力物力就说些没用的事，如果是想讨好我则大可不必。”
即便是同一位的官员，对于所奏之事好的他会夸，没用的一样会责备。例如，川陕总督岳钟琪曾经将地方受旱灾的情况如实上报给皇帝，就得到了他的褒奖；后来清政府对西北用兵，身为军事统帅的岳钟琪向雍正请示进军与用兵的问题，就被雍正严厉地批评一番，他说：“你是大将军，这些事当然要你斟酌去办，难道我在千里之外可以神机妙算替你解决吗？”雍正说的话极为中肯，可见他非常重视官员的务实与求真。
雍正的这个特点也被他淋漓尽致地发挥在了选官用人方面，他对那些只会溜须拍马但做事不实际的官员是非常讨厌的。他认为，只会照着旨意行事的不一定就是好官，很可能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找后路；而那些懂得变通、因地制宜的官员才是可塑之才。云南巡抚沈廷正就是一个看着皇帝脸色办事的人，凡事都要请示，一味地迎合旨意，雍正就极为严厉地批评他是在“为自己做官”；而云贵总督鄂尔泰则正好相反，他会结合当地情况有所变通地执行皇帝下达的命令，敢于提出改进意见，雍正对他非常欣赏，称赞他是“为国家做官”，这两人孰高孰低立见分晓。
雍正也是十分爱惜人才的帝王，对于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才干的官员，他是非常维护的，也能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雍正非常看重田文镜，雍正初年，黄河发大水，结果因为官绅勾结，导致河南百姓民不聊生，雍正任命田文镜为河南巡抚后升至总督。田文镜在任上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改革，坚决果断地铲除贪官，结果遭到不少人怨恨，甚至有人为他列出十项罪状告到了雍正处。雍正得知此事后，认真核查后将诬告者治罪，并亲自安慰田文镜说：“小人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此外，浙江总督李卫性情粗狂，办事严猛，但是为人清廉从不徇私，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比他职位高的官员，这些人联合向雍正告状。雍正却极力帮李卫说好话，并称赞李卫是“刚正之人”。
雍正选官务实还表现在他虽然痛恨贪官，但是也不代表只要为官清廉安分就一定能讨得他的欢心，平庸无能之辈在雍正手底下同样无法混日子。例如，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也是廉洁奉公的官员，但是他为人软懦，办事拖泥带水。后来，直隶巡抚李维钧认为常三乐不称职想把他调任，但是吏部却认为他没犯过错，没有批准李维钧的要求。雍正得知此事后，立刻将常三乐革职，他说：“像他这样当官软弱就是失职！”也正是因为有了雍正这种务实的精神，才打造出了一批高效的官吏队伍，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后期遗留下来的官场虚假之风，对革新吏治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更因此为乾隆朝奠定了极好的官场基础。
李卫真的是“小混混”出身吗？
雍正在治国方面的确表现得非常严苛、强硬，但这也是他表现得非常出色的一个方面，尤其是他务实的作风，对满清官场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他所重用的官员同样在性格上与他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雍正在选官方面比较公正，他重视人才，没有满汉的偏见，雍正最信任的四位大臣[8]李卫、田文镜、张廷玉、鄂尔泰，其中两位是汉人，一位来自汉军旗，可见他对汉官的重视。
在这四个人中，对于现代人来说，恐怕当属李卫的名气最大，近年来影视作品中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而李卫则被塑造成了一个原本是街头小混混，后来得到雍正赏识而走入官场的角色。然而实际上，李卫并不是“小混混”，他是在康熙年间开始做官的，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雍正时期圣眷最盛。要说到他是怎么进入官场的，其实也不是靠真才实学。(www.xing528.com)
李卫是徐州人，他家在当地还算富裕，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就花钱给李卫买了官，当的是小小的员外郎。而李卫之所以能够得到雍正的赏识，那还是在雍正没有继位的时候，他亲眼看见李卫干了一件让他刮目相看的事情。当时，李卫在户部当差，而负责管理户部的官员中有一位亲王，这位王爷在收税的时候，每收1000两就要再加收10两。李卫对他劝谏了很多次，他都不听。后来，李卫就在户部的走廊上放了一个柜子，上面写着“某王赢钱”。这位王爷看到后非常尴尬，于是停止多收税钱的行为。而雍正就因为这件事看中了李卫“勇敢任事”的优点，于是给他委以重任。
而李卫对于雍正所交代他完成的事情都干得比较出色。他在任浙江直隶总督期间着实做了几件让雍正及百姓称赞的好事，而且他不畏强权，又毫不徇私地上书弹劾官员舞弊、贪污等事，因此就更得皇帝欢心。雍正曾称赞他“嘉许之怀，笔莫能罄……非深悉朕衷，毫不瞻顾，安肯毅然直陈”。
【注释】
[1] 清朝官场上之所以会有如此严重的亏空现象，一部分是受到上司的威胁不得不亏空国家东西来孝敬上司，另外也有很多官员明着是打着向国家借钱、借粮的旗号，其实有借无还，直接都挪做私用了。雍正说的是亏空之事，但实际指的就是官员的贪污行为。
[2] 史学家认为曹雪芹家族的败落除了与亏空之案有关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初在“九子夺嫡”的时候，其家族并不是支持雍正的，所以抄家很有可能是雍正“秋后算账”的报复行为。
[3] 所谓“密折”，其实就是“密奏”，在给皇帝的奏折内附奏机密要事，主要是揭发一些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以及民情动向等。这些密折由皇帝亲自查看、批阅，从而使官员们处于相互监督、彼此牵制的境况。
[4] 在雍正帝推行“密折制”之前，臣下向皇上进呈奏折，都要先交通政司，由通政司交内阁，由内阁“票拟”后再呈送皇帝。
[5] 军机处：雍正六年（1728），为了及时有效地调用军需物资以平定新疆、准噶尔的叛乱，雍正帝下令成立了“军需房”，叛乱平定之后，军需房被保留下来成为军机处。
[6] 军机大臣开始称“办理军机大臣”，后来又改为“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简称“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雅称“枢臣”。
[7] 清初时期，官场流行浮夸之风，凡是新官员到任都要先说自己所管辖的地方吏治、民生如何糟糕，几个月后，再奏报经过自己的整顿情况已经明显好转，以此来衬托自己的政绩。对于这样的奏章，雍正曾说过：“只可信一半。”
[8] 这四个人中，李卫和张廷玉是汉人，而田文镜是汉军正黄旗出身，雍正曾称赞他“忠诚体国，公正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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