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帝王制的统治下，社会等级的划分是相对明确的。在古代的等级制度中，除了士、农、工、商之外，还有一种阶级，他们就是贱民。
贱民，顾名思义，就是最底下的人群。他们不能读书、参加科举，更不能做官，也不能和普通民众通婚。生活环境非常艰苦，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而且贱籍是世代相传的，不得更改。
这种等级并非形成于清朝，而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建立起来。而历代以来，贱民的人数也不少，分布于全国各地，主要有浙江惰民、广东疍户、山西乐户、陕西乐籍等。
浙江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的后代，他们男人多从事捕蛙、卖汤等工作，女人则做媒婆或者卖淫，古书记载中说这些人“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皆贱之。可见，他们在当时是被人十分瞧不起的，生活之痛苦自不必言。
广东的疍户相对来说就要好得多了，他们虽不能为官，但因为靠近大海，可以以船为家，以捕鱼为生。但唯一不足之处，是他们只能随处漂泊，没有上岸定居的权利。
而山西和陕西的乐户，则多是建文帝一朝中官员大臣们的后代，因受牵连而沦为贱民。当年，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对于坚持拥护建文帝的官员自然不会放过。不仅是他们本人受到了严酷的处置，就连他们的妻女也被罚入教坊司[7]，充当官妓，陪酒卖淫，受尽凌辱。而且世代相传，久习贱业。
雍正元年（1723）三月，监察御史年羹尧之子年熙上书，称陕西和山西的贱民均为忠义之士的后代，沉沦至此，无由自新，请求雍正帝开豁她们的贱籍，准许她们改业从良。
雍正帝看过他的奏折之后，觉得甚为有理。遂即命礼部进行商议决定，王公大臣们商议之后也一致认为：“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
于是，雍正帝便立即下令批准山、陕两省的乐户可以改业从良，还下令开释了京中教坊司的乐户，恩准他们转业从良，命教坊司另选精通乐理之人，充当教坊司乐工。
同年七月，由于乐户除籍的施行，浙江巡盐御史噶尔泰也上奏请求雍正帝除豁浙江惰民贱籍。认为应该给惰民一条自新之路，请求照山陕乐籍例开豁。随后，雍正帝将其奏请交由礼部审议。礼部认为，在这些惰民们所从事的行业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平民糊口的职业，如卖饼、穿珠、做媒等，与普通平民并无太大区别，所以不同意撤销他们的贱籍。
而雍正看过审议之后，却并不十分赞同。他认为消除贱籍于国于民都是好事一桩，能够让人民更安居乐业。于是，就下令惰民放弃丐籍，转为民户。
随后，雍正帝还亲自提出消除安徽各地的贱籍，得为编户良民。还恩准广东沿江沿海的疍民可以上岸居住。另亲书朱谕，命将疍民编立埠次，严加约束。
雍正八年（1730），又批准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请，除去了江南苏州府常熟，昭文两地丐户的贱籍，列入编户，并命各省检查，若有类似贱民一律准许出贱为良。于是其他省区的贱民也得开豁。
贱籍废除之后，天下之贱民无不感念雍正帝之恩德，奉他为“一代明君”。雍正帝此次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显示出了他敢于革除旧弊的政治气魄，也结束了贱民历代以来备受欺辱的命运，使得政治更加清明起来。
清朝官员朝服等级划分
我们常常用“衣冠禽兽”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品行恶劣、道德败坏的人。据说这个词的来历与官服有关。因为当时文官官服“补子”[8]的图案是禽类，而武官官服“补子”的图案是兽类，所以，老百姓就把穿着官服不给百姓办实事的官员叫“衣冠禽兽”了。虽然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古时候官员所着的官服的确不一样，是有等级之分的。
清朝时，官职分为九品，每品有正从两级。清朝官服，顶戴花翎，都根据这套官品级别来确定和办认。(www.xing528.com)
先从顶戴花翎来看，一品通常用红宝石；二品为花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为青金石；五品为水晶；六品为砗磲；七品为素金；八品为花金；九品为花银。基本依据头上所用花翎的材质就能辨认其地位高低、官员大小。
而朝服蟒袍和补子上的图案也有所不同。就朝服来说：一品至三品，上绣的是九蟒五爪，四品至六品，绣的是八蟒五爪，七品至九品及“未入流”者，绣的则是五蟒四爪的图案。
补子上的图案则大分为文官和武官两种。文官所绣图案为鸟，武官所绣图案为兽。然后各自又分为：
文官一品为仙鹤；二品为锦鸡；三品为孔雀；四品为鸿雁；五品为白鹇；六品为鹭鸶；七品为鸂鶒；八品为鹌鹑；九品为练雀；未入流者为黄鹂。
武官一品为麒麟；二品为狮子；三品为豹子；四品为虎；五品为熊；六品为彪；七品、八品为犀牛；九品为海马。这样一来，各自的身份就更好辨认了，是什么类型的官员，身居什么官位，一看便知。
除此之外，各级官员所绑的腰带，布料的颜色等也各有差别，特别是清末官员的服饰尤为繁杂。但对于等级制度森严的帝王制国家来讲，即便再繁杂，也是各有各的规矩，朝服一定要依官位大小穿戴妥当，绝对不许滥用，否则就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
【注释】
[1] 盛世滋生，永不加赋：康熙帝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发布诏令，规定丁赋的征收，以康熙五十年（1711）全国的丁银为准，以后加增的人口不再加收赋银，这就是著名的“盛世滋生，永不加赋”政策。
[2] 摊丁入亩的政策，不光是在雍正年间被广泛推行，之后的乾隆、道光、光绪年间也被纷纷效仿。比如，山西省和贵州省就是在乾隆年间开始实行的摊丁入亩制度。盛京（今沈阳）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实行，吉林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实行。至此，摊丁入亩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就基本推广开来了。
[3] 火耗：为什么征收火耗数量巨大，而这些官员却没有得到惩治呢？明清两朝对官员采取的是薄俸政策。一名总督、巡抚一级的高官，年俸不过几十、百把两银子，办公开支也只有一百两银子。这样微薄的俸禄让官员们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但朝廷又不愿意多出银子，便准许官员可以征收“火耗”，而对于官员多收的问题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4] 养廉银，是指给官员生活、办公的补助费，以此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办公中的实际问题，体现皇恩，从而在使他们的基本愿望得到满足的条件下保持廉洁奉公的作风。
[5] 六条禁令为：一、禁止人命株连；二、严禁拷问时使用过重的刑罚；三、严禁聚众要挟官府；四、禁止贿取仵作之弊；五、禁止包揽讼词，挑唆罪犯；六、清查田土卷契。
[6] 布政使在明清时是地方主要财政、赋税、经济工作主持人，是地方最主要的官员之一。
[7] 教坊司始建于唐代，称为“教坊”，是中国古代宫廷音乐机构，专门管理宫廷俗乐的教习和演出事宜。明代改教坊为教坊司，隶属于礼部，主管乐舞和戏曲。当时的教坊司除负责演奏事宜之外，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培养官妓。到了清雍正年间，教坊司又被更名为和声署，掌宫廷朝会、燕飨诸乐等事宜。
[8] 补子，是加在袍外的褂子，正中用金线绣织鸟、兽形的正方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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