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去世之后，按照遗诏，四阿哥胤禛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虽然这样的结局寓意着胤禛在夺权的道路上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这条路却走得并不十分顺畅。
作为康熙的众多皇子中的一个，他并没有像原本的皇太子胤礽和十四弟胤祯那样享受到康熙帝过多的宠爱，也没有八阿哥胤禩那般深得朝中众多大臣的拥戴和厚爱。但是，他却步履稳健地一步步成为清朝的又一代帝王，其间所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自古以来，除去那些用来被人当作棋子扶上皇位或者“赶鸭子上架”的继位者以外。能统大业者，就必有其过人之处。雍正帝也不例外，不得不说，他是一个聪明的人。
胤禛极会揣度康熙的心思，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康熙是个热爱读书的人，自然也就希望自己的儿子们能够勤学好读。胤禛虽然不能像胤礽那样得到父皇手把手的教导，但也绝不在学习上偷懒，他像他的兄弟一样，受到全面且系统的教育。7岁，胤禛到上书房开始读书，他的师傅张英、徐元梦等人都是当朝一流的学者。他不仅学习了四书五经、作诗、书法，还学习了满洲语文与骑马射箭。胤禛的书法笔力苍劲，造诣很高，有一些流传至今的作品就是证明。
除了读书之外，他还经常随从康熙出行，或举行祭祀，或军事出征，或塞外行围，或巡视地方，或代理政务等，以增加自己的实践经验。
随着年龄的逐渐长大，胤禛意识到想要夺得皇位，除了增加自身的才能之外，最主要的是要讨得父亲的欢心。怎么讨好父亲呢？他抱着一项宗旨，就是诚孝父皇，即对父皇既忠诚又孝顺。胤禛自己也曾说：“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
雍正书法作品
通过前面对康熙的描述，我们都知道，康熙最厌恶的就是皇子的忤逆和结党营私的行为。因此，在诸皇子都在激烈争夺皇位之时，胤禛既不急着结党，也不明着参加竞争。而对于兄弟们的夺权行动也不表示出任何干预和支持的意思，只是不动声色地劝慰康熙，尽一个做儿子的本分和孝道。虽然，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让胤禛得到弟兄和朝臣们的支持，但在康熙眼中，他的这个儿子是忠于他的。这一点对于赢得皇位来讲，远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后来，当康熙帝第一次废皇太子之后，大病了一场。胤禛更是抓住机遇，不忘表现自己的尊敬和孝顺。他几乎日日都去探望父皇，还奏请与皇子中稍知药性者如胤祉、胤祺、胤禩和自己一同检视药方，并亲力亲为地服侍父皇吃药治疗。康熙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自然也就对这个尽心尽力服侍在自己身边的儿子徒增了几分好感。而本来很有希望继承皇位的胤礽却没有看到这个机会，他的不闻不问更使得康熙帝对其寒心不已。
除了诚孝父皇之外，胤禛还表现出了对兄弟们的友爱之情。胤禛知道，处理好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因为在众多的兄弟中无论得罪了哪一个，他们到康熙那里去参上一本都会降低自己在父皇心中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良好印象。况且，康熙最希望的事情就是皇子间能够友好相处，不要发生手足相残的悲剧。自己若能够跟众兄弟处好关系，自然也可以博得康熙帝的欢心。
胤禛在处理兄弟之间关系时，主要原则是既不“结党”也不“结怨”。其实，这两者本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有了自己的党派，自然也就等于与其他的党派的兄弟们结下了怨仇。所以，为了谁也不得罪，胤禛一直将自己抛离在外，绝不干涉他们之间的党派之争。故他在兄弟角逐皇储时，采取一种不附不和、不排不斥的中庸态度。
此外，他还尽力与各位兄弟友好相处。比如，面对皇太子的初次被废，很多兄弟都为了给自己争夺皇位创造有利条件，而不惜落井下石。但胤禛却没有这么做，反而给予胤礽[1]不少关照。
后来，胤禛的几位弟弟被封为贝子时，胤禛还向父皇启奏说，自己愿意降低爵位，以提高弟弟们的世爵。种种做法，都表现出了对手足之情的重视。为此，他还曾在随驾出京途中作过一首名为《早起寄都中诸弟》的诗词，诗中写道：“一雁孤鸣惊旅梦，千峰攒立动诗思。凤城诸弟应相忆，好对黄花泛酒卮。”表明他对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以及愿做群雁而不做孤雁的心意。胤禛如此这般的友善，自然深得康熙帝的喜欢和诸兄弟的好感。同时，这种态度，也使他躲避开父皇与兄弟两方面的抗衡和对峙。
如果说，诚孝父皇和友爱弟兄都只是家长里短的小事，不足以显示一个帝王应该拥有的素质，那胤禛的勤慎敬业[2]一定可以弥补这个空缺。对于父亲交给他去办的事情，他都会认真仔细地去办，而且也一定会办得成功，办得让康熙帝满意。
他结婚之后，多次受父皇之命，参与重大政治与祭祀活动，并屡次随父外出巡幸。每次外出办事或者作为父亲的随行者，他都尽心尽力地专心做事、勘察民情、勤于政务，力求为父亲分忧解愁。特别是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跟随父皇远征噶尔丹，领正红旗大营，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提高。总之，多年以来对于父亲的协助，使他对社会、对人生，对政治、对朝政有了深刻的认识与深切的体验，为其后来登上皇位准备了条件。
除了这些，胤禛还从自己的性格着手进行修改。他由于喜怒无常、脾气暴躁，曾不止一次地受到过康熙帝的批评。为此，他就想法来陶冶自己的性格，约束自己的这个脾气。他把父亲教导他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来约束自己。一是培养自己隐忍的个性，其次也是让父皇看到自己正努力改变。
至此，胤禛争夺皇位的内部资本差不多就算准备就绪了。而就外力而言，胤禛也没有放松。一个人若要成为君王，自然不能缺少臣民的支持和拥戴。虽然朝堂之上，拥护他的人远没有支持八阿哥胤禩的人那么多。但是胤禛仅有的几个拥护者却都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步军统领隆科多，战功赫赫的年羹尧以及手握重兵的十三阿哥胤祥，那都是极得康熙信任的人。再加上心腹戴铎的出谋划策，胤禛自然也就后顾无忧了。
就此看来，胤禛似乎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也正是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促使胤禛一步步登上了天子的宝座，成为大清的第五代帝王。
得不到善果的“诸葛亮”——戴铎
想当年，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之下所向披靡、稳坐江山。结果不光是刘备成了一代赫赫有名的帝王，诸葛亮的大名也是名震四海，世代流传。如果说，每一个成功的帝王背后都有一位了不起的军师的话，那么雍正背后的这位“诸葛亮”便是戴铎了。
戴铎原本只是四阿哥府中的一名家奴，此人善于察言观色，很会揣摩主子心思，而且有点儿小聪明，经常会替主子出些小主意，算是一个类似清客[3]的角色。(www.xing528.com)
在康熙晚年的时候，众多皇子围绕储位展开了争夺，这场争夺战最终以皇四子胤禛的胜利而告终。而他的成功，多半是得益于他的夺储策略，而戴铎正是为雍正帝筹划这些策略的人。
戴铎曾在1713年给雍正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地说明了自己为主子的谋划。信件原文如下：
奴才戴铎谨启主子万福万安。奴才每思人生在世，百岁无多。上之不能从赤松子游得达摩祖髓，作古今来第一风流人物，次之又不能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甘隐逸于林泉下，而随波逐流，碌碌一世，醉生梦去，与草木同腐朽，良可悲也。幸达我主子有尧舜之德，而奴才受格外之知，惟因身居外吏，不能日近天颜，虽有微衷无由上达，即或偶言亦难尽备，此奴才之日夜抑郁而不能自安，终身饮恨，而时为愧赧者也。
然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知遇于万一也。谨据奴才之见，为我主子陈之：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而不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者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此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小而忘终身之大害乎？
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谗，即可伏祸之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实所久着，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之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主子似应于见面之际，俱加温语数句，奖语数言，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
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于与阅也。
本门之人，受主子隆恩相待，自难报答，寻事出力者甚多。兴言及此，奴才亦觉自愧。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矣。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须之为利乎！
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现。顷者奉主子金谕，许令本门人借银捐纳，仰见主子提拔人才之至意。恳求主子加意作养，终始栽培，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仰籍天颜，愈当奋勉，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半臂也。
以上数条，万祈主子采纳。奴才身受深恩，日夜焚祝。我主子宿根深重，学问渊宏，何事不知，何事不彻，岂容奴才犬马之人刍荛之见。奴才今奉差往湖广，来往似需数月。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则稍为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学素俱，高人万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冒死上陈之罪，实出中心感激之诚，万求主子恕其无知，怜其向上，俯赐详阅纳行，则奴才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这封信中不仅鼓励雍正争夺成为储君的权利，还详细地告知雍正该如何不露声色地展示自己的才能；怎样处理与父亲、兄弟、朝臣以及身边人之间的亲疏关系，等等。不得不说，这是一封看透人性的书信，而且分析得入情入理，很有践行的价值。雍正帝也正是按照信中的指导去行动，才越来越被康熙看中，最终登上了帝位。
而对于戴铎来讲，他之所以写了这样一封密信，无非是希望雍正能够顺利登上皇位，从而也让自己捞到一些好处。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如此尽心尽力为主子出谋划策，非但没有为自己带来任何恩宠和实利，反而为以后的暴尸荒野埋下了祸根。
本来，争夺皇位就是一大禁忌，而且是康熙帝最为反感的事情。为此事，很多阿哥和大臣都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了避嫌，雍正称自己是“天下第一闲人”，并给自己冠以“破尘居士”、“圆明居士”等法号，表现出一副一心向佛、与世无争的样子。而戴铎却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向主子提议让其参与夺权之战。虽说，四阿哥早已有了夺权之心，但是突然被人这么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自然也不觉得好受。
为了不使自己的野心败露，他给戴铎回信说：“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汝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借此将自己与夺权之事剖离得干干净净。
但是，对于戴铎信中好的方针策略，胤禛自然也舍不得弃之不用。但若留这样一个看破天机的人在身边自然不妥，于是，胤禛便将戴铎远远打发到了杭州、福建一带。
谁知戴铎刚去了不久就连写了几封信，说自己无法适应那边的天气和环境，要求回到京城。四阿哥自然不愿让他回来，但又深知此类小人不能得罪，便应允将来给他封官，并将他的哥哥提拔做了河南省开归道的道员，这才暂时稳住了戴铎。
如果戴铎就此消停的话，还能留下一条性命。但是，野心不小的他意图得到主子更多的信任。再次出谋划策，请求四爷将其调至台湾任台湾道一职，以便四阿哥夺权失败之后有条退路。
这一得寸进尺之举，彻底惹怒了四阿哥，他去信痛斥了戴铎，并劝告他要安分守己，切勿再胡言乱语。
然而，戴铎仍不消停，康熙五十七年（1717）再次给胤禛去信提到了争储之事。得到的依旧是主子的斥责之语。
直到康熙帝去世，四阿哥真正登上了帝位。戴铎才安心下来，心想自己终于盼到了这一天，雍正帝一定会厚待他们这些“旧人”，这一下总算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了。可事实恰好与他所想的情况相反，雍正帝继位之后，依旧没让戴铎回京，而是将其“解往四川任布政使”，后又“发放与年羹尧军前效力”。之后，年羹尧上报说：“原任四川布政使戴铎将主子在藩邸时所批折子一扣与臣看，臣恐其在外招摇生事，敬收臣处，今附折恭缴。”（《永宪录》）
雍正接到奏报之后气愤不已，心想：戴铎一直密藏着自己从前的批折，并不时地拿给别人看，可见他果然是个颇富心机的“小人”。于是，为了永绝后患，雍正帝给他寻了个“贪污”的罪名，便将其彻底铲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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