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字典》的由来及影响

有这样一本字典，它曾在一次拍卖会上拍出了4.4万元的高价，成为收藏界的宠儿。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本字典能拥有如此高的身价呢？它就是《康熙字典》。

康熙不仅在治国安邦方面独有一套才能，对于四声七音的渊源和古文篆隶随世递变的历史也颇有研究。而且，康熙帝十分注重对文化的普及和文人的培养。康熙觉得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一些古文的释义了解起来一定会有所困难。而若是因为不好理解就将原本一些好的思想和文化丢弃掉也实在可惜。

于是，为了使学者文人查考古文时“得以备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康熙四十九年（1710）三月初七，康熙亲令大学士、吏部尚书张玉书^[3]和陈廷敬^[4]两人为总阅官，主持编著字典。而且，在上谕中，康熙还对编纂字典的意义、方法、要点作了详尽而有原则的指导。

接到康熙的旨意之后，张玉书和陈廷敬便开始着手主持编纂事宜。历经六年之久，翰林院30余人参考明代的《字汇》《正字通》两书，最终将这本工程浩大的巨著编著而成。因为这本字典是康熙下令编纂的，所以称为《康熙字典》。成书后，康熙还亲自为字典拟了序。之后交由武英殿刊印，世称“殿本”。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上谕并作序的字典，也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

《康熙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文字涵盖面十分广泛。整部字典共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志，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字典中收入的文字多达4.7万多个，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我国字数最多的一部字典，直到1915年《中华大字典》出版后，才以多收录1000多字的优势超过了它。

字典的书首附有“检字”、“辨似”，书末附有《补遗》，《补遗》中收有音有义的冷僻字或正集里某些字的异体字；《备考》中收有音无义或音义全无的字等，为汉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康熙字典》的查找方法可记为：一二子中寻，三画问丑寅，四在卯辰巳，五午六未申，七酉八九戌，其余亥部存。

如查“康”字。在部首索引中找“广（yɑn）”部，除部首外，“隶”为8画，再到“寅集下”“广”部8画里找，即可查到“康”字。

《康熙字典》康熙五十五年刻本

《康熙字典》问世后，乾隆、光绪均又做修纂再版，为以后的字典编纂奠定了基础。此后，后人在其基础上编纂出了《汉语大字典》《中文大字典》等字典书籍，但是由于《康熙字典》注重“古”而后继者服务于“今”，因此，至今《康熙字典》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阅读古籍、整理古文献、从事古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为中外人士所注目和使用，而且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字典》并不是仅有武英殿一种版本，武英殿的版本多是内廷赏赐用的，装订非常豪华，民间很少见到。因此，此字典自问世以来，就版本众多，据不完全统计有100多种。有道光七年（1827）的内府重刊本、其他木刻本，以及清末出现的石印本、铅印本等。其中，清末上海同文书局增篆石印本是发行量最大，也是最流行的一种版本。(www.xing528.com)

现代也出版了一些《康熙字典》的版本，但内容较之从前的版本有所差别。现代版本收字更全，将旧版《康熙字典》最难查的补遗和备考依现代文字规范并入正篇，方便查找。对用字也进行了修订，使其更加规范。另外，还补入大量今人常用的规范字，将原字典字头的切音读法替换成了汉语拼音，使现代人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因改编字典而引发的血案

《康熙字典》的编著为世人研究古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但也有人因为它而革职、入狱，甚至遭受到了血光之灾。本是一本造福于民的典籍，为何会成为一柄杀人的利刃呢？这话还得从一个人说起。

此人名叫王锡侯，江西新昌县（今宜丰）棠浦镇沐溪村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与兄长王景云共同启蒙，为追求功名，自己锁在王氏祠堂的小房里，夜以继日地苦读，几乎连吃饭的工夫都不肯耽误。期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学而优则仕”。

然而，也许是命运弄人，王锡侯的科举之路却并不十分顺畅，24岁才补博士弟子，38岁才考中举人，之后就屡试不第，再也不见起色。

于是，科举之路不顺畅的王锡侯就在家里著书了。因为他对于考证字音字义十分感兴趣，于是便将《康熙字典》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番。在看了数遍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康熙字典》虽然收字很多，“然而穿贯之难”，按照笔画查字，使用者只能查到字却不能知其所有组词用法，而且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就像散落的珠子一样贯穿不起来。

针对这个缺失，王锡侯想出了“以义贯字”的方法，把读音或意义相同、相近的字，汇集到一处，加以补强，并称“字犹零钱，义以贯之，贯非有加于钱，钱实不妨用贯，因名之曰《字贯》”。很快，这本《字贯》就出版问世了，全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共40卷，使字词之间看起来更加明了，王锡侯也对自己所作的这本典籍感到很是欣慰。

但是，好景不长。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锡侯的一个仇家王泷南向江西巡抚海成举发，说王锡侯在《字贯》一书的自序中，写有“然而穿贯之难”的字句，声称这是在公然诋毁康熙帝的圣训。

江西巡抚海成听闻之后，立即将此事上报朝廷。乾隆听说之后，对《字贯》一书进行翻看查实。之后发现，王锡侯不仅在自序中书有海成所述字样，更要命的是，他竟然不顾避讳地把康熙、雍正、乾隆的名讳直书于书籍之中，而清朝时有明确规定，在不得已书写皇帝名号时，皆应减一笔或加一笔来避讳。王锡侯的做法在当时看来，是属于大逆不道的罪行。

于是，乾隆给了他“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的处置。之后，王锡侯被监送京城问斩，子孙七人都被判斩，其他家人亲属则“充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就连上奏时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头衔作为惩罚的江西巡抚海成，也被乾隆认为判罚太轻，有替罪人说好话之嫌，而被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而原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史冯廷丞也因之前看过《字贯》一书，却没能检出悖逆之处而遭到革职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