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的政治思想与儒学研究

康熙帝亲政，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国内大的战事基本上宣告结束，政局开始走向稳定。但是，在这一期间，阶级矛盾和满汉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异常尖锐，满汉文化冲突剧烈。为了适应和调整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清政府在统治思想及文化政策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

在古代中国，上至朝廷，下至黎民百姓，无一不见国家法定或认可的礼仪存在，这和皇帝的政治观念有关。而且，古人认为，天子治国主要内容是教养二事，认为国家为政，必须养先于教，即所谓“有文治，必有武功。”武力足以抵御外敌和平定内乱，但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都走上正常时，文治才是国家运作的功能所在。

而众所周知，儒家尚礼，所坚持的正是“为国以礼”的思想。由于在儒学与政权之间建立起了稳固的制度化关联，儒家思想^[1]自汉武帝而后便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精神支柱。帝王们可以对孔子的称谓、尊祀之礼及其政治地位稍作调整或升降，但要想不尊孔崇圣那却是不可能的。正可谓“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特别是对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说，是否尊孔更直接关系到能否稳固其统治根基。

康熙帝对此有十分自觉的认识，故其利用一切时机向臣民宣扬对孔子的尊崇之意。一方面，保持自己“国语骑射”为特色的满族文化作为回应；另一方面，主动接受并大力弘扬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族传统文化，提倡尊孔读经，把崇儒重道作为基本国策。这样就减少了满汉文化相互之间的隔阂和摩擦，积极地促进了满汉文化的融合。

其实，康熙对于儒学思想的推崇并不仅仅是因为上述这些政治方面的作用。就他本身而言，也是十分喜欢研究儒学的，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0页）。康熙八年（1669），他敕谕众官曰：“朕惟圣人之道高明广大，昭垂万世，所以兴道致治、敦化善俗莫能外也。朕缵承丕业，文治诞敷，景仰先哲至德。”（《圣训》）康熙十六年（1677）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二十三年（1684），御驾亲临阙里圣庙，并行三跪九叩首礼，曰“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万世帝王咸所师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朕向来讲求经义，体思至道，欲加赞扬，莫能名言。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非云阐扬圣教，亦以垂示将来”（《御制文初集幸鲁盛典》）。之后有诏颁御制《孔子赞序》及颜回、曾参、子思、孟轲四《赞》并重修阙里圣庙成而特制碑文，并将自己对于孔子的盛赞和尊崇昭告天下。

康熙非常注重学习、研究儒家思想，曾曰：“朕御极五十年，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曾研究。每儒臣逐日进讲，朕辄先为讲解一过，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亦即与诸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

但是，康熙对于儒学的尊崇，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对孔子的称颂上，更“不徒空言”，而是期于“见诸实行”，他曾专谕讲官曰：“尔等进讲经书，皆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朕亦孜孜详询，每讲之时必专意以听，但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尔等仍直言无隐，以助朕好学进修之意。”

除此之外，他还钦定程朱理学^[2]为官方哲学，并用道统、治统合一论，用以论证清廷统治的合法性。可见，康熙完全是从帝王实用的立场来评估儒学与儒经的。

朱熹画像

康熙以儒治国，并在为政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以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为理论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比如他认为：“臣为邦本，必使家给人乐，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故其反复向群臣宣谕“爱民”、“重民”、“安民”、“惜民”的道理，要求他们奉公守法，恪尽职守，清正廉明；还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减免赋税、惩治贪官的有利于民生安乐、社会稳定的措施；并本着程朱理学之旨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通过所谓“闲邪存诚”、“省察克治”的功夫，达到“辨明天理，决去人欲”的目的。

康熙的这一政治思想体系，不仅对清初疗治多年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使社会稳定、民生安乐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还深刻影响了其子其孙，为雍正和乾隆所继承和发扬，为康乾盛世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儒学思想的创始者——孔子

儒学思想历经千年经久不衰，曾作为皇家思想被尊崇，至今仍为世界很多人所研究和追随，可见其价值之高。而提到儒学思想，就不得不说到他的创始人——孔子。(www.xing528.com)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华夏族）后裔，故为孔姓。而关于孔子名字的由来，则流传着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因孔子出生之前其母曾在尼丘山祈祷，故起名为丘，排行第二，故字曰仲尼。（《孔子家语·本姓解》载：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另一种则是说孔子一生下来，头顶中间低，四边高，很像尼丘山。因此，他的父母便给他起名为丘，字仲尼。

孔子画像

孔子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病逝了。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碰巧当时又处于乱世，中国社会正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之中，思想文化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夏商周三代十分浓厚的天命鬼神观念受到了冲击，贵族垄断的教育模式也维持不下去了。在孔子的出生地鲁国，这种旧制度崩溃的迹象更为明显。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孔子不得不自贬身价，从事一些在当时被认为卑贱的职业。然而，也正是这种逆境激发了孔子好学向上的精神，如饥似渴地展开了学习。为了能够获得真知，孔子还曾经亲自前往周都洛阳，专门拜访老子，向老子请教。孔子到了30岁左右，博学的名声已经流传开来，并收了第一批弟子。

孔子不仅博闻多识，而且毕生致力于研求政和为人之道。然而，仕途的大门却迟迟没有向他敞开，直到年过半百之后，他才获得了从政的机会。在治理鲁国的3个月中，孔子的才能使强大的齐国也感到了畏惧。但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于是，孔子便辞了职，继续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

孔子首创私学，开门授学，促进了文化知识在民间的传播。“因材施教”是孔子的一条重要教学原则，即重视启发式的教育，要求学生举一反三。孔子的弟子多达3000人，其中贤人72人，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

孔子曾携弟子在外周游列国14年，之后回到了故土。但厄运却在他的晚年接踵而至。

先是他的独生子孔鲤离他而去，紧接着，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渊和在卫国当官的子路也相继去世。独子和弟子的离去，使孔子悲痛不已，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与世长辞了，享年73岁。

孔子无论生前死后，其崇拜者都不可胜数。孔子逝世后，鲁哀公将孔子故居改建为庙，收藏孔子生前用过的东西。此后，除去焚书坑儒的秦朝，孔子在整个封建社会都备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