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宗谱的一段记载
厚厚四卷本的咸祥王氏宗谱里有这样一段记载，“辛丑（1841）八月城失守，有夷舶突入嵩江，居民惊皇无措。君曰：“兵无济焉，众志成城乃可恃耳。”于是募乡之人为守望计，又于嵩江出入之处，用木石增御。时各地未有社兵，而君实为之倡也。乃请于郡令，舒公甚嘉许焉。及夏邑，郡令以君之才与同事者将请于朝，而君相与力辞焉！是不特不邀誉于乡党，更不求闻达于当世者。非有干济之才，得古君子之遗意，其孰能此。”
这里提到的“君”是指咸祥王氏的第15世太公王德郊。这段家谱披露了湮没在岁月里的一段陈迹，即鸦片战争时期，咸祥百姓曾自发组织义军，抵抗英国侵略者的史实。
无独有偶，大嵩江北岸，玉泉岭下的方桥村，小城门上的碑刻，也有如下记载：“立三祀如下，兹因道光廿二年（1842）被英夷作乱，设建城门。廿三年（1843）设小屋管锁。签议设行房公、信议公两祀，举田列后，以垂久远，永世不朽云尔。道光丙午年正记重造。”石刻共72个字。2005年6月，小城门被鄞州区人民政府批准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家谱记载和石碑镌刻，向我们展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王德郊的见识与谋略
王德郊性慷慨好义，好为人排忧解难，他答应人家做的事没有不兑现的，所以乡党里人有事都喜欢找他帮助解决，家里常常是来客盈门。咸祥以前没有义塾，乡民孩子无处求学读书，德郊公与同志诸公议创，捐田办起球山书院；咸祥遭到早灾水灾，他购买粮食救济灾民，因此而得以活下来的人无以数计；1835年秋咸潮进入外塘，淹没人庐，德郊公请县令周召棠设法赈恤，修葺塘堤，使怒涛惊波之后，依然鸡犬桑麻相对无恙。因此，德郊太公的急公好义，远近闻名。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廿九（1841年10月13日）英国兵船4艘汽艇4艘，载兵700余名，由刚刚攻占的镇海溯江而上，下午1时抵达宁波三江口、灵桥门。此时，宁波已成“不设防的城市”——从镇海逃回的浙江提督余步云、宁绍台道鹿泽长、宁波知府邓廷彩及邮县知县王鼎勋等都弃城而逃，提督二营溃散一空。英军舍舟登陆，长驱入城，不战而占领宁波城（当时的鄞县县城）。
英国侵略者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记述了经过时说：这是“从来没有的唾手可得的胜利”，不损一兵一卒占领了这座膏腴之城，进而轻而易举地掠夺得“可供两年之用的谷物和12万元左右的现金、纹银”，甚至到1842年5月7日撤出宁波时还勒索了120万元“犒军费”。
面对守城官兵作鸟兽敬，以致宁波不战而陷的形势，面对英国侵略者的兵船侵入大嵩江，骚扰掳掠，居民惊惶不安的现状时，王德郊指出：“兵无济焉，众志成城乃可恃耳。”这是满腔义愤的斥责，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养兵千日，用在一朝，面临外敌人侵，这些做官的、当兵的，理应保国卫民，同城存亡，不战而逃，真是太无耻了，太没有骨气了，太令人失望了。怎么办呢，只有靠自己的力量，靠乡党里人团结起来，众志成城进行抵抗。
“兵无济焉”，还在于对道光皇帝派来的钦差、他的侄子，号称“扬威将军”的奕经以及参赞文蔚、特依顺等一批将官的失望。这些人虽奉命“南下进剿英夷”，此时且和逃到绍兴的一些官员，只凭借曹娥江天堑隔江而驻，眼看着国土失陷，百姓遭殃，却迟迟不敢东渡来收复宁波。(www.xing528.com)
抛石、打桩和组织义兵
《朱公遗迹录》里，朱国选有这样的一段话：“伏念宁郡镇关，系两浙之咽喉，而大嵩实系两浙之后门，盖大嵩两面皆山，中介长江，扬帆趋道，袭宁最便……”这是清朝雍正年间（1723~1735），朱国选为了在大嵩江口建造滚水坝的报告中对大嵩江在海防上重要性的准确分析，因为溯江而上，分别有昭岐岭、硖石岭、大嵩岭、韩岭以及亭溪岭可进入宁波腹地。报告中没有把建坝的作用、功能局限于御咸蓄淡上，而是上升到海防高度上。他认为：“于江口建筑大坝，堵其要口，即于坝上加设兵备，六闸分汛防守，岂惟淡可以蓄，咸可以御，足为嵩民辟万世之利。抑使贼艇不得乘间而袭嵩，则嵩城永固，嵩城固则两浙可无东顾之忧矣。”
可惜这种远见卓识不为当道重视，雍正年间江口没有建坝。不然，在距雍正100多年后的鸦片战争时期，王德郊不需用抛石块的办法来阻御英国侵略者的船舶进入大嵩江了。
民间流传的故事中，大嵩江有99个湾，每个湾头的突出处江涂上有数以百计的乱石堆，人们叫它为“石牛”。现在遇到水位下降时，常有人站在这些石堆上钓鱼。每处乱石堆下面，均有25厘米左右直径的松树桩裸露着。这些石牛是先民用来保护江塘的，风急潮大浪高，潮涨潮落流急，“石牛”起着保护江塘堤岸不被冲刷荡涤的作用。在原球山渔业社后的地名叫“馒头堵”的大嵩江里，则有一道贯通江南江北的石阵，过去每年三月三，潮水水位最低，这道在江底的石阵会裸露出江面，宽约5米，可见到潮水从石阵上面漫溢。大嵩江大闸建成后，到枯水期才能再现。
这道石阵，何时形成的呢？雍正五年（1727）元月，杨懿来邮上任，在鄞任职29个月后，于雍正七年（1729）五月以身殉职。大嵩江两岸的江塘是雍正八年（1730）九月才开始建筑的，此时杨县令已过世，江塘到1731年才完成。杨公死后，朱国选得不到新任陈县令和宁波府普参守支持，已处在孤掌难鸣的境地。虽力排众议，坚持在大嵩江口试打树桩以证明此处可以造大坝外，已不可能再有财力或权力组织抛石了，并且也是在1730年，他以“阻挠大工”的罪名被关进牢狱，被关押了9个月。因此，这道石阵，应该是1842年抛的。当然，也存在着朱国选在雍正年间为造滚水大坝抛石在前，王德郊太公为堵英军船舶又在此处抛石的可能。
大嵩江上打树桩，这是比较简单的事，大嵩地区山上多的是松树，有一段时期，“大嵩”曾称为“大松”，民间又盛传“千年水底松，万年燥阁枫”的俗语，大嵩地区哪一处桥梁、碶闸及塘堤紧要处不是以松树打桩为基础的。大嵩江上打树桩，俗语称打“海底篱（音枪）笆”。
有没有组织过社兵？规模有多大？人数有多少？朱沛霖先生撰写的有关王德郊的赞词中有以下数语：“乱之初生，邦国殄瘁，修我甲兵，百夫之御……”据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咸祥百姓，曾组织过一支义兵抵抗英夷，人数至少百人。
在“兵无济焉”的情况下，在官兵溃败如山倒的形势下，人民群众自发行动起来，自筹兵饷，不用国帑，成立反侵略组织，”时各地未有社兵，而君实为之倡也“，这种可货的爱国保家精神实在是应该大书特书的。《鄞县志》记载：鸦片战争时期，鄞县知县舒恭受组织团练乡勇，分布海口险隘，打击侵略者。这里的“团练乡勇”，包括咸祥的社兵，这里的“海口险隘”，包括滨海的大嵩江口。
咸祥人民的抗英斗争不是孤独的，当时宁波人民也组织起来，张贴过《宁波众义民公启》，在控诉“‘红毛鬼’四出骚扰，烧毁房屋，抄掠钱银，奸淫妇女，强夺牲畜，使我人民不得安居，生者流离，死者暴露，一切耕种买卖皆不能做，其惨毒不可胜言”后，号召大家：“各自为主，或一人而聚数十人，或一人而聚数百人，以至数千人，或数万人，愈多愈好，或用喑计，或用明攻，总要把红毛夷人除灭，不在浙省滋闹，我等方能享太平之福。此系义举，但求安静……”
（古时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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