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论：秦朝统一文字，钟繇、王羲之等书法家的影响

中国文字以象形、形声、会意为主，加之笔画错综，在基本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可以任意布置结构、笔画乃至变形，这便使得汉字的书写有了一个可以尽情发挥的空间，尤其是当人们开始使用毛笔进行书写时，毛笔在线条方面显示出巨大的表现力，从而使得书法很快成为一门异乎寻常的艺术门类。

古代书法艺术启蒙于甲骨文的刻画。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成熟的文字，造字方法已经体现出“六书”的基本特征，由于甲骨文是刻画在龟甲骨上，因为刻画的工具所限，虽然笔画线条简单，但是看起来反倒瘦劲、质朴、锐利突出，有强烈的原始感。周代，金文盛行，金文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线条圆润，排列工整，浑厚大方，如《大盂鼎》、《毛公鼎》等。战国的时候出现了墨笔，当时的许多书写都是用墨笔在竹简上完成的，内容多为各个国家之间的盟书或是占卜记录。有些文字写在丝织品上，被称为“缯书”。1942年9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的纸源冲的战国墓中发现的“缯书”，笔画强劲挺拔，刚性十足，有甲骨文之风。

秦朝国家统一，推行“书同文”，将其他六国书写各异的文字统一为小篆文字。小篆广泛应用于官方文书、刻石和刻符等。流传下来的秦朝小篆石刻有《泰山石刻》，小篆刻符有《阳陵虎符》。

秦朝民间流行的是隶书。隶书是在小篆笔画相对繁复、书写困难的情况下，传说由时人程邈整理而成，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记载了此事。隶书较之小篆，笔画简单易写，能以较快的记录速度处理复杂的役戍、官狱之事。隶书书写略显宽扁，横画长而竖画短，呈长方形。隶属书法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上下收紧，左右舒缓，端庄规矩，优雅大气。如果说小篆是基于象形的古文字，隶书则是改象形为笔画的新文字。秦朝的隶书称“秦隶”，秦隶的写法上还带有很深的小篆的特点。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1100余枚墨书竹简，是典型的秦隶。

进入汉代，隶书成为主流文字。汉代的隶书又称作“汉隶”。除汉隶之外，楷书、行书、草书也在萌芽之中。据史料记载，汉代有书法家十余位，其中蔡邕的水平最高。相传《熹平石经》是蔡邕书写的。东汉熹平年间，蔡邕将《周易》、《尚书》、《鲁诗》、《仪礼》、《公羊传》、《论语》、《春秋》等刻石于太学，共刻碑46块，后石碑屡屡被毁，至今只有残碑数百余片，残存文字8000余字。《熹平石经》上的隶书，不受扁平形状的约束，放开书写，充满灵性。另外，汉代遗留下来的无名隶书石碑也不少，如《礼器碑》、《张迁碑》、《石门颂》等，其书写方法是在遵循隶书的基本规范下，用笔或端庄典雅，或苍劲有力，或欢快流畅，各具特点。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广为传播，玄学盛行，小说与诗歌被大量创造，历史著作涌现，成为书法艺术发展的强大动力。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庄园经济发达，门阀士族不仅拥有相对独立的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其文化也表现为耕读家传，自成体系。书法之法因家族而异，各具特色。更重要的是由隶书进而发展出的楷书，至此已完全规范化并大为流行，由楷书进而发展出的行书也蔚然成风，由行书进而发展出的草书也为中国书法家所喜好。

隶书书写起来因提、顿、勾、绕太多，费时费工，在书写隶书时简化笔画，便有了楷书。楷书的特点是无“蚕头燕尾”和“波磔”、横平竖直方正规整，被认为是汉字的标准体，故称楷书，又叫真书。

初入魏晋，以楷书而知名者是钟繇。钟繇历仕魏武、文、明三朝，官至太傅。钟繇的楷书在由隶书转变为楷书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一样的意义。在钟繇的楷书中，楷书横竖分明、规规矩矩，保留着隶书敦厚端庄的影子。钟繇代表作有《宣示表》、《荐季直表》等。钟繇的书法对王羲之的书法影响较大。

对王羲之影响较大的，还有卫夫人。卫夫人当时即有书法盛名，她曾师承钟繇，专攻楷书，相传《稽首和南帖》为卫夫人作品。卫夫人的楷书已经脱尽隶书的痕迹，成为完美的楷书。另外，传卫夫人还著有《笔阵图》一书，提出了六种用笔之法、七种笔画之法、“先须大书，不得从小”、“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等重要的书法理论，对历代书法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最流行的是行书。楷书因为需要一笔一划地书写，工正有余而随意不足；草书又随意有余而较难辨认。行书以楷书笔画为根本，可以随意将笔画变形且大小由之，既提高了书写的速度，更利于表达作者的心情和思想，还易于辨认。行书较工整而贴近楷书者称为行楷，较随意而贴近草书者称为行草。行书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人们只关注其实用性，而缺少对行书艺术性的探究，到了晋朝王羲之才将其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才形成了对后来影响至深的草书艺术。

王羲之，生卒年代不详，山东琅琊人。南渡时，王羲之随家族南迁建康，49岁时定居绍兴，曾任右军将军，故后世称“王右军”。王羲之早年师承钟繇和卫夫人，所写楷书已经别样的瘦劲，南渡后又吸取江南书风，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创造了行书的新体，且隶书、楷书、草书皆超越古人。王羲之的传世作品最有名的是《兰亭序》，被称为“登峰造极，风神盖代”的“天下第一行书”。东晋永和九年（353年），暮春时节，王羲之和当时的名士谢安、孙绰等40余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按照“修褉”的习俗，将盛酒的杯子放入弯曲的河流中，当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在规定时间里赋诗一首。士人们雅兴大起，饮酒赋诗。王羲之大受感染，铺蚕纸，挥毫墨，为几十篇诗作写序，这就是“兰亭序”。《兰亭序》是王羲之的得意之作，传说后来他又将《兰亭序》的内容写过多遍，总感觉比不上最初的草稿，于是《兰亭序》被视为传家宝，秘不示人。唐太宗酷爱书法，想办法得到了《兰亭序》并视为书法至宝，曾命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等利用描廓填色的方式制成副本，并分赐给诸王及大臣。据传《兰亭序》的真迹被唐太宗作为随葬品带入昭陵，世上所传，皆为摹本。摹本最好的就是冯承素双钩填廓本，因为卷上有唐中宗的年号小印，又称作“神龙本《兰亭序》”，现存故宫博物院。

《兰亭序》的最大的艺术特点是字体结构变化多端、行笔瘦劲有力、抑扬顿挫，表现出了作者十分娴熟的文字驾驭能力。整幅字帖流畅自然，轻重徐疾，如边行边唱，自成节律，体现了作者书写自由和真性情的美好心态。

王羲之也工于楷书，其代表作是《黄庭经》、《东方朔赞》等，皆整齐优美，精美绝伦。王羲之也善草书，《十七帖》是其代表作，是王羲之写给朋友的书信集，雄强有力，用笔干脆，斩钉截铁。

王献之，王羲之的第七子，其书法知名度与父齐名。王献之继承并发展了张芝的“一笔法”，其书如同瀑布下垂，首尾相连，韵味连绵，故张怀瓘评价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25]《鸭头丸帖》、《中秋帖》是其行书的代表作，楷书则是《洛神赋十三行》。

南北朝时期的刻石也很流行，刻石分为碑刻、造像刻、摩崖刻和墓志铭刻等，其中碑刻最流行。由于碑刻易于保存，不易损坏遗失，故时人喜欢用碑刻记事，所以碑刻的内容非常丰富。更由于刻碑之人多为无名工匠，不识书写法度，多随意书写，即便是经过“书丹”将文章原文写在石碑上，“勒石”时也往往随其所好，不自觉地变形走调，形成了自己的书法特征，故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碑刻是千姿百态，很少雷同。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均盛行碑刻，南方诸朝的碑刻又称“南刻”，受两晋书法的影响较大，其特点是朴素清秀。北朝的碑刻是大力度的刀劈斧凿，体现出雄健有力的阳刚之美，所以，北朝的碑刻特称为“北碑”，其字体法度，又由于北朝之中来自北魏的刻石最多，故又称“魏碑体”。北朝之后，魏碑对少数书法家也有影响，但是一直未被重视，直到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人们越来越反感“馆阁体”谨小慎微与千篇一面的书风，才开始自觉地从魏碑的书法中寻找灵感。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价魏碑说：“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又说：“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应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对魏碑极其欣赏。流传至今的魏碑代表作有《张猛龙碑》、《郑文公碑》、《崔敬邕墓志》、《张玄墓志》等。

唐朝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盛世。唐朝的书法艺术发达是唐朝整体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尤其与唐朝的科举设立书学一科和官吏铨选需看被选者是否“楷法遒美”有关，所以唐代书法名家众多，各领风骚且多成宗师。

“初唐四家”是指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

欧阳询擅楷、行二体，尤其是楷书。欧阳询的楷书结构严谨、书写规范，笔画有力，流畅瘦劲，被称作“欧体”，为后学者所宗，其作品有《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等，他的楷书被誉为“唐人楷书第一”。

虞世南，余姚人，曾官至秘书监，掌管图书，封永兴县子。唐太宗赞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十分欣赏。虞世南81岁去世，唐太宗下诏陪葬昭陵，追赠礼部尚书，给予了莫大的哀荣。虞世南幼年从师王羲之的七代孙智永和尚，深得王羲之书风之精华，被时人看成是王书的传人，尤其是他的行书。《汝南公主墓志》是虞世南的行草作品，字体奇妙，外柔内刚，霸气暗藏。《孔子庙堂碑》是虞世南的楷书作品，字体圆润平和，优雅舒展。

褚遂良，钱塘人，太宗时官至中书令，高宗时封河南郡开国公，人称“褚河南”。同虞世南一样，是初唐刚直诚实的政治家。魏征死后，唐太宗说：“朕始得魏征，朝夕进谏。征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继之。”^[26]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昭仪，褚遂良被贬为爱州（今越南北）刺史，次年死于爱州。褚遂良书法远学王羲之，近学虞世南，其楷书被认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之上。褚遂良的楷书结体方正，笔画舒缓流畅，文静高雅，美丽大方，实开唐朝书风之先河。清人王澍在其《论书剩语》中评价褚遂良的书法是集颜真卿、柳公权、钟繇、薛稷等于一身的书法精华。褚遂良楷书作品有《孟法师碑》、《慈恩寺圣教序》、《倪宽赞》等，其中《慈恩寺圣教序》最能代表褚遂良的楷书风格。

薛稷，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曾祖父是薛道衡，外祖父是魏征，武则天时曾官至礼部尚书，中宗时封为晋国公。薛稷为官之余，热心书法，尤擅长楷、行二书，幼年时因模仿褚遂良几乎以假乱真而被时人称为禇遂良的高足，其作品被很多人珍藏，时下既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说。薛稷的书法“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27]。薛稷的代表作有碑刻《信行禅师碑》，字体上有褚遂良之遗风，下启宋徽宗的瘦金体之先河。其他作品尚有《中岳碑》、《洛阳令郑尚碑》、《升仙太子碑》。

张旭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草书的巅峰之作。张旭，吴县（今苏州）人，曾官至常熟县尉，善草书，性好酒。张旭初学“二王”行书，后又效法张芝的草书，在生活中又受公主与担夫争道以及公孙娘舞剑的启发，终于练成了独具一格的“狂草”书法。张旭的狂草时而大气磅礴，电闪雷鸣，惊天骇地；时而行云流水，轻歌曼舞，细语轻唱。或豁然大开，或变化莫测，或泰山压顶，或笔走游龙，或抑扬顿挫，或一泻千里，书者的喜怒哀乐跃然纸上。其书法浑然天成，精美无比，达到的艺术境界在所有书法家之上。代表作为《肚帖》。

怀素，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幼年好佛，出家为僧，僧名怀素。出家后，怀素对习经兴趣不大，倒是对书法情有独钟。怀素擅狂草，据说他写字时，是“骤雨旋风，声势满堂”，尤其是酒后用笔，圆转有力，激情奔放，一气呵成，时人称他“醉僧”，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怀素的代表作是《自叙帖》、《论书帖》、《食鱼帖》、《大草千文》等。张旭的狂草如夏天时节，电闪雷鸣，大雨瓢泼，一泻千里；而怀素的狂草则是夏末秋初，风声细雨，风雨如注，连绵不断。与张旭相比，激情稍逊。

颜真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玄宗时官至殿中侍御史，代宗时封为鲁郡开国公，故又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乱，颜真卿去劝降，劝降未成反而被杀。颜真卿受师于张旭，又广采众长，在楷书、行书上最终自成一家，号为“颜体”。“颜体”一方面用笔刚硬，形如刀刻；一方面又字体舒展，华贵丰满，疏密有序，在规范中求恣意，在洒脱中求法度，优雅与锐气并存。颜真卿的书法不仅体现了中唐时期人们追求华丽丰肥的时代特征，更体现了颜真卿本人堂堂正正的凛然之气。颜真卿的传世作品较多，例如《多宝塔感应碑》、《颜勤礼碑》等，颜体成为了后学者学习楷书的楷模。

唐朝后期的书法家，影响最大的是柳公权。柳公权，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历任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侍书，官至太子太师，人称柳少师。柳公权以楷书闻名，他广采前代楷书大家之精华，尤重欧、颜二体，最后融合诸家笔法，自成一家，人称柳体。柳体骨力强健，肥瘦得体，用笔讲究，十分纯净。柳体长横细而舒展，短横粗壮有力。竖画视字体结构不同而粗细有异，但均如神剑天降，能入木三分。较之颜体，柳体在充分表达自己的个性的同时，又谨守法度，标榜规范，故柳公权在当时已经成为当仁不让的一代宗师。其代表作有《玄秘塔》、《神策军碑》。

宋代书法，对唐朝书法有继承，缺少超越。北宋中期，蔡襄的书法最有名。蔡襄善楷书，曾被苏轼誉为“本朝第一”。北宋后期，有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京。四家作品将宋代书法艺术发展推至高潮。

苏轼的书法，同时代的黄庭坚称赞他是“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苏轼少年时学王羲之，中年时学颜真卿，还喜欢模仿柳公权，博采众长，最后因“笔圆而韵胜”自成一家。苏轼仕途坎坷，累遭陷害，多次遭贬流放，即目睹了官场的腐败，又对下层民众的疾苦感同身受。尤其是“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独守茅屋，饥寒凄凉，心情极度愤懑无奈，如此复杂的精神世界，不仅影响了苏轼的文学创作，也影响了苏轼的书法艺术。苏轼行、草皆工，其代表作是《寒食诗帖》。苏轼写《寒食诗帖》虽然尽力内敛，却终因掩盖不住胸中激荡的心情，挣脱自我束缚，向外爆发。开头叙说“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苏轼的心情还算平静，字写得也平静，用笔轻盈。等到想到此刻“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凄惨困苦的生活时，苏轼突然下笔发力，字体放大，挣脱束缚，意欲改天换地，但又突然感觉无助失望，不得不回到现实，一声叹息！自“春江”二字到“烧湿苇”，简直就是一节惊天动地的交响乐。

论书法，魏晋书法尚神韵，追求冲淡、玄远和含蓄的风格；唐朝书法尚法度，追求严谨、标准和庄重大方的风格，二者关注的更多的是形式美或追求利用字的不同的书写形式来表达书写者的心情或是某种精神理念，至于宋代则不然。宋书尚情感，即宋书尚意。宋人认为写字应无章法或有章法但不能为章法所困，可以在章法允许的范围之内不拘一格任意书写，不顾及旧有的结体笔画的规定，将个人的情感融于写字之中，直抒胸臆，让“书如其人”。苏轼认为写字应该执法无法，随心所欲书写即可，所以，苏轼或斜执笔用侧锋、或正执笔用正锋，虽遭人讥笑，最终写出了笔画圆润、肥腴艳丽、充满“气韵”与“灵气”的苏氏书法，独树一帜。书法之美绝不仅仅表现在形式上，只有将“神、气、骨、血、肉”五者以及个人的情感世界融合于字里行间之中者，才具有真正的感染力和生命力。缘于此，应该说苏轼就是开拓宋书尚意之风的第一人，他的《寒食诗帖》被称为“第三行书”，排在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颜勤礼碑》之后。

黄庭坚，号山谷道人，世称黄山谷，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因其诗作成就可比肩苏轼，故世称“苏黄”，是江西诗派创始人。神宗时，黄庭坚曾官至著作右郎，王安石变法时属于保守派，得不到重用。哲宗时又因其主修的《神宗实录》不实，被贬到四川涪陵。徽宗时，司马迁等“旧党”被复用，黄庭坚也被启用，旋即因为蔡京为相，打击“旧党”，黄庭坚又被贬至宜州（今广西宜山县），栖身于残垣断壁的戍楼里，饥寒交迫。但是黄庭坚坚持天天读书写字，对酒当歌，常与当地名士交流，为时人所尊重。这样的仕途沉浮，历经沧桑的人生，都被黄庭坚写进了字里行间之中。黄庭坚楷书学颜真卿，草书取法怀素，加上自己的顿悟与揣摩、历练，终成一家。黄庭坚的代表作是《松风阁诗帖》，写于再次遭贬，怅然游于湖北鄂城县樊山松风阁之时，他触景生情，感慨万端，写出了自己对生活的无奈、对亡友苏轼的怀念以及“嘉二三子甚好贤，力贫买酒醉此筵”和“泉枯石燥复潺湲，山川光辉为我妍”的旷达心态。《松风阁诗帖》写的长波大折，提顿起伏，无所顾忌又神韵洋溢，堪与《兰亭序》、《祭侄文》相媲美。

米芾（1051—1107年），祖籍太原，后迁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曾官至吏部员外郎。米芾轻视做官，却酷爱绘画与书法。史传米芾少年时就热衷写字，到处寻访名师指点。他听说有位秀才字写得好，便前去求教，秀才说只有买他的纸才能教他写字。米芾不惜花了五两纹银买了他一张纸，因为这张纸太贵，米芾不舍得直接在上面练字，便先在地上反复练习。后来秀才问他为何不直接在纸上写字，米芾回答说：“纸贵，怕废了纸。”秀才让他把刚才反复琢磨练习的那个字写出来看看，米芾便在纸上郑重地写出了一个“永”字。秀才感叹这个“永”字写得不凡，然后对米芾说：“你会写字了，只有用心，字才会写得好！”离开时，秀才留下了一个包，并嘱咐要等他走后才能打开看。米芾送走秀才，打开一看，原来是那五两纹银。米芾非常感动，不仅感到了秀才对他的良苦用心，也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写字不仅仅在笔画，更重要的是在思想。米芾先学欧柳，后学二王，之后，名家书体，米芾几乎无所不学，故米芾自称自己的作品是“集古字”。米芾注意继承，更关注批判，能做到扬长避短，自成一家，最终以自己独有的“刷字”奠定了自己的书法地位。在书法理论上，米芾坚持高调的批判态度，他认为欧、虞、褚、柳、颜书，过于工整、呆板；蔡襄的字像是“勒”字；黄庭坚的字像是“描”字；苏轼的字像是“画”字，都是只关注形式美而缺少内涵，写字应该放得开，“心即贮之，随意落笔，妙得自然”，他形容自己的写字像是“刷”字。

米芾写楷书，完全不顾及结体笔法法度，书写随意，充满活泼灵动感。米芾写行书，更是自由挥洒，雄壮有力，变化多端，正如苏轼评价他的字是“风樯阵马”，不在钟繇与二王之下。米芾的草书，由于与张旭、怀素的理念不同，略显逊色。米芾的书法传世作品较多，其楷书代表作有《淡墨诗帖》、《蜀素帖》等。另外，米芾还酷爱收藏砚石及奇石，著有《砚史》一书。

蔡京，其先本光州人，后居兴化仙游（今属福建），迁莆田。蔡京历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曾官至户部尚书，早年曾追随王安石变法，哲宗时任户部尚书，权位显赫，徽宗时，与宦官童贯等人把持朝政，与徽宗一起大肆挥霍，因此在历史上恶名昭著。蔡京很有艺术天分，尤其在书法上。蔡京的楷书绝不求精雕细作而是随意行笔，大气磅礴；其行书则是精细优雅，肥瘦得体，笔力劲道，自然天成，如行歌流水，充满神韵，成熟而不老道，华美而不艳丽，又如清纯少妇，别有一番神韵。蔡京的传世作品很多，如《草堂诗题记》、《题听琴图诗》、《节夫帖》等。

宋徽宗赵佶不是一位合格的皇帝，却是一位难得的艺术家，琴棋书画，无不精通。赵佶的字号称“瘦金体”，其特点是笔画纤细有力，棱角分明，横尾顿笔，竖尾顿提，撇画最细，形如游丝，捺画结尾形如柳叶，竖弯钩则尽情放浪最后倒挑。赵佶的书法苗条而又劲健，形如修身的美女，不仅身段好看，又有富贵人家的气质，因而独树一帜。

也许是宋代书法过于尚意，例如赵佶的瘦金体，不仅正书的章法全无，甚至将毛笔字变成了硬笔书法，所以元代的书法反其道而行之，赵孟頫、鲜于枢等人提倡追随晋唐，力求返璞归真。

赵孟頫的书法结体保守，运笔圆润，端庄雄厚，有绅士风度，世称“赵体”，其代表作有《玄妙观重修三门记》、《洛神赋》、《胆巴碑》等。

鲜于枢，擅长楷、行、草，其楷书像褚遂良，行书像王献之，而草书像怀素，其传世作品有《老子道德经卷上》、《苏轼海棠诗卷》、《论草书帖》等。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时称“二杰”。(www.xing528.com)

邓文原，擅长楷、行、草，尤其章草最精。邓文原的章草笔画饱满、稚嫩可亲，犹如面貌丰腴、白白胖胖的胖小子，其代表作有《家书帖》、《黄庭坚松风阁诗卷跋》等。邓文原与赵孟頫、鲜于枢并称“元初三大家”。

明清书法，是书法艺术辉煌之后的余晖。虽然很多人希望摆脱宋代的尚意，通过恢复晋唐法度来回归书法的本色，却阻止了书法的创新与发展。明初的台阁体，由沈度初创，至“三杨”倡导，几乎成了明朝早期的标准字。台阁体方方正正、横平竖直、大小一致，被定位科举答题以及朝廷书写皇帝制诏的标准字。三十年间，明人唯写台阁体。台阁体字体严谨规范，守规矩不差毫毛，但是千人一面，使得明初书坛毫无生气与别致。至明中叶，徐有贞、祝允明、文徵明等书法家出现，明代书风才稍有改观。祝允明工于草书，有张旭、怀素的风格，笔力强劲，饱蘸热情，故王澍称祝允明是“有明书家林立，莫不千纸一同，惟祝京兆变化百出，不可端倪。余见京兆书百数，莫有同者，信有明第一手也”^[28]。祝允明的代表作有《草书诗翰》、《出师表》等。文徵明最善小楷，他的小楷若内敛一点便是楷书，放开一点就是行书，收放恰到好处，其代表作有《赤壁后赋》等。

明朝后期，董其昌的书法艺术影响最大。董其昌（1555—1636年），官至礼部尚书，最善行草。董其昌的行草笔道苍劲，枯温相映，平淡古朴，不仅在当时被奉为宗师，到清朝康雍乾时期更是被模仿追随。康熙皇帝十分喜欢董其昌的书法，认为董书是“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不过，董其昌的书法并非如此叫绝，董书缺少变化，平淡约束，虽然有力透纸背质感但是明显缺少神气，谨慎有余而霸气不足，泥古而缺少创新，这也说明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书法艺术的创新能力已经丧失殆尽，书体创新已无可能。在书法理论上，董其昌提出了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和宋书尚意的观点，影响较大。

清朝书法有所谓中兴之誉，尤其是魏碑书体于清朝中期强势而出，使得清朝书法在经历了康雍乾三朝呆滞的书风之后，焕然一新。北朝流行刻碑，碑刻文字有着独特的魅力，唐代欧阳询、褚遂良等人都曾受到其影响。唐宋元明，书法大家各领风骚，魏碑无人倡导，几乎被人遗忘。清中叶，考据学与碑学盛行，大量魏碑的发现以及对碑学的研究，重新燃起了金石学家与书法艺术家们对魏碑体的兴趣。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辑》中认为魏碑体较之其他书体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魏碑的艺术性，“实为唐宋之所无有”。尊魏碑者，不仅是康有为，许多书法家身体力行，“尊碑抑帖”，倡导魏碑书体，其中金农、邓石如、伊秉绶、吴昌硕最为有名。

金农工隶书，其字号称“漆书”，横竖粗细一致，饱满大气，像是用扁刷刷出来的字一样，完全是刀刻效果和金石味。金农的书法作品大多书写在他的画稿上，独立的书法作品较少。邓石如的篆刻称“篆隶”，出自汉隶，又融合魏碑，丰满有力，意气风发，时人称他“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伊秉绶善隶篆，其书高古博大，凝重庄严，被目为隶书的正字。吴昌硕，属晚清的“海西派”，与虚谷、蒲华、任伯年并称“清末海派四杰”，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与近代书法艺术衔接的代表人物。吴昌硕的篆书成就最大。其《临石鼓文》可谓笔力遒劲，大气深厚，既古朴拙雅，又不乏创新，绝非简单摹写，而是将石鼓文从一般的文字篆刻发展成为了书法艺术。

书法，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神奇的艺术形式，小说、诗歌乃至绘画，在书法艺术面前都显得过于直白。书法中的字词本身的含义已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流淌在笔画之间、字词之间的书者的喜怒哀乐，强烈地感染着读者。

【注释】

[1]《吴越春秋》。

[2]《李太白集·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3]《李太白集·梦游天姥吟留别》。

[4]《樊南文集·李长吉小传》。

[5]《李贺歌诗编·金铜仙人辞汉歌》。

[6]《避暑录话》。

[7]《瓯北诗话》。

[8]《汉书·艺文志》。

[9]《孟子·梁惠王下》。

[10]《孟子·滕文公下》。

[11]《孟子·告子上》。

[12]《孟子·告子上》。

[13]《文心雕龙·诸子》。

[14]《史记·太史公自序》。

[15]《汉书·司马迁传》。

[16]《史记·太史公自序》。

[17]《史记·项羽本纪》。

[18]《后汉书·班固传》。

[19]《河东先生集·报崔黯秀才书》。

[20]《河东先生集·送薛存义之任》。

[21]《曾文正公全集·求阕斋日记类钞》。

[22]《古今小说·叙》。

[2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67页。

[24]《宋朝名画评·山水林木门》。

[25]《书议》。

[26]《新唐书·刘洎传》。

[27]《广川书跋》卷七。

[28]《论书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