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论：散文之美与古代发展

散文是与诗歌、小说、戏曲不同的一种文学题材，它无诗歌所必需的韵律，也无小说中故事情节所必需的完美叙述，更不需要戏曲所必需的语言对白与动作设计，它只是随意道来，有时直说，有时寄物，既可叙述，又可议论，无形之中，神韵游走，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别有用心，说来道去，作者的用意藏于字里行间，因而不吝啬自己的想象力的人才能真正地读懂散文，而且，散文大多写的语言凝练幽美，感情质朴丰富，又讲究思想哲理，所以一直以来散文就是中国人所钟情的精神食粮。散文的形式多种多样，因其着眼点不同，可分为史传散文、议论散文、抒情散文、哲理散文等等。而有的散文融叙事、抒情、议论和哲理于一体，可以叫做综合散文。

中国最早的散文就是综合散文。《尚书》即是综合散文，也是全部散文的滥觞。《尚书》58篇，上自尧舜，下至周朝，不仅汇集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还开辟了散文创作的先河。《尚书》记言叙事，夹叙夹议，主旨明确，生动形象。例如《梓材》篇，周公以种地、建房、做器三个生活中的常见的事情为喻，告诉康叔去治理殷民时应明白的道理，使其知晓创业之后应注意守业，守业的原则在于“明德保民”。

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诸多文化迅猛异常的发展时期，对散文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史传散文如《春秋》、《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等，完整的史传散文当以《左传》的出现为标准。《左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所作，它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止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左传》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同时还是一部很精彩的文学作品。书中在记录王室变迁、诸侯争霸以及社会习俗等历史事实时，极善于场面叙述以及对人物的刻画，且言辞婉转，观点鲜明，是这一时期史传散文的代表作。《左传》无论是写“郑伯克段于鄢”、“蹇叔哭师”中的主人公的感情，还是写“子鱼论战”、“曹刿论战”中主人公对兵法的辨析；无论是“鞍之战”中对郤克、张侯的人物刻画，还是在城濮之战中对战争场面的描述，《左传》都表现出了史传散文语言上的特有的魅力，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巨大。司马迁写《史记》，不仅继承了《左传》直书无隐的精神，在写作技巧及语言风格上都有着明显对《左传》的追随。汉初的政治家贾谊、晁错，唐朝的韩愈、柳宗元等人的著作也有着与《左传》非常接近的风格。所以，《文心雕龙》特别强调后世的史传著作都是“辞宗丘明，直归南董”。至于最早出现于《左传》中如“退避三舍”、“言归于好”、“魑魅魍魉”、“狼子野心”、“鞭长莫及”、“城下之盟”、“尔虞我诈”、“贪天之功”以及“多行不义必自毙”等名词名句，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生活语言中最具有丰富内容的文化结晶。

诸子散文取得的成就更为辉煌。诸子散文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文化遗产，这些后人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就与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古今中国，我们再也找不出比春秋战国思想更自由的时代了。由于旧制度的瓦解，士人们不再“不事二主”，在思想和行动上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又加上国家也未统一，政治思想上也未出现“统于一尊”的政治思想枷锁，他们可以想所欲想，言所欲言。同时，古今中国，我们也无法找出各种社会矛盾激烈冲突比春秋战国更甚的历史时期了。残余的奴隶主与奴隶、新兴的地主与佃农、封建国家和自耕农、私有制与国有制、封建生产关系与农奴制生产关系、国家与国家、阶层与阶层，乃至是政治统一还是武力统一中国、历史是继续往前走还是往后退，一时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聚集在此时，大多数人都不知所措。于是就有那些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士”，他们通晓天文、历算、地理、历史，既有学问又富才能，他们热心为时代把脉，又善于思考历史和未来，他们或出于某阶层的利益、或出于某阶级的利益、或秉承某位统治者的旨意、或源于个人的强烈的认识或感受，纷纷招徒纳众，著书立说，一时派别林立，学说多端。各国诸侯把士人阶层视为人才，希望招徕他们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于是上至诸侯，下到卿士，“养士”成风。他们为“士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让“士人”可以静下心来学习研究或在不同派别之间互相评说辩论。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记载，那时“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影响大者为十家，其中九家最为有名，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和农等。诸家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的历史时期，于是“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由于诸家观点各异又允许互相斥辩，所以“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8]，最终演绎出了中国历史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革新局面。

诸子散文各有特色。《论语》虽是对白式的散文，但也能做到情景理融于一体。如《子路》篇记载孔子论教育的重要性：“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师生二人边走边聊，谈论什么才是真正的“富”，场面活泼，情景感人。《孟子》的散文写作技巧已经非常成熟，无论是叙事还是议论，都善用比喻，意气风发、率真而强辩，有着不能抗拒的气势。例如《离娄》篇有载：“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刻画入木三分，观点明确有力，针砭一些人的虚伪与无耻，尖锐而又幽默到了极点。其他论说诛暴君如“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9]，论个人品质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0]，论生死义利关系如“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1]，论忧患意识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12]。孟子之言颂扬正气，总是慷慨激昂、大义凛然、豪气充盈，其思想也成为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庄子》散文最大的特点是思想的自由驰骋及叙事的恣意汪洋，其中叙述“惠子相梁”最为经典：“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子知之乎？夫鹓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庄子将自己比作鹓，将惠子比作鸱，把功名利禄比作腐鼠，表明自己鄙弃功名利禄的立场和志趣，讽刺了惠子醉心于功名利禄且无端猜忌别人的丑态。追求自己的思想自由，视权贵如腐鼠的庄子和贪恋权位心胸狭隘如鸱鸟的惠子，两者的形象是如此不同，这种几乎尖刻的比喻将两个人完全不同的形象、性格以及思想境界表达得淋漓尽致。

诸子散文均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故刘勰在评价诸子散文时总结说：“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文之大略也。”^[13]

诸子散文对后世文章的影响很大。汉初贾谊、晁错等多学《荀子》与《韩非子》，魏晋如嵇康、阮籍等推崇《老子》和《庄子》，唐宋文人不论是从写作技巧还是思想内容上更是热衷于模仿《左传》和《孟子》。古文家韩愈说《孟子》的文章是“醇乎醇”，努力继承其思想与方法，柳宗元“参之《孟》、《荀》以畅其枝，参之《庄》、《老》以肆其端”，苏洵思想崇《孟子》，苏轼行文如《庄子》。先秦诸子散文为后世散文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智慧与营养。

秦享祚短，兼之舆论钳制严厉，这一时期散文乃至其他文学形式几乎没有发展。李斯的《谏逐客书》是秦朝鲜有的散文作品之一，它论述君主用人应不限于本土，文章排比铺张，语言流畅，算得上是古代散文中的名篇。

汉代散文创作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西汉初建，一般士人，都留心政治，希望国家避免重蹈秦王朝灭亡的覆辙。贾谊的《过秦论》和《陈政事书》，晁错的《贤良文学对策》和《论贵粟疏》，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政论散文。汉初诸子的散文既注重据实立论，又善于渲染铺张，又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汉赋是一种特殊的散文体裁，曾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过至深的影响。汉赋与一般的散文不同，它更注重文章的形式美，讲究排比、用韵以及语言的抑扬顿挫，被认为是楚辞化的散文。汉赋的内容多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歌功颂德。枚乘的《七发》是汉赋的开山之作，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则代表了汉赋发展的最高水平。后者极尽夸张之能事来描述汉武帝上林苑的雄伟壮阔，技巧有余而现实意义不足。汉代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是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尤其是它的纪传体散文，无疑是古代散文的典范。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14]，在对历史事件及人物评判上坚持实事求是与公平正义，班固评价《史记》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5]。这种“实录”精神是古代文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无论是史学著作还是文学作品，其社会价值就在于真实地反映历史和现实，并以此贬恶扬善，起到正确的教化作用。其中写大人物如刘邦，年轻时欠债不还，贪财好色，楚汉之争被项羽追着打狼狈不堪，当了皇帝又猜忌功臣而滥杀无辜，司马迁秉笔直书，无所避讳。又记录小人物如《游侠列传》中不知名的民间草莽侠客，因为他们“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已诺必诚，不爱其躯”。同时，司马迁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跳出自己所处的时代，对统治者的残暴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也对人民的反抗斗争给予了高度的同情与肯定。《酷吏列传》记载了汉武帝时期诸如王温舒、张汤等人滥杀无辜的累累罪行。王温舒任河内太守，为了给自己立威，以诛杀不法豪右为名，株连千余家，杀人无数至血流成河。事发冬天，因为汉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看到冬天已尽，人还未杀完，竟大呼道“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司马迁愤怒地谴责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在如此残暴的政治统治下，人民的反抗斗争就是正义的。司马迁在记载这些人民斗争时，抱着极大的同情心。因为不公，所以才有反抗！因此在司马迁的笔下，陈胜、项羽这些反秦领袖都成为了气贯长虹、为民请命的大英雄，司马迁认为就其历史功绩而言，比真正的帝王将相还厉害，故将项羽列入本纪，将陈胜列入世家。司马迁说“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16]，充分肯定了陈胜在推翻秦朝的革命运动中所起到的首发的作用。又说项羽“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17]，赞美之意诉诸笔端。

在散文的艺术成就上，《史记》让后来者难以企及。

首先是它的故事叙述技巧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史记》中的人物传记总是选择某人一生之中的几件大事按照时间的先后穿成一串，逐事道来，既有平铺直叙，也有高潮时的渲染，使得人物活动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例如韩信一生戎马，要写的事情实在太多，但是《淮阴侯列传》仅仅选取了韩信少年时的落魄、萧何月下追韩信、韩信向刘邦说形势献计策、韩信计破赵齐二国、要挟封王埋隐患、效忠刘邦辞说客以及冤屈被杀，通过对这些事情张弛有序的描述，就把韩信这位功高震主必死无疑的汉初功臣的人生不平凡的经历以及高超的军事才能和事情的因果关系叙述得十分清楚，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位让人一唱三叹的韩信的不寻常的形象。其中的情节描述更是如置读者的眼前、栩栩如生。规模大者如鸿门宴，小者如孙武吴宫教战，一概如此。《孙子吴起列传》记述了孙武宫中练“兵”的故事。吴王阖闾提出试练，孙武欣然答应，操练前孙武特别选吴王喜爱的两名妃子为队长，三令五申军令而妇人不以为然，孙武欲斩杀二姬以肃军纪而阖闾求孙武不杀，孙武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严词拒绝并斩杀二妃子，后吴王迁怒孙武，但最终又拜孙武为将，场景清晰、逐步高潮、前后呼应、语言凝练、情景并茂，是一篇很经典的叙事散文。

其次，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史记》更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司马迁善于将笔下的人物置于错综复杂、矛盾激烈的生活关系中，通过他们的独具一格的一言一行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刺客列传》中写晋国的刺客豫让，因为智伯对他有知遇之恩，后来智伯被赵襄子杀害，并三分其地，豫让认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决心刺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第一次刺杀被赵襄子识破，因赵襄子感动于他对智伯的忠心，就把他放了，于是豫让“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乔装打扮，计划再次行刺。有朋友劝他直接去做赵襄子的门人可以见机刺杀他，豫让认为那是“怀二心以事君”，为道德所不齿，自己做不到。豫让之所以坚持用这种方式刺杀赵襄子，就是要让那些怀二心以事其君的人感到惭愧，于是拒绝了朋友的建议，然后就有了第二次行刺：“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司马迁形象地塑造了一位永不磨灭的刺客的形象。

三是它的语言艺术。司马迁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和性格。项羽和刘邦都曾见过秦始皇，项羽见到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之”，意即我可以打败秦始皇并取代他的，为何取代他，项羽似乎没有多想；刘邦见到秦始皇时，说“大丈夫当如此”，意即大丈夫就应该像秦始皇那样。司马迁还善于通过描写人物的外貌与神情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峰准，长目，挚鸟膺，豺声”，与其性格“少恩而虎狼心”是如此的一致；张良生的“状貌如女人好妇”，完全是一副处事不惊计谋多出的模样；李广利则是“为人长，猿臂”，一副高大有力的样子，诸如此类，枚不胜举。

此外，《史记》很善于利用人物的活动细节来渲染人物性格。例如写酷吏张汤，张汤儿时，“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将一个自幼生性残暴却天性擅长与喜好“刑讯逼供”的酷吏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史记》中的人物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鲜明的特征。有帝王将相，也有平民百姓；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有英雄，也有凡人；士农工商，纷纭复杂，司马迁均能将他们活灵活现地展现给读者。

《史记》在文学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史记》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以及精神风貌等方面，都成为了后世作者效仿和追求的目标。在文学创作方面，因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写作品质和“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成为了后世作家于华而不实的不良的创作环境里努力反省与学习的一面旗帜。

班固的《汉书》模仿《史记》而作。在史学史上，《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在文学史上，《汉书》继承了《史记》的传记文学传统。虽然在历史观上班固是站在封建正统思想的立场上与司马迁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不同，但是班固对司马迁的文学才能以及“实录”精神是非常赞赏并深受其影响的。在人物传记的写作上，《汉书》也有着不同凡响的表现。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条件下，《汉书》同样为我们塑造了诸多如政治家霍光、王莽，大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权臣如江充，游侠如陈尊，酷吏如张汤，滑稽如东方朔，宠幸如董贤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游侠传》中的陈尊，他豁达大度，性酷好酒，做京兆史时，要求部下有事“满百乃相闻”，不能因小事耽误了他喝酒。在陈尊看来，万般皆下品，唯有喝酒高。陈尊的喝酒又分大饮、小饮，小饮为自斟自饮，大饮则是高朋满座，不醉不休。《汉书》说他“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尝有部刺史奏事，过遵，值其方饮，刺史大穷，候遵沾醉时，突入见遵母，叩头自白当对尚书有期会状，母乃令从后阁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废”。陈尊后来受到王莽的青睐，官至河南太守，因为酒后乱性，留宿在寡妇左阿君家，被弹劾而遭免职。陈尊回到长安仍然是“宾客愈盛，饮食自若”，后又官至河内都尉，旋即被免，但是陈尊仍然是“昼夜呼号，车骑满门，酒肉相属”。这位喝酒却不废事的陈尊最后还是在酩酊大醉中被农民军杀了。范晔评价班固的纪传体文学是“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18]。

《汉书》之后又有赵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两书均为传记散文，在叙事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很成功。再如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都是议论散文的佳作。尤其是王充的《论衡》对当时泛滥的谶纬迷信及诸多封建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更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王充为文善于巧设问答、精于比喻、善用排比、长于逻辑。如其《自纪篇》，假设有人质疑王充的书“形露易观”、“违诡于俗”、“不能纯善”、“不类前人”以及“出万言，繁不省”，王充自问自答，其论述既在情理，也浅显易懂。例如有人说他的文章不合乎礼法，责难他说：“文贵乎顺合众心，不违人意，百人读之莫谴，千人闻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满室，言堂满堂。’今殆说不与世同，故文刺于俗，不合于众。”王充驳斥他们说：“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孔子侍坐于鲁哀公，公赐桃与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谓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贯俗之日久也。今吾实犹孔子之序食也，俗人违之，犹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于郑为人悲；礼舞，于赵为不好。尧、舜之典，伍伯不肯观；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读。宁危之计，黜于闾巷；拨世之言，訾于品俗。有美味于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宝玉于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谁？礼俗相背，何世不然？鲁文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顺祀，畔者五人。盖独是之语，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感众之书，贤者欣颂，愚者逃顿。”《论衡》文风朴实、语言直白、奇异深刻，能说别人不敢说或想不到之说，于此可见一斑，该篇也可谓议论文的经典之作。(www.xing528.com)

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代文学是诗歌强而散文弱，除了范晔《后汉书》中的史传散文，此时期作家少，佳作也不多，只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桃花源记》是陶渊明《桃花源诗》的序文，散文短小，却意义深刻。文中将东晋太元年间，武陵郡有位渔夫无意之中遇到了一片桃花林，并通过一眼小洞来到了一片与众不同的神奇的土地中。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渔人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人们告诉他他们的祖先为了逃避秦朝的暴政率领妻子老小来到这里，从此与世隔绝。渔夫回来后，将此事告诉了当地的太守，太守就差人去找，但是再也没有找到这处“世外桃源”。其实这世界上哪里有“世外桃源”，陶渊明只不过是借这处不存在的“世外桃源”来表达自己对和平的、没有压迫的、没有剥削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残酷的现实生活的不满。因为只有在“桃花源”里，人们才过着人人劳作、和睦相处、幸福快乐的美好生活。凡是读过《桃花源记》的人，掩书之后，莫不感叹良久，思绪难以断然从那美好和谐的“桃花源”返身而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诗词争奇斗艳的是骈文的写作。严格地讲，骈文并非散文，在魏晋时期，有韵的“文”和无韵的“笔”是不同的两种文体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认识。后者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散文，而前者则是专指骈文。骈文最大的特点是四或六字为一句，讲究对偶押韵。骈文是汉赋和诗歌结合而成的一种文学体裁，自东汉到六朝逐步形成。故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其迁变者一也。西汉之书，言词简直，故句法贵短，或以二字成一言，而形容事物，不爽锱铢。东汉之文，句法较长，即研炼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魏代之文，则合三语成一意，由简趋繁，昭然不爽。其迁变者二也。西汉之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其迁变者三也。”单行即为散文，排偶则为骈文，骈文发展到魏晋已经非常成熟了。骈文追求华丽的表现形式，而对内容与思想多有忽视。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之下，世袭贵族们的生活养尊处优，也就免不了单调乏味，似乎又缺少别的追求，只能将精力用在追求华丽辞藻、精雕细作的作文上来，用以填补其精神世界的空虚，因为骈文的创作确实能帮助他们消磨那些廉价的时光。因为骈文无一句不对偶，对偶又讲究言对、事对、正对、反对，用韵又讲究平仄配合，其他如用典、比喻、修饰和物色等技巧，写骈文如同雕刻，不精雕细作不成文。例如庾信的《哀江南赋》文中描写南梁被西魏所灭，江陵百姓被掳至北方途中的凄惨景象：“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哀江南赋》文字真实、格律严整，有“赋史”之称。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能够达到这种艺术性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的骈文并不多。大多数的骈文只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而且骈文的形式也限制了叙事、对白，即便是所擅长的景物描写，也多类似于没有语言且不连贯的短镜头，比如常为人赞赏的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及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确实有故意堆砌辞藻之嫌，缺乏真情实感和必要的思想内容。因此，骈文的社会功能很差，正如刘勰评价的“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以至于唐代，骈文的格律更严，对偶更工，用典更多，更流于形式主义，由此才引发了反形式求实际的古文运动。

唐朝古文运动的出现并非偶然。当骈文在魏晋南北朝盛极一时时，对骈文的质疑也就随之而来。除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骈文的批判外，裴子野在其《雕虫论》、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也多有批评之语，他们都认为骈文重形式而失去了根本。隋朝时，质疑之声更盛，质疑者认为“文”只能为“道”服务，通过“文”来彰显“道”。“道”就是“六经”，是封建国家治国的根本。唐初陈子昂身体力行，带动文风的转变，《四库全书总目》说他的“《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陈子昂之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等人成为了改革文风的有力的开拓者。萧颖士“凡所拟议，必希古文”，李华则是“非夫子之旨不书”，元结力变排偶为散体，独孤及更是“先道德后文学”，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写作实践为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揭开了序幕。安史之乱后，正常的封建秩序被严重破坏，官场腐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更将大唐帝国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德宗即位后，依赖德宗的改革，情况稍有好转，也让许多仁人志士看到了大唐王朝“中兴”的希望。他们积极参加变革，希望重塑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渴望大唐帝国的再一次辉煌。在文学上，他们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导向功能，以宣传治国之本的“六经”为己任。

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是韩愈。韩愈把自己继承先秦西汉散文风格的奇句单行称为古文，以区别六朝以来流行的骈文。韩愈认为骈文不仅使得文风浮华，更不宜于传承孔孟的道统，不仅在思想上是有害的，而且在方法上更不易于表达复杂的事物。而汉之前的散文体如《左传》、《国语》以及先秦诸子的文章，不仅语言长短不限，而且只书现实，宣扬有价值的儒家之道，起到了文学应有的社会正面影响。在韩愈努力倡导恢复古文的号召下，古文运动勃然兴起，中国古代散文创作也由此迈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韩愈的散文，内容与思想非常丰富。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所以他的散文重在发扬儒家“道统”。韩愈认为是儒家圣人为这个世界建立了稳定的生存秩序，他说：古代的时候，人民遇到的灾害很多，有圣人出来教给人民相生相养的生活方法，教他们“驱走蛇虫禽兽”，“做衣裳”，“种庄稼”，“建造房屋”，“做工匠”，“经营商业”，“发明医药”，“制定礼节”，“制定政令”，制作“印玺”、“斗斛”等凭证和工具，建城池兵器来保卫国家。这些都是人类存在必须的条件，是儒家建立起来并不断将其完善的。韩愈认为，用儒家之道来教育自己，就能和顺吉祥；用儒家之道来对待别人，就能做到博爱公正；用儒家之道来修养内心，就能平和而宁静；用儒家之道来治理天下国家，就没有不适当的地方。而道家宣传只有圣人死了，砸烂斗斛秤尺，世界才会太平；佛教认为人们只能放弃现有的社会关系，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清静寂灭的境界才能幸福，这些都是胡说八道，任凭其肆意传播，将会有害于儒家道统的传播。要想让儒家真正获得实行，用以维护正常封建统秩序，韩愈认为不禁止佛、老二道，儒家就很难流行；不禁止佛、老二道，儒家思想就不能推行。因此必须强制和尚、道士还俗为民，烧掉佛经道书，把佛寺、道观变成民房，还原真正的“儒道”，用先王的儒道来教导人民，现实社会才能变成一个连鳏夫、寡妇、孤儿、老人、残疾人、病人都能得到美满生活的美好社会。

韩愈还强调教育的教化作用。韩愈认为老师的作用主要是传道、授业和解惑，而授业和解惑是手段，传道才是目的，其名篇《师说》的主要观点就是“存师卫道”。韩愈认为：“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教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的“道”。《师说》是韩愈散文的名篇，被认为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政治宣言。文章运用对比的方法，反复论证，寻找“师道不传也久矣”的原因，将为什么学必从师，什么是师，从师学什么讲得一清二楚，其结构严谨、事实充分、说理透彻，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韩愈的散文在人物塑造上也极为成功。《张中丞传后续》即是此类代表，文章以实地考察、友人传说补充了好友李翰所写的《张中丞传》的不足，为我们留下了徐远、张巡、南霁云三位历史人物鲜明的个性形象。文章写南霁云去请求贺兰进明出兵营救被叛军围困一个多月的张巡、徐远等睢阳城中的军民，贺兰进明拒绝了南霁云的请求却又因欣赏他的义行而准备了酒肉招待他。南霁云拒绝入座，慷慨说道：“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不久之后，睢阳城破，张巡与南霁云慷慨就义。“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大义凌然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

有学者称韩愈是“我国古代运用语言的巨匠之一”。韩愈散文的语言确实有简练、准确、鲜明、生动的特点。他的散文词汇丰富，又善于推陈出新，其中如《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刘子厚墓志铭》中的“杂乱无章”等等。同时，韩愈对语言的驾驭也非常娴熟，无论是议论散文，还是抒情散文，还是史传散文，都是那么气势雄大，感情充沛，文字奇趣新颖，句式变幻莫测，结构也开合变化有致。

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另一位重要的旗手。柳宗元同样反对骈文与“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19]的颓靡之风。柳宗元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具备对社会生活“褒贬”的社会功能，并具有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所以其议论文有着超乎时代的政治感觉。柳宗元认为事实上封建王权并非如董仲舒所言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不于天，于其人”，是民众赋予了帝王最高统治权，故而包括封建帝王在内的大小官员，都是应该是来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提供赋税雇佣官员来为自己服务，官员如果失职渎职，人民有权力罢免他，即“（民）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其直，怠其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又说“夫为吏者人役也”^[20]，即民为主，官为仆。柳宗元继承了古代中国宝贵的民本思想，基于这种思想，在其作品中有着对广大人民群众深深的同情和爱怜。例如在其《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等作品中，柳宗元对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大鸣不平，对封建国家沉重的经济剥削和一系列丑陋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柳宗元的文学创作对古代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当然，当文人们无法发泄因社会不公而导致的精神痛苦时，他们也只能寄托于山水之间，用美好的山水画面来对自己进行精神救治。现实中的痛苦越来越多，他们的作品中的景色就越发清纯美丽。柳宗元也因此写下了大量的山水游记，他的《永州八记》是写景散文中的典范。在柳宗元的写景散文中，写景是手段，写心情是目的。柳宗元的写景散文有着形式美和思想深度的高度统一。例如他的《钴潭西小丘记》，一片不足一亩大小的小山丘，“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柳宗元将这处小得不能再小、但美的不能再美的而常人却视而不见的小山丘利用拟人化的手段写活了。在作者的眼里这里变成了一个神奇的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的小山丘，就是这样一块应该是“价值不菲”的地方，却被大家遗弃，无人去购买它也无人去欣赏它。实际上柳宗元是将自己比喻成这座小山丘，来抒发自己怀才遭贬，想有所作为又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的郁闷心情。柳宗元的山水散文，无论是写水、写石，还是写鱼，有动有静，描写十分细腻，异常精美，为其他散文家的作品所不能比。而且，于纯美的自然景致中，蕴藏着丰富的感情世界。没有刻意的渲染，随着作者的徐徐道来，却让人美不胜收，让人在沉醉于自然美的同时，不难体会出那些蕴藏于字里行间里的真诚而又悲壮的感人情怀。

柳宗元不仅在当时对文坛的影响至深，向柳宗元登门请教的人“日或数十人”，同韩愈的散文一样，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有着很重大的影响。后来诸多诗人如皮日休、陆龟蒙等，都从柳宗元的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和艺术手法的营养。

自唐末至五代十国，古文在散文中的主导地位再一次被骈文取代，主要原因是日趋崩溃的社会秩序让那些认为古文可以救国的士人最终失去了信心。在丧失了希望的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中，追求骈文的华外表成为了他们解脱思想苦闷的有效工具，所以，在这一时期的散文的创作上，既看不到名家，也难以看到名作。直到北宋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重新举起了古文运动的大旗，以文学革新参与社会政治变革，散文再次成为了极富战斗力的时代的号角。在欧阳修的倡导下和帮助下，北宋中期涌现出了像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等一大批散文名家。

欧阳修的散文体兼杂记、论说、序跋、祭文、传记等，反映出了欧阳修散文的独特风貌。尤其是游记，写得最是自然平易、情景交融、一唱三叹。例如他的《醉翁亭记》，先说明醉翁亭的由来，再写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美丽景色，再写游人、垂钓、美酒、佳肴以及与友人在醉翁亭尽情欢乐，其中没有蓄意的刻画，完全是徐徐道来，但是那种发自肺腑的乐于“与民同乐”的深厚感情感人至深。从“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上升到“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将作者表面上放情于山水而实际上是在追求“与民同乐”的思想品质含蓄婉转地表达出来，让读者向往的不仅是“醉翁亭”的纯美，更是对自由快乐的美好生活的产生了无限遐想和憧憬。欧阳修学韩愈又不同于韩愈，韩文以气势雄壮见长，欧文则以情韵优美见长。

宋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苏轼，苏轼的传世散文有300余篇。苏轼的散文既类似欧阳修朴实清明，又多出几分飘逸清新。横溢的文学才华以及“遵道”又喜佛老的思想文化，使得苏轼的散文既充满了勤政爱民的思想情感，又带有超然度外的理想追求，而且，在文学理论上，既坚持“文以载道”，又特别重视文学形式的重要性，他认为“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真正的文学艺术应该是“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即文字表达不仅局限于把事情说清楚，还应该以个人的内在感受为基础表达出更为复杂的思想情感，所以，在散文的写作上，苏轼特别从“以意为主”出发，以“意”驾驭笔端，自由挥洒，变化多端，正如他在《文说》中对自己的文章的评价：“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总是尽情挥洒，意尽为止，这些都与韩欧非常不同。

《石钟山记》是苏轼散文的佳作，因为《水经注》中提及的彭蠡有石钟山，说那里水石相搏时，声如洪钟。传唐代李渤曾访问过石钟山，在水潭上发现了两块石头，击之有声。苏轼心存怀疑，于是借着送子去德兴任县尉经湖口机会去看个究竟。先是请寺僧和小童带路，于乱石之中选择一两块石头，虽然击之有声，但并非是苏轼心中的音乐声，直到傍晚，苏轼“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捕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颧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真如入了虎穴才得虎子，苏轼终于知道该山为什么叫石钟山了。由此苏轼感叹道：“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用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石钟山记》融记叙、描写、议论于一体，尤其是写景不乏造势，白描中又出惊奇，但若是没有最后一段的议论，《石钟山记》也或沦为一篇平常的游记散文，不料心有感慨，欲言不能止，因自己不同寻常的探究才认识了真正的石钟山，苏轼感叹人们认识问题应亲身经历，既不可以凭空臆想，也不可只看表面不求甚解。由此文章的立意得到了升华，看似只是一段普通的生活插曲，却道出了人生的莫大哲理，这正是苏轼散文的魅力所在。

散文发展到明清，已无高潮可言。明代散文做得好的，明前期有宋濂、刘基，中期有王慎中、茅坤及归有光，后期则是公安派。刘基的散文从思想上体现出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文风则是古朴雄厚，并以短篇记叙散文著称，其《卖柑者言》以一个买柑橘者的口吻，无情地批判了元末时期那些权贵们“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丑恶形象。刘基的散文以事说理，有着一定的思想深度。归有光主张为文须本于六经，重在宣传儒家经典，其文风追随《史记》，善于叙述较为复杂的人与事。文中虽未有直截了当的剖析评判，其褒贬抑扬藏于字里行间，意味深长。归有光著有《震川集》、《三吴水利录》、《御倭议》等，又曾留掌内阁制敕，修有《世宗实录》。其散文名篇如《项脊轩志》，就中所讲友情、亲情和爱情让人印象深刻，不无感动。明代前后七子由于可以模拟古文写法，归有光虽力图改变，但是对明朝文风影响不大。后期公安派，在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食古不化的文风的同时，努力提倡散文创作的改革。袁宏道认为文既需要“载道”，更应该允许抒发个人感情，作者的写作过程就是一个抒发个人情感的过程。作者凡所写都是由人的“心灵”决定的，只有用心灵写出来的东西，才能让人感动。

清代散文的流派较多，影响较大的是桐城派，其次是阳湖派、湘乡派。桐城派的文学理论与清政府的政治要求相适应，认为文学的内容应以宣传程朱理学为主，而形式尽可能地保持和内容的相对统一。桐城派的创始人是方苞，方苞做文章讲究“义法”，认为文章宣传的价值观念应与文章的写法相一致。另一位代表人物姚鼐则认为“所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其中“神、理、气、味”就是“义”，“格、律、声、色”即是“法”。后者只是手段，前者才是目的。如果要达到目的，手段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姚鼐的散文作品，写的也平和自然、言辞雅洁。阳湖派的文风与桐城派接近，代表人物是张惠言。湘乡派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在思想上，曾国藩死守程朱理学，在文风上则不拘泥于任何一派。曾国藩认为文章重在“气盛”，他说：“为文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字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字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21]意即写文章一定要一气呵成，通顺而有力，同时又强调主题要明确，有巨有细，“譬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之有睛……专重一处，而四体偏均，乃始成文章矣”。注意突出主题又注意谋篇布局。曾国藩还认为文章有两种风格，即“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阳刚之美表现为“雄、直、怪、丽”，阴柔之美表现为“茹、远、洁、适”，文学创作应该将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融为一体。曾国藩曾谦虚地说自己写文章“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其志”。而实际上，曾国藩的散文因其内容多局限于个人修养以及持家教子等，倒是阳刚阴柔不足，而淳朴清雅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