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论：唐诗的辉煌成就及代表诗人

唐朝是我国诗歌艺术发展的极盛时期，涌现出了数百位诗人，创作了4万多首诗歌，取得了空前绝后的艺术成就。诗歌艺术发展盛况的出现和唐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势的强盛、民族融合和中外文化密切交流分不开，尤其是科举制度。科举重诗赋，所以诗赋创作就成为了知识分子们的必修课，有力地促进了诗歌艺术的发展。

唐初，出现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号称“唐初四杰”。他们多以城市生活和边塞生活为素材，利用七言、五律和五绝等形式，以追求“建安风骨”为目标，创作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诗歌。

开元、天宝年间，是诗人、佳作辈出的时代。这一时期流派众多，风格各异，其中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成就最大。

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是王维、孟浩然，他们对幽美的自然景致的描述有着和陶渊明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同陶渊明一样，以恬静的田园生活为依托，抒发自己在政治上的郁闷和解脱之后的喜悦。例如王维的《渭川家园》以摇动的镜头向我们展现了纯朴自然的田园生活犹如一幅优美的画卷。斜阳、村落、暮归的牛羊；倚着门栏挂念未归的牧童的父亲；荷锄回家的农夫，见面时互相打着招呼。当王维被这如诗的画面感动时，不仅默念起了《诗经》中的《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这似是诗人在内心里质问自己为什么不赶快脱离仕途，而尽快地去同这美丽的田园融为一体呢？孟浩然的代表作是《春晓》：“春眠不知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诗是孟浩然隐居在鹿门山时所做，诗人抓住春天的早晨刚刚苏醒时的一瞬间展开描写和联想，生动地表达了诗人对春天的热爱和怜惜之情。整首诗语言明白流畅，贴近生活，情景交融，意味隽永，堪称典范之作。

以边塞为题材的诗在唐代极为盛行，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是高适与岑参。高适的诗歌质朴刚强，浑厚而古朴。其《燕歌行》中用“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勒了一幅凄凉而悲壮的场面，衬托出战士们战斗不止的英勇行为。岑参怀着建功立业的梦想，两度出塞，在边疆军队中生活了六年，对征战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他用蘸满激情的笔歌颂了边防战士的战斗精神，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他也对祖国的壮丽山川给予生动夸张的艺术描绘，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的诗想象丰富，意境新奇，词采瑰丽。

开元、天宝年间还出现了被后世誉为“诗仙”的李白与“诗圣”的杜甫。李白洒脱的气度与浪漫的情怀，显示了盛唐特殊的时代魅力。杜甫感情沉郁厚重，诗歌字锤句炼，传达着时代转变的气息。

李白，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出生在碎叶，后迁至四川。20岁时独自出蜀，漫游于湖北、湖南以及东吴地区。42岁时入朝为官，三年后因权贵排挤弃官而去。安史之乱的次年，56岁的李白成为了永王李璘的幕僚，后永王和肃宗发生权力之争，李白也因此获罪，被肃宗流放到了夜郎。李白到达夜郎后不久病逝。李白的创作手法不拘一格，五言、律诗以及长短句，随意用来，恰到好处，成为诗歌创作艺术的集大成者。其诗作豪迈奔放、气势恢宏、一泻千里，极善于运用十分夸张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黎庶艰辛的体察、对腐朽的政治权贵的鄙视、对大自然的纯美的惊叹、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和希望能“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抱负。李白被流放到云南，一路看见因安史之乱给黎民百姓造成的灾难，不禁仰天长叹：“草木摇杀气，星辰无光彩。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2]由于多年对匈奴的战争，给战区的人民造成了严重的财产和生命的伤害，李白在其《战城南》中叹息道：“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官宦仕途的沉浮，让李白看透了官场的虚伪与无聊。他认为富与贵其实都是过眼的烟云，其《江上吟》中说“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把富贵看得不值一文。所以，李白在其《将进酒》中说道：“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对于那些腐朽权贵们，李白庄严地宣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3]

暮年的李白，还寄希望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行路难》中，他还期望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那一天，又在《上李邕》中表达了自己难以放弃的政治理想，“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李白诗句充满了澎湃的激情与神奇的想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人，远祖为晋代的杜预，先族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家家中藏书很多，杜甫得以饱览诗书。后来杜甫讲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即与此有关。年轻的杜甫胸怀远大的政治理想，希望从政，唐肃宗时担任左拾遗，挂名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或“杜拾遗”，后因秉性耿直，为获罪的宰相房琯上书辩解，被肃宗问罪，后携全家流寓成都，依靠剑南节度使严武。严武死后，杜甫带家人在湖北、湖南一带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最后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同李白的诗歌相比，杜甫的诗歌更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杜甫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下层民众中间，甚至自己也穷困潦倒，形如乞丐。杜甫将所见所闻诉诸笔端，展示了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画卷，所以后世称杜甫的诗是“诗史”。杜甫的代表作是“三吏”、“三别”。杜甫的诗展示了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山河破碎、战乱不息、徭役繁重以及亲人间的生死别离的社会现实。在《垂老别》中，杜甫讲述了一位年迈的老者，因为“子孙阵亡尽”，最后不得不扔掉拐杖去参军，同行的人见此没有不流泪的。《石壕吏》中的老翁，三个儿子守邺城，两个儿子已经战死，官吏夜里还要捉拿老翁去河阳服劳役。老翁翻墙逃走，老伴出门应付，真是“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最后老妇自己去充劳役。老妇被带走，杜甫清楚地听到了那远去的抽泣呜咽声，“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徒留无限的哀愁在诗人的心中。而《新婚别》讲述的则是一对新婚夫妻，在新婚的第二天早上，新郎就被征召远赴战场。全诗以新妇口吻自诉怨情，形象地刻画了新妇心痛如割、心乱如麻的矛盾心理。(www.xing528.com)

杜甫的诗歌有着浓重的“仁爱”思想，对人民大众所遭受的苦难有着非同寻常的同情与怜悯，确实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且其诗体与语言也特别讲究，五言、七言、七律等，艺术手法多种多样，语言凝练，注重对仗。杜甫的诗歌风格“沉郁顿挫”，读来如歌如泣，如泣如诉。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杜甫的诗歌对唐朝中后期的韩愈、白居易等人的诗歌创作及“新乐府运动”，以及后世的诗歌艺术的发展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中唐诗歌的代表人物是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河南新郑人，出身官宦家庭，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县令，且喜好文学，受此影响，少年白居易就勤奋好学，他在《与元九书》中说他小时读书“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19岁时写出《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27岁考中进士，至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白居易在京城做官。从最初的校书郎，到翰林学士，参与草拟诏书与政事，期间所作诗篇多有抨击时政与权贵，又多上书直言政事，43岁时，因为上书请急捕杀害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而惹怒权势之家，被贬出京师，改任江浙司马，五年后还京，不久又因朝中朋党倾轧，白居易自求外出，先后出任杭州、苏州刺史，很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年），白居易再回京师，先后拜秘书监、太子宾客等职，最后以刑部尚书卸任。白居易的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前期思想活跃，希望兼济天下；后期思想消沉，独善其身。实际上，白居易终其一生关注民间疾苦的思想没变。如果说李白的诗是一种自然感情的抒发，杜甫的诗是面对民众痛苦的悲歌，白居易的诗则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感情色彩十分浓重的再创作。

白居易是这一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他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诗歌的社会化功能，不仅内容要反映社会现实，而且形式也要做到通俗易懂，即“老妪能解”，所以，白居易才有了如《卖炭翁》这样的佳作。但是由于他的人生经历与李白、杜甫的人生经历有着很大的不同，致使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着眼更广阔、题材更丰富、艺术要求也更高。《琵琶行》和《长恨歌》代表了白居易与李、杜完全不同的观察社会的角度和不同的艺术风格。而且在诗歌形式上，由于杜甫的诗歌特别注重于揭露时政的黑暗，所以在杜甫活着的时候其诗歌得不到广泛的传播，而白居易的诗止于美讽刺喻，加上政治地位的优势，其诗作在当时就有着广泛的影响，据载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有吟唱。

白居易一生写下了3000余首诗歌，多是经典之作。尤以《琵琶行》和《长恨歌》的艺术成就最高。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当局贬为江州司马，次年秋天送客浦口，闻听临船琵琶声，知为身世凄凉的长安倡女所弹，一曲琵琶音，让心境已经怅然的白居易也感到被遣贬的伤心。诗中对主人公的身世、出场、弹奏以及感情的描写，将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经历过人生的不幸的人的慨然忧伤的心情通过长安倡女的琴声表现出来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最后出现“江州司马青衫湿”，就是水到渠成了。《长恨歌》虽然写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是平常人遇到感情上的挫折和人生的生死别离，谁不吟唱“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呢？

与白居易平易诗风不同的奇险派诗人，又称“韩孟诗派”。韩孟派的诗歌特点是追求奇异的意境与表达方式，如韩愈的《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笔力刚健、气势恢宏。孟郊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寥寥数笔，把苦读半生历尽辛苦，终于在千万考生中金榜题名，那种兴高采烈的心情跃然纸上。再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同样是寥寥数语就将诗人空旷寂寞的心境表达得如此彻底。又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朝贵族的兴衰史，一言即尽，短短四句话却让人浮想联翩。又如《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托物寄意，尤为传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和《步虚词》中的“阿母种桃云海际，花落子成三千岁。海风吹折最繁枝，跪捧琼盘献天帝”则更能体现出奇险派诗作的主要特征。

李贺自幼聪慧，十分用心刻苦，七岁即能作诗，李商隐为他所写传记说：“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乃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见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4]后李贺因病辞官，看到藩镇割据给人民造成的困苦而自己又报国无门，心如刀绞，“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5]，寓意深沉，常为后人吟唱。

晚唐七十年是唐王朝急剧衰落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外加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致使唐王朝这个庞然大物大势已去，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统治阶级内部弥漫着绝望并进行着疯狂地堕落。文化领域也不可避免的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诗人们面对国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大势，丧失了希望，没有了上进心，其诗作也是在哀伤、幽怨、消极和超然世外中徘徊。当他们对江河日下的大唐帝国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无奈地将国家大事置之度外，只能迷恋于自我世界里。

晚唐诗人以杜牧、李商隐成就最高，世称二人“小李杜”。两人均出身于官宦家庭，同样是仕途坎坷，最终都是放弃了政治追求，专心于追求精神世界的自由与快乐。不管是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还是李商隐的《嘲桃》：“无赖夭桃面，平时露井东。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都是诗人忘却了生活的烦恼，在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中寻找安慰。当诗人的思绪不禁回归现实的时候，只是满腹的惆怅。例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李商隐的《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从历史的巨人到小小的自我，包括那些曾经辉煌过的大唐王朝，都没有能避免好梦的破灭，为此，诗人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惆怅和无奈。甚至，他们最终以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甚至沉沦烟花青楼。杜牧在扬州的十年为官，最终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已。

但是晚唐政治并未影响到诗人们对艺术表达形式美的追求，所以，晚唐的诗作仍然有着迷人的魅力。杜牧的诗歌情景交融，画面立体，感情朴实，在晚唐自成一格。李商隐的诗歌还要胜出杜牧一筹，其诗意味深长，深奥华丽，音调铿锵有力，格调讲究，兼有杜甫的“沉郁顿挫”、韩愈的“奇险冷峻”以及李贺的“辞藻奇诡”，以至成为宋代西昆体的师宗。

而晚唐另一位著名的诗人温庭筠则以工于填词而成为“花间派”的代表人物。词与诗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词来源于宫廷与民间的乐坊歌唱用的歌词，最初是与乐曲合为一体的，后来人们用原来的歌名——又叫“词牌”，重新填词，以表达不同的内容和思想，所填词简称为“词”。词在押韵上并非诗歌那样严格，但是字数要与原来的歌词一致，否则不能歌唱。同时，词与诗所涉及的题材也大有不同。诗可以自由取材，内容广泛，包罗万象，而词多局限于花前月下、胭脂粉黛、爱慕相思之类，因此，唐代诗人较少填词，词作被视为“诗余”。但是温庭筠却把“诗余”当成了主业，一生填词百余首，著名的有《菩萨蛮》、《忆江南》、《杨柳枝》等，在当时虽然被讥笑为“男子而作闺音”，因为词用长短句，唱来抑扬顿挫，加之所写皆为闺情哀怨，情深意长，读来让人感动，对宋代的词作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