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论：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的批判主义思想

明中期出现的东林党，从维护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出发，反对阉党乱政，反对集权政治，要求减免工商赋税，发展工商业经济。他们定期集合在无锡的东林书院，讽议朝政与人物，他们反对空虚无用的理学，倡导对国民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有用之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成了后来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者。

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出现在明末清初的历史大动荡时期，其代表人物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

黄宗羲（1610—1695年），浙江绍兴余姚县人。其父黄尊素，东林党七君子之一，因其东林党身份而被阉党杀害，年轻的黄宗羲入京城讼冤，并袖藏铁锤，报复杀害自己父亲的仇人，一时间忠孝之名名震京师，成为东林党中的后起之秀。明亡之后，黄宗羲参加了抗清斗争，后加入南明政府。南京城破后，黄宗羲返回老家浙江余姚，之后虽有清初统治者慕其盛名而邀请他应试博学鸿儒，并监修《明史》，都被他拒绝。黄宗羲年轻时以讲学为生，晚年则专注于著书立说，其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其思想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对君主专制政体所发出的激烈批判和民主启蒙思想。

黄宗羲是古代社会对君主专制政体进行激烈批判的第一人。其在《明夷待访录》中《原君》篇中，力图还原君主产生及其作用的本来面貌。他认为君主是人民设立的一个官职，设立君主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君主的职责是抑私利、兴公利，是天下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有史以来，都应如此。“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君主的义务与责任是第一位的，其权力是为履行其责任而被人民赋予的，但是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且“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对于这样的君主，人民可以“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黄宗羲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家天下”的理论。

由于君主权力太大，容易胡作非为，故黄宗羲认为君主的权力应该受到制约。这种制约的力量应该是君主治下的群臣。君臣关系不是主仆关系，而是共治天下的同事，只是分工不同而已。臣不是为君主而设，而是为治理国家而设，“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因为“天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臣子的工作是为天下，绝不是为君主而工作。当出发点是这样的时候，臣子就能对君主起到一个制约的作用。同时，黄宗羲认为还应该建立士人参政议政的机制，他建议学校不应该仅仅是为国家培养官吏的地方，更应该是士人议政参政的地方，治理国家的法治制度以及重大行政措施均应该出自学校士人的议政参政，“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106]。太学的祭酒、郡县的学官是士人参政议政的带头人，每月初一、十五，上至皇帝，下到县长，均需到官学中去听学官议论政治得失，让学校强大的舆论力量成为左右国家政局的力量。被君主专制政治挟持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在其走到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时，黄宗羲以其惊人的胆识开启了对封建制度的激烈批判的先河。黄宗羲的思想对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君主立宪政治思想影响很大。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在民权理论上可与欧洲的卢梭并驾齐驱。

顾炎武（1613—1682年），江苏昆山人，被尊称为“亭林先生”。顾炎武少年时便参加了复社，复社成员的思想对年轻的顾炎武影响很大。顾炎武感叹大明王朝江河日下、矛盾重重，他涉猎群书，造访各地，搜集材料，编成《天下郡国利病书》，试图从中为大明王朝的衰落找出原因。明亡之后，顾炎武又积极投身于反清复明的斗争中去。抗清斗争失败后，他游离于长江下游地区，观察民情，研究社会，最终完成了《日知录》的写作。康熙时，曾因修《明史》招聘过他，都被他断然拒绝。顾炎武不与专制和暴政合作，并对之进行全面的否定与批判。

首先，顾炎武否定长久以来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天理论”。他认为没有可以脱离“气”而存在的“理”，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封建伦理制度先天就正确的“天理论”。

其次，顾炎武也认识到君权过大的危害，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认为国家政治不应该由君主一个人说了算，而应该让人民有权参加政治，即“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行措矣”，治理天下的根本权力应该交由人民而非君主，即“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每一位社会成员对国家而言都是有责任的，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这个天下绝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是整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存在与延续。显然，顾炎武已经感到了封建制度的根本性的弊端所在，希望用一种“民主”政治来解决问题，这种思想解放以及对政治制度的研判，深刻地影响了近代民主革命思潮的产生与发展。

同时，顾炎武极力反对理学与空谈人性，主张士人做学问应该“经世致用”。顾炎武写《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肇域志》就是因为“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尤其是认为八股科举纯粹是葬送人才与“实学”，“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破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他倡导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据以解决实际问题。他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107]所以，顾炎武同时在经济学、地理学、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异象、河槽、兵农等诸方面均有研究建树，是他重视能够“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体用兼备”、“实学”的结果。他的《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和《军制论》有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www.xing528.com)

王夫之（1619—1692年），衡州府城南衙坪（今衡阳市雁峰区）人，世称“船山先生”。王夫之是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近代启蒙思想的先导。

王夫之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崇祯十五年（1642年）中举。明亡之后，王夫之积极投身抗清运动，还在南明永历政权中任职，后因弹劾贪赃枉法的王化澄，几陷大狱，因朋友相救才幸免于难。南明永历王朝灭亡后，王夫之拒绝与清政权合作，为清政府所不容，后辗转流移，四处躲藏。其后四十年，隐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著书立说。王夫之著作丰富，思想博大深邃。

在世界观上，王夫之将古代唯物主义发展到了最高峰。王夫之认为整个宇宙除了“气”，更无他物，而“气”是一种实体。世界的本源叫“太虚”，而“太虚，一实者也”。“气”永远处于聚散、往来、屈伸的运动之中，从而表现出世界的万物状态，而且“气”是永恒不灭的。进而，王夫之认为程朱理学中的“理先后气”的说法是不对的，应该是“理依于气”，“气”是运动的实体，而“理”仅仅是“气”变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规律性，如果“气”不存在了，“理”也就不存在了。言心、言性、言理，都需要在“气”的基础上谈论才可以。至于“存天理、灭人欲”更是荒谬，因为“私欲之中，天理所欲”，人欲没有了，天理同样不存在了。至于“道”与“器”的关系，和“理”与“气”的关系是一样的，“器”是具体的物，是形而下的东西，而“道”是关于物的概念和特性，是形而上的东西，二者的关系不是理学家宣传的“道本器末”，应该是“器”先于“道”而存在或者至少是同时存在，因为“无气则无其道”或者“进器则道在器中”。形而上的东西离开形而下的东西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世界的基础是“器”，“天下惟器而已矣”，因此有了“道”，而“道”也仅仅是“器之道”，绝对没有离开“器”还可以存在的“道”，即“虚悬孤致之道”。正如没有车马便没有御道的概念，没有君主便没有君临天下的道理一样，所以，王夫之得出的结论是“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是对被神化的封建制度与道德说教的彻底否定。

在辩证法与认识论上，王夫之同样把他们发展到了科学的层面。王夫之认为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事物内部矛盾即阴阳二气的相互激荡。因二气生成的万物都会经过产生、发展到散灭的过程，而散灭也非不存在，而是“推故而别致其新”，旧事物会因此变成新事物。因为物质是不灭的，只是变成了另一种形式存在，所谓“死也生之大造”。事物的发展过程只是“动”与“静”相互发生作用的过程，事物的动是永恒的、绝对的，正是这种动才产生了万事万物，而静是相对的、暂时的，为呈现事物提供了条件。所以静本身只是相对而言，当事物处于静的状态时，其内部还是在进行着剧烈的变化。王夫之的辩证法极大地丰富了自老子以来不断发展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在认识论上，王夫之反对理学家们的“离行以为知”的说法，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学而上达。岂达焉而始学乎？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108]。人只有在事件中获得知识，而不可能脱离实践仅仅通过苦思冥想就能获得对事物的认识。感性认识是基础，理性认识只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人们所做的思辨与推研。

在政治观上，王夫之对两千余年的专制政治突出君权忽视民权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认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109]，主张“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110]，国家应该选贤任能，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同时要严于治吏，宽以待民，“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国家与社会应以法律为至上，要建立“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的法治社会，要弱化君主的权力，可以“置天子于有无之外”。同样，这些政治思想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宪政与民主思想影响很大。

王夫之又认为“性者，生理也”，“仁义道德”与人们日常的“饮食起居，见闻言动”是分不开的，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是“人之大共”，“有欲斯有理”，反对将人欲与道德对立起来，认为道德虽然是人们追求的普世价值观念，但是人们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自己的素质，从而适合这些道德观念的要求，人欲与道德可以逐步统一，但绝不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关系。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还有方以智、陈确、唐甄等，他们均从哲学、认识论、天理与人欲等方面，对程朱理学进行多方位的批判。在政治上强烈谴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唐甄在其《潜书》中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他论述说“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贼乎？”在经济上，唐甄主张既要重视农业也要重视工商业，国家政治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以富民，他认为：“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历史上所讲的尧舜禹时代好在什么地方？好在“尧舜之治无他，耕耨是也，桑蚕是也，鸡豚狗彘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