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程朱理学是和武力恫吓并存的统治手段。
至明初,程朱理学仍然是官学。明成祖时,政府以程朱之书为标准,编辑出版《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用以统一思想,程朱理学由此地位独尊。明初的许多思想家,例如宋濂、方孝孺、薛瑄等,虽然都曾著书立说,但是基本就是程朱思想的发挥阐述。“此也一述朱,彼也一述朱”,没有新意。当程朱理学完全独尊之时,也就是他开始停滞不前,有人向他发出挑战的时候了。
王阳明的心学,是对程朱理学的最大挑战。虽然王阳明的心学还承认朱熹的“天理论”,认为“理”依然是左右这个世界的绝对存在,但是,王阳明认为这个“理”其实不在人心之外,也不需要“格物”才能“致知”,这个“理”就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王阳明把这个“理”叫做“良知”,认为通过“格心”,便可以认识到这个“理”,又叫做“致良知”,这就是王阳明的“心即理”和“致良知”论。一切伦理道德本来就在人的心中,“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05]。王阳明的理论虽然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既不科学也不客观,但是强调了人的主观意识,批驳了程朱理学用“理”来控制人的思想与行为。但是从根本上看,王阳明同朱熹一样,把“人欲”看成是“天理”的对立物,认为人的“良知”因物欲的“昏弊”才有了糊里糊涂的思想与行为,只有“存理灭欲”,净化自己的心灵,才能让“良知”体现出来,人们的思想行为才能符合封建伦理道德。(www.xing528.com)
王阳明的理论,后人称之为“王学”,其弟子各自发挥师说,形成了众多的王学流派,其中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影响最大。泰州学派虽然师出王学,但是别有新意。少谈“圣人”,多说“百姓”,认为“圣人”也是人,只是因为“先学”才“先知”,而“愚夫愚妇”通过学习也可以达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理想境界,而学习的内容就是“百姓日用之道”。“百姓日用之道”的根本则在于“安身立本”,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百姓才可以安身,安身之后,人们才可以立本。泰州学派显然一开始就偏离了心学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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