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需要统一思想，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佛道思想重新占据了重要位置。隋唐儒学发展的最大变化是因反佛道思想而出现的“道统论”。为了抵制佛教的流行，韩愈写了《原道》一文，明确建立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传的儒家“道统”，用以对抗佛教的所谓“祖统”。韩愈认为他自己是继孔孟之后这一道统的传人，他认为佛道之道是小人之道，儒家之道才是君子之道，儒家思想在时间上早于佛教，在意义上要重于佛教，是华夏的正统思想。韩愈指明这里所讲之道不是老与佛之道，而是社会的一切关系的规范：“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宾主、昆弟、夫妇。”韩愈的“道统论”得到了儒学思想家们的认可，尤其是宋代的大儒们，他们一方面标榜自己是“道统”的继承人，一方面借“天理人欲之辨”来强化韩愈所倡导的既定的社会秩序，所以韩愈的道统论在传统儒学由西汉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转换过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唐朝的柳宗元和刘禹锡则将古代的无神论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柳宗元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元气”，而“元气”的本质则是物质的，并不存在董仲舒所讲的具有意志的“天神”。他针对韩愈等人认为的“天能赏功而罚祸”的有神论调，批判说：“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96]柳宗元所坚持的“天人不相干预”的观点是对荀子“明于天人之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刘禹锡心目中的天也是自然的天，“今夫人之有颜、目、耳、鼻、齿、毛、颐、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肾、肠、心、腹。天之有三光、悬寓，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97]。至于神，那是人们在不能与自然界抗争，感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所想象出来的，“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实际上“神”产生于两种历史背景下，或者是在人们深感无助的情况下希望有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或者是有人故意捏造出一个“神”来恫吓别人以达到统治他人的目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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