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又叫谶语或符命，是一些所谓预言吉凶的隐语。谶语发源于春秋战国，秦朝时开始流行，是人们对某些敏感的社会问题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例如“祖龙死而地分”、“亡秦者胡也”等。纬则是有人假托孔子对儒家经典所做的神学解释。从汉哀帝改名号、王莽篡权、刘秀起兵，均以谶纬为工具，为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谶纬泛滥的同时，也激发了唯物主义思潮的高涨。扬雄、桓谭、王充等成为了反对封建迷信的精神斗士。桓谭认为王莽好卜筮、信时日、笃于鬼神、多做庙兆、洁斋祀祭，但是最后还是因为“为政不善，见叛天下”，说明这些封建迷信根本没有任何作用。王充以为“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95]至于天地，也只不过是“含气之自然”而已，而且“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应人”，强有力地反驳了时下流行的谶纬迷信以及“天人感应”说，为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增加了丰富的思想内容。
魏晋时期，一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今文经学派因为完全沦陷为谶纬的从属而逐步走向衰弱，许多士人对这套已经变得十分迂腐的理论深感厌倦，他们希望抛开儒学，从实际出发，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解释自然和社会以及人类的历史。二是在政治上由于曹氏、司马氏相继专权，多数士人仕途无门，甚至因言获罪，遭受政治迫害，时常有性命之虞，故不少人思想消极，只能利用“谈玄论道”来麻痹自己，当然也是对时下当权者严重不满的无言抗议，所以，魏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
玄学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曹魏中期的何晏和王弼。何晏著《无名论》，王弼为《老子》作注，他们都认为“道”是万物的本体，但是道的本质是“无”，而人间的一切为“有”，“有”是从“无”中产生的。其理论背后的含义是从根本上否定现行的社会关系。稍后清谈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作为司马氏专权时代的反对派，他们在政治上均受到排挤或迫害，在他们转而远离司马氏政权的同时，他们呼吁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也希望从根本上否定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政治关系。他们甚至提出了“无君”、“无臣”的政治观点。阮籍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两晋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鲍敬言，在其《无君论》中，详细地论述了无君论的观点，他认为“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后来才有了国家和君臣，才有了“役彼黎烝，养此在官，贵者禄厚而民亦困矣”。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他们“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从言论到行动，誓与名教相对决，影响很大。(www.xing528.com)
实际上，唯心主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行其道，也并未因唯物主义所做的批判而影响它的发展。尤其是佛教的迅速发展与繁荣，使原本的鬼神迷信思想更为严重。南齐时的范缜写《神灭论》，宣传无神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尤其是他对“形神”关系的阐述。他认为“神”与“形”是两个概念。神只有依存于形，然后才能存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所以，脱离人的肉体而存在的鬼神是不存在的。范缜宣传无神论即针对谶纬迷信也意在反对当时广为流传的佛教文化。佛教文化在南北朝时已经完成了他的本土化进程，并几乎上升为诸多王朝的国教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封建统治者神话自己统治和愚弄人民的工具，故范缜写《神灭论》也是对当时的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统治发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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