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政治思想的潮流是对秦朝灭亡的反思与如何建立现行国家经济政策的思考。陆贾、贾谊和晁错是著名的代表人物。陆贾在其《新语·无为》中指出秦朝灭亡的原因就在于“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众、刑罚太极故也”。秦始皇的失败不在于“无为”而是在过于“有为”，以至于完全超出了人民的承受能力，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而使国家迅速垮塌。根据当时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国家形势，国家应该反秦之弊而行之，执行“无为而治”的政策，“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91]，看上去是无为，实际上是有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尤其作为皇帝，更应该注意“国不兴无事之功，家不藏无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贡献”[92]，以达到“与民休息”的目的。鉴于秦亡，需无为而治，陆贾为汉初的统治者定下了治国方略的基调。文帝时期的晁错，在汉初经济政策的建设上最有建树。粮食生产对汉初统治者而言是一件最困惑的事情，粮食缺乏与战争的破坏有关，更与商人趁机囤积粮食有关，于是，晁错提出了旨在提高农民地位提高粮食生产的“贵粟”政策。具体办法就是人们可以用粮食换爵位，还可以用粮食赎罪，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富人有爵，农民有钱”，既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可以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还可以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如何削弱地方诸侯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是汉初政治家们与思想家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从汉文帝的贾谊、景帝时的晁错至于汉武帝时的主父偃有着一脉相承的思想。贾谊在其《治安策》中提出了“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晁错在其《削藩策》中提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的主张。因景帝使用晁错的方法削弱诸侯的封地而引发了“十国之乱”，主父偃则在其向汉武帝提交的《推恩策》提出了另一种即可削弱地方诸侯实力而又不至于激起他们反抗的异曲同工的方法。主父偃认为“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从以孟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所追求的“定于一”，到秦始皇的“壹家天下”，到“治安”、“削藩”、“推恩”，是古代中央集权思想的传递与发展。(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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