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在中国古代特指帝王的母族和妻族，因为和皇族的联姻关系，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外戚由于其特殊身份，一旦进入国家政权机构，往往会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一般称其为“外戚干政”，即外戚对政治的干预。
外戚干政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自周代确定嫡长子继承制以后，只要是嫡长子，不管长幼聪愚，都会成为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一旦国君幼年登基或是智商、性格有问题，则极容易被比他年长的皇后或皇太后控制。有时也会因为某些帝王沉湎于酒色而荒废朝政，皇后或皇太后也会乘虚而入，借用皇帝的权力控制朝臣和国家。为了能够牢牢地把持政权，也为了弥补女性执政能力上的不足，她们又往往援引自己的兄弟入朝，于是就会迅速形成一个有力的外戚政治集团，并一度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
最早的外戚干政是西周幽王时候的申侯。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废除申后和嫡长子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为后，又立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并试图加害申后与宜臼，申后之父申侯便联合镐京之西的犬戎部落攻入镐京，结果周幽王和褒姒被杀于骊山之下，西周王朝也因此灭亡。申侯复立自己的外孙宜臼为国君，宜臼即周平王。周平王见镐京因战乱而变得残破不堪，只得迁都洛邑。无独有偶，一个世纪之后，周襄王借用狄族的力量惩罚不听使唤的郑国，并娶狄族酋长的女儿为后。立为王后的隗氏，不仅意欲干政，还与襄王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王子带有染。隗氏被襄王囚禁，王子带便唆使狄人攻打洛邑，周襄王被赶出京师，王子带篡夺王位。外戚势力强大的时候，他们可以改朝换代，且易如反掌。
外戚干政并非总是把政治搞得一塌糊涂，有的外戚干政，其政治还比较清明，传为美谈。但是大多数外戚干政多是搅局政治，缺乏政治远见，胡作非为，行为残暴，结党营私，搅乱了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秦始皇统一中国，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处于上升中的君主专制体制，缺乏对外戚干政危害性的认识，也谈不上有什么规章制度来约束外戚力图参与政治的行为。随着皇权的不断发展，外戚总有机会见缝插针地寻权干政。外戚干政，以两汉时最为严重。“夫女宠之兴，由至微而体至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50]由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权力再大的外戚也不过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过客，当皇权重新振兴的时候，专权的外戚往往被迅速清除，因此被诛灭九族的外戚不在少数。在西汉，因为没有干政而得以保全的外戚家族并不多，“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放流”[51]。
吕后首开汉代外戚干政的先河。刘邦死后，其继承者刘盈因其性格缺陷根本没有执政能力，故行政大权落入其生母吕后手中。吕后掌权似乎是历史发展于此的必然。吕后经历过楚汉之争，有着与其他开国功臣不相上下的能力，当嫡长子继承制已经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汉初一般朝中大臣的心目中的时候，而刘盈又不能处理朝政时，威严不逊于刘邦的吕后自然就成了国家政治的真正操纵者。吕后援引其兄弟入朝，由此所形成的吕氏政治集团实际上取代了刘氏政权。吕后运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滥杀功臣，清除政治对手，不仅造成史上少有的冤假错案，也使许多无辜的人含冤而死。但是在治理国家上，吕后忠实地继承了刘邦时期确定的“与民休息”的政治策略，对于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故《汉书·刑法志》说：“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封建正统思想和日渐长大成人的皇帝永远都是外戚干政的克星。随着吕后年事渐高，其执政能力也渐变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朱虚侯刘章等在吕后死后即把吕产、吕禄等外戚计几十人送上了断头台。刘邦的二儿子代王刘恒登位，即汉文帝。文帝之后，长子刘启继位，是谓景帝。
景帝在位十六年，但真正掌权的是窦太后，仍是外戚干政。但是窦太后是位识大体的太后，继续秉承刘邦、吕后及文帝刘恒的“黄老无为”的治国方略，以“黄老之术”治国，连景帝以及窦氏兄弟也不得不读《老子》而尊黄老之术。窦太后辅佐文帝时，使得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连他所喜爱的慎夫人，也是“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52]。“文景之治”的出现，有着窦太后不可或缺的贡献。
汉武帝16岁登基，到22岁时，窦太后去世，期间6年，汉朝的政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太皇太后窦氏的手中。但此时，经过60余年的发展，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武帝希望放弃“无为而治”转而有所作为，于是便大胆任用那些奋发向上、希望有所作为的儒生，因为太皇太后的反对，汉武帝也只能暂时放弃，连准备好的北伐匈奴的计划也因为窦太后担心会破坏国家经济基础而推迟执行。直到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才得以军事上北伐匈奴和在文化上“独尊儒术”。
汉武帝去世，昭帝幼年即位。武帝委托霍光、上官桀和桑弘羊辅政。后上官桀和桑弘羊因图谋另立新君，而被霍光所杀。借着女儿成为昭帝皇后的优势，霍光以当朝皇后的外祖父的特殊身份做了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主持朝政，权倾朝野。霍光的女婿、弟弟等一帮外戚也都纷纷担任政府要职。《汉书·霍光传》说：“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或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自昭帝即位，“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到宣帝时，“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霍光威震海内，刘家的天下几乎便成了霍家的天下。自昭帝即位到宣帝地节二年霍光去世，十八年间，霍光是大汉王朝的无冕之王。武帝对外的讨伐使西汉王朝经济元气大伤，昭帝即位，“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称恢复文景之业焉”。《汉书·霍光传》又说：“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60年之后，另一支外戚队伍登上了西汉历史的舞台，在位16年的汉元帝撒手而去，18岁的刘骜即位。元帝的皇后，即刘骜的生母王政君就成了皇太后，由于成帝“湛于酒色”，不理朝政，凡事皆有其母王政君说了算。王政君入主政治为后来王氏干政乃至王莽篡汉埋下了伏笔。“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53]王政君的长兄做了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王氏兄弟五人同日封侯，其他王氏氏族成员也“分据势官满朝廷”。王凤之后依次是王音、王根，至王莽，刘氏天下再一次变成了王氏天下。哀、平时期虽有外戚傅氏、丁氏一时得势，终究摇撼不动王氏在政治上的强权地位。素以“宗族称孝，师友归仁”的王莽做了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不久又进封“安国公”，还把自己的女儿立为9岁的平帝的皇后。这位皇帝丈人，汉廷非他不“安”的“宰衡”，最终成了说一不二的人。王莽的崛起，依赖于王氏专权的历史背景，也有王莽的苦心经营。汉末的社会矛盾已经是非常激化，激烈的土地兼并、封建国家的苛捐杂税和紧张的民族矛盾等问题涌现，王莽为解决这些矛盾所做出的努力让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在国人的强烈的期盼和王莽按部就班地向国家最高权力的紧逼中，强势外戚在“再受命”的舆论鼓噪下，取代刘氏政权已经不可避免。平帝崩，王莽又立2岁幼儿刘婴为帝，自称“假皇帝”，代理主持朝政。3年后，王莽迫使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位，王莽由“代理皇帝”终于便成了真皇帝。“新”朝建立，外戚强大到可以改朝换代。此事件的出现，连只想着外戚专权并未曾想对刘氏政权取而代之的王政君也始料不及。其实王莽是一位有着良好的政治抱负的人，他希望通过彻底的改革来化解当时诸多严重的社会矛盾，因为他知道这些社会矛盾不是几个改良措施就能解决问题的。其“王田”的土地政策、“五均”与“六筦”的经济政策，无疑都是革命性的变革，只是因为王莽过于拟古和急躁冒进才招致了改革的失败。“新”朝也因改革的失败而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及出现的农民起义而终结。“新”朝的终结其实又是封建正统思想与外戚干政反复较量的最终结果，在强大的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下，不管是外戚干政还是外戚篡权，注定不会长久。
纵观西汉外戚干政，就其政治而言，应该是肯定的多，否定的少。但是，东汉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光武刘秀鉴于王莽外戚篡汉的教训，严格控制外戚权力与势力，规定外戚授官以九品为限，不允许过于尊贵。明帝遵光武旧制，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章帝即位，马太后不仅自觉“袍衣粗蔬”，而且“志不好乐”，并多次拒绝章帝要加封三位国舅的请求，她认为“马氏无功于国”，又“谷价数倍”，人民困苦，与此不顾而“先营外封”，有违她的思想。后来马后坚持己见，受封的马氏兄弟只接受了一个封号而把田宅又还给了国家。
东汉外戚干政始于和帝。和帝10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为侍中，内管机密，外宣诏命，影响重大。尤其是在北伐匈奴凯旋之后，窦宪拜为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一时间，刺史、守、令多出其门。朝官们对窦宪是“望风承旨”。其弟窦景为执金吾、窦瑰为光禄勋、窦笃为都尉，“四家竞修第宅，穷极工匠”。窦氏一族“权贵显赫，倾动京都”。他们“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而“有司畏懦，莫敢举奏”。民众不堪窦氏的胡作非为而怨声载道。无奈之下，和帝利用宦官郑重掌握的部分禁军迫使窦宪交出大将军印，改封有名无实的冠军侯，随后又将窦宪、窦景和窦笃等逐出京师，去地方就国，并在地方上迫使他们自杀，算是结束了东汉外戚干政的第一幕。
和帝在位的第十四年，阴皇后因巫蛊案被废，邓绥被立为皇后。不久和帝崩，邓皇后立出生不足百日的殇帝，而自己则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邓太后知书达理，治国有方。当时政府开支巨大，浪费严重，邓太后规定：“减太官、导官、尚方、内者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自非供陵庙，稻粱米不得导择，朝夕一肉饭而已。”[54]强调厉行节约。邓太后又整饬法律，亲自探狱，检查冤情，处置贪赃枉法者。“二年夏，京师旱，亲幸洛阳寺录冤狱。有囚实不杀人而被考自诬，羸困舆见，畏吏不敢言，将去，举头若欲自诉。太后察视觉之，即呼还问状，具得枉实，即时收洛阳令下狱抵罪。”[55]邓太后还特别注意约束宦官，“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56]。以提高中官和宫人的素养，规范他们的行为。最重要的是邓太后对外戚乱政的危害有深刻认识，所以对家族之中当权者严加约束。和帝每次想给邓氏家族的人加官，都被邓皇后婉言拒绝，所以她的哥哥邓骘终和帝一朝只是一个虎贲中郎将而已。邓皇后曾“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曰：‘每览前代外戚宾客，假借威权，至有浊乱奉公，为人患苦。咎在执法怠懈，不辄行其罚故也。今车骑将军骘等虽怀敬顺之志，而宗门广大，姻戚不少，宾客奸猾，多干禁宪。其明加检敕，勿相容护。’自是亲属犯罪，无所假贷”[57]。正是由于邓太后的做法，才使得和、殇、安三帝时期虽有外戚涉政，但未离经叛道，扰乱朝政，这与邓太后的所作所为有关，邓太后由此也就成为了后来王朝后妃学习的榜样，《后汉书》给予她很高的评价：“自太后临朝，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每闻人饥，或达旦不寐，而躬自减彻，以救灾厄，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
安帝时，朝廷大权落入和帝的皇后阎氏的手中。阎太后是位权力欲极强的女人，是时既无制度约束，又无人制约，阎太后“欲久专国政”，所以“贪立幼年”，其族人也多被任命为卫尉、校尉、执金吾等军政要职。阎氏兄弟“威福自由”。后安帝死，少帝8岁即皇帝位，一年后驾崩，宦官孙程等拥立11岁的顺帝即位，顺帝才借助宦官李闰、江京等消灭了阎氏集团。宦官势力则由此抬头，他们参与机密、干涉议政。
为了与宦官抗衡，顺帝又扶持外戚势力，相继拜梁皇后父梁商及梁商的儿子梁冀为大将军。顺帝死后，梁太后与其父梁商先后立冲帝（2岁）、质帝（8岁）和桓帝（15岁）三帝，梁冀以大将军录尚书事专权达二十年之久。二十年间，梁冀将外戚干政的劣根性暴露无遗，对当时的国家政治破坏严重，更加激化了业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东汉政治统治的丧钟也由此敲响。之后出现的宦官专权加剧了国家形势的恶化，经过不足二十年的垂死挣扎，董卓入洛阳，东汉政权便名存实亡了。
西晋是一个外戚干政高度发展的封建王朝。外戚干政出现的时间之早、对社会的祸害之深、对西晋历史发展的影响之大，均甚于其他王朝。西晋的短命即与司马氏内部内讧有关，也与外戚干政有关，更与开国之君司马炎荒于朝政有关。史料记载，“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司马炎为外戚干政大开方便之门。司马炎“始宠后党”，将朝中大权交与岳丈杨骏，而一心于酒色。杨骏刻薄无大智却又权力欲极强，武帝在位时已经升至车骑将军，封临晋侯。武帝弥留之际，杨骏又矫诏封自己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在当时，杨骏可以拥有私人武装步兵3000人，骑兵1000人，在宫中宿卫时可随身带兵30人，还可以持兵仗出入宫中，这为在武帝死后能完全控制新皇帝及朝中百官做好了准备。至惠帝继位，杨骏已经是太傅、大都督、假黄钺。惠帝又是白痴，凡诏命都是先呈惠帝的母亲皇太后杨氏，即杨骏的女儿，再经过杨骏批准才能外宣。因为杨骏多树亲党，阴谋建立杨家的家天下，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连自己的兄弟都抱有怨言。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不肯受制于杨骏，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动政变。杨骏于慌乱之中逃入马厩，被士兵以戟杀死。杨骏当朝时，京城中盛传民谣：“二月末，三月初，荆笔杨版行诏书，宫中大马几作驴。”就是这段历史真实的写照。
让贾南风意想不到的是杨骏死了，朝中大权却落入老谋深算的司马亮和老臣卫瓘的手中。权力欲旺盛的贾南风不愿意让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又挑拨有勇无谋的楚王玮杀死了司马亮和卫瓘，接着又矫诏以滥杀的罪名处死楚王玮。自此，贾南风终于以皇后的身份把朝廷大权攥在了自己有力的手中。她任命族兄贾谟为散骑常侍、侍中，让外甥贾谧也参与朝政，又提拔亲信张华任中书令，掌管机要，而自己更是凌驾于惠帝之上，成了无冕之王。贾南风既与贾谧“干预国事，权侔人主”，又与“太医令程据第乱彰内外”；政治上更是“专制天下，威服内外”，近则控制惠帝，远则图谋废除非亲生的太子司马遹。本无生育能力的贾南风，诈有身孕，暗中取其妹妹的儿子说是自己生产，企图以此取代太子。司马遹被先废后杀。贾南风这些不计后果的行为让地方藩王们终于按捺不住了，赵王司马伦率兵入宫，毒杀了贾南风，斩杀了贾谧、韩寿、黄猛等贾南风的一干帮凶。(www.xing528.com)
东晋一朝十一个君主，其中不乏幼小及无能之辈，后族也不下七八家，其中虽有地位显赫者，但是最终没有形成一姓外戚独大干政的局面，这是另有原因。东晋司马氏政权是在侨吴门阀氏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门阀氏族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尤其是侨姓氏族王、谢、袁、萧四大家族。他们支持司马氏政权为自己的保护伞，也通过与司马氏联姻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高门第社会地位，所以东晋的不同时期，他们既是外戚又是权臣。但是由于各大门阀势均力敌，所以不管哪个门阀士族依赖外戚的特殊地位成为当政者，由于受其他门阀士族的制约，都不能一手遮天。另外，以外戚的身份轮流执政似乎也成了彼此之间的墨守的规矩，加之东晋玄学盛行，门阀士族崇尚“清静无为”，缺乏对权力的狂热追求，所以，较之汉代，权力之争平和了许多，即便是当政的时候表现得也比较低调，没有出现东汉那种一姓独大撕裂朝政的外戚专权的局面。
唐朝的外戚专权非同一般，因为武则天重演了王莽篡汉的历史壮举。武则天之前，外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是低调的。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系出名门，知书达理，也深知外戚专权对朝政的危害以及对外戚自身不可预知的风险，主动远离朝政。《旧唐书·后妃传》说太宗经常与长孙皇后谈及赏罚之事，长孙皇后总是对她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太宗硬要与她商量，她就闭口不说话。长孙皇后力阻娘家人参与政治，对唐太宗亲近、信任自己的哥哥长孙无忌，长孙皇后也是坚决反对。“时后兄无忌，夙与太宗为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勋，委以腹心，出入卧内，将任之朝政。后固言不可，每乘间奏曰：‘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后唐太宗执意加封长孙无忌为大将军、礼部尚书和右仆射，长孙皇后私下做其兄长的工作，让他去太宗处辞职，太宗只好改任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长孙皇后临去世时，还恳求太宗不要给予自己的家人过大的权力，她说：“又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长孙皇后曾将古代优秀后妃故事编成《女则》一书，并亲自为之作序，又著文论东汉的马皇后，认为马皇后也没有做到彻底抑制外戚，终至外戚当朝，为后来的外戚专权“开启祸源”，而自己作《女则》的目的就是为了“以防闲耳”，即防微杜渐，也为后来身为皇后的妃子们立下规矩。长孙皇后死后，太宗看到《女则》，大为感动，认为皇后此书可以传之后代，失去了长孙皇后是自己“内失一良佐，令人哀耳”！正是由于长孙皇后如此坚持，太宗一朝才未有外戚干政。
当高宗继位后，由于身体不佳，不堪工作的重负，常常怠于朝政，才让颇具政治野心的武则天抓住机会将古代中国的外戚专权发展到了极致。自高宗将武则天接回宫中，随着高宗对她的日渐宠爱，武则天的权力欲望也随之日渐积聚。武则天不仅权力欲旺盛，而且计谋多出，手段残忍毒辣，《新唐书》说她“有权略，诡变不穷”，最终以害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代价栽赃陷害王皇后，诱使高宗将王皇后打入冷宫而立她为皇后。当朝重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坚决反对，武则天则借刀杀人，与已经厌倦了关陇贵族的高宗一起，将褚遂良贬为潭州（今长沙）都督，迫使长孙无忌自杀，其余反对立她为后的人一律革除职务，赶出京师。在见风使舵的李义府、李
等“拥武派”的支持下，永徽六年（655年），武则天终于当上皇后。但是强烈的权利欲使得武则天无法住手，她得陇望蜀。武则天利用高宗不断恶化的眩晕症和视力衰退难以驾驭朝政的机会，过五关斩六将，不断向国家最高权力逼近。在斩杀了宰相上官仪，挫败了高宗曾试图“废武”的阴谋之后，高宗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已经完全败在了武则天的威严之下。公元674年，高宗自称“天皇”，武则天改称“天后”，历史上出现了少有的“二圣临朝”的局面，但是真正掌权的是武则天，高宗成了武氏政权的陪衬。“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58]高宗晚年病情日渐加重，干脆“天下事一付后”，国家政治完全由武则天决断。武则天还命令丞相府的学士们可以绕过宰相直接向自己汇报情况，以此削弱宰相的权力，以实现大权独揽。高宗死后，中宗继位，武则天旋即废年长不宜控制的中宗而立年幼睿宗，自己垂帘临朝。柳州司马徐敬业痛恨武则天胁迫天子，不胜其忿，起兵造反。武则天派遣李孝道率兵30万将其打败，然后公开向其他朝中大臣进行恫吓：还有难以控制如老臣中书令裴炎的吗？还有亡命之徒如徐敬业的吗？还有勇猛善战如程务挺的吗？这些都是人间豪杰，对我不好，我都把他们杀了，还有比他们能的吗？群臣吓得只是磕头，不敢仰视武则天，并异口同声“惟陛下命”。武则天知道自己已经大权在握，睿宗知道只能让出皇位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御史傅游艺率领关内父老请求“武氏革命”，随之“群臣固请”。武则天于是降睿宗为皇嗣，大赦天下，改国号为“周”，自称“神武皇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也将外戚专权发展到了极致。
武则天在位十六年，是自“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最重要的过渡期。武氏政权的出现是外戚专权高度发展的结果，但是不能简单的以外戚专权来认识。武周一朝的出现，在盛唐的产生过程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早在“二圣临朝”时，武则天就对高宗“建言十二事”，倡导“劝农桑、薄赋徭”、“南北中尚禁浮巧”、“给复三辅地”、“省公费力役”、“光言路”、“杜谗言”、“王公以下皆习老子”等十二项改革措施，为蓬勃发展的唐王朝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十六年的武周政治，武则天在政治上广开言路、善于纳谏、发展科举、知人善任；经济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民族关系上，注意边疆开发、巩固边防，为“开元盛世”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个“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59]的大唐盛世与武周政权有着直接的联系。历来都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修养与品质成为决定一代国家形势的关键因素，而与其是否是外戚无关。武周政权所犯的错误比如官僚机构的日益庞大、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建明堂造佛像浪费无度以及养面首生活腐朽堕落，这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通病，武则天自然也在所难免。
开元一过，外戚干政故伎重演。公元744年，玄宗纳杨玉环为贵妃，此后以声色自娱，朝政逐渐落入权臣和外戚手中，先是李林甫，后是杨国忠。杨国忠，原名杨钊，杨贵妃的族兄，年轻时喜欢饮酒赌博，常向人借钱不还，行为多有劣迹，为族人所不齿。30岁时去蜀地当兵，益州长吏张宽讨厌他的为人，还因事鞭打他。后来他离开了军队，生活没有着落，蜀地有钱人鲜于仲通经常救济他。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听说杨贵妃得到了玄宗的宠爱，认为杨国忠奇货可用，就给了他大量的钱财，让他去京师依附杨贵妃，也使得自己能在朝中有位在玄宗面前替自己说话的人。杨国忠出入朝廷，负责记账，计算勾画，分铢不误，玄宗曾高兴地称赞他为“度之郎才也”，不久，便迁至监察御史，但是因为其“去就轻率”，常被朝士们指着嘲笑。初涉政治的杨国忠还只是阴险毒辣的宰相李林甫手中的一粒棋子，李林甫打击政敌都是让这位“怙宠，搏鸷可用”、做事不计后果的杨国忠替他出手。杨国忠也“乘以为奸，肆意无所惮”。杨国忠虽然不学无术，却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思，凡是皇帝好恶，杨国忠一概能搞得清清楚楚。玄宗认为找到了知己，便再提拔他兼任度支员外郎。不过一年的时间，杨国忠便身兼十五余职。这时的李林甫才感到了杨国忠的威胁，再想打压他为时已晚。天宝七年（748年），杨国忠升为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集行政、财政和司法大权于一身。杨国忠命令地方政府将国库中的粮食变换成钱帛，集中于中央国库，请玄宗参观。玄宗看到国库中钱帛堆积如山，认为都是杨国忠的功劳，赐他紫衣、金鱼，再兼太府卿事，杨国忠逐步取得了玄宗的完全信赖。政治上，杨国忠又借王
案，构陷李林甫，使唐玄宗疏远李林甫。李林甫死后，杨国忠自然就成了右丞相，其他官职不解，身兼四十职。大权在握的杨国忠穷挖李林甫生前的所谓“奸事”，致使李林甫家破人亡。玄宗认为杨国忠办理李林甫案子有功，赐封他为魏国公。自此，杨国忠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他通过各种哄骗方式架空唐玄宗，将自己变成大唐王朝的无冕之王。凡是官员擢用，过去需要吏部“三唱三注”，要半年审核，三次唱票通过才行，到了杨国忠时代，吏部尚书到杨府，对杨国忠“预定”人选，举手通过，一天就可完成。若罢黜某官，杨国忠召来左丞相陈希烈，陈希烈坐在墙角，给事中站在一旁，举手通过，杨国忠便喊道：“门下省通过了。”陈希烈不敢有任何异议。对皇帝瞒天过海，堵塞其视听是权臣与外戚必用的伎俩。天宝七年（748年），杨国忠推荐鲜于仲通为蜀郡长吏，率兵6万讨伐南诏，结果泸州一战，唐军全军覆没，杨国忠反倒虚构战绩，从玄宗手中骗到了剑南节度使一职。不久，杨国忠再兴师10万讨伐南诏，又惨败于西洱河，而杨国忠故伎重演，“矫为捷书上闻”，蒙蔽唐玄宗。实际上自杨国忠对南诏用兵，已造成战士死伤20余万，“踦屦无遗，天下冤之”，而杨国忠却不断地得到升迁。有一年，下大雨淹没了庄稼，玄宗很忧愁，杨国忠便拣一些好庄稼拿给玄宗看，说“雨不为灾”，欺骗玄宗。扶风太守房琯向玄宗奏报郡县灾情，杨国忠很愤怒，让御史去治他的罪，自此便没有人敢向皇帝说实话了。在杨国忠的围追堵截之下，唐玄宗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聋子”和“瞎子”。而杨国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而度支、吏部事自丛伙，第署一字不能尽，故吏得轻重，显赇公谒无所忌。国忠性疏侻捷给，硁硁处决枢务，自任不疑，盛气骄愎，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属悉苛督句剥相惎。又便佞，专徇帝嗜欲，不顾天下成败”。又“第舍华僭，弥跨都邑”，“贿赂公行”，到最后又因一己之利，激怒安禄山，导致安史之乱，大唐王朝几乎毁于一旦。杨国忠随唐玄宗出逃到了马嵬驿，当得知自己一直与之为敌的太子李亨要行监国时，杨国忠顿感大难临头，不自觉地发出了“国忠头来何迟”的感叹。
北宋有外戚干政的情况，其规模、发展程度远不及上述几朝。宋真宗晚年身体不佳，皇后刘氏得以专擅朝政，仁宗以12岁幼年登基，刘氏以皇太后的身份继续操纵朝政，“军国重事，权取处分”。刘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后去世，政归仁宗，十一年中，刘太后与整个士人官僚集团相处比较融洽，未见大的政治波澜，也未见外戚一族权势嚣张独霸天下的局面。光宗时，皇后李氏擅政，光宗“不视朝，政事多决于皇后，后益骄奢”，但很快就被以赵汝愚为首的士大夫集团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将其打压下去。
至南宋，有外戚韩侂胄专权，为此韩侂胄被《宋史》列入“奸臣”。韩侂胄是北宋重臣韩琦的曾孙，其父韩诚娶高宗皇后吴氏的妹妹，生韩侂胄。宁宗时，皇后为韩氏，韩侂胄则是韩氏的叔祖，是标准的外戚，有恃宠专权的条件。宋孝宗在做了二十七年的皇帝后，将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宋光宗。宋孝宗死，因为光宗正重病在床，不能主持丧礼，“中外汹汹”，形势不稳，宰相留正主张将光宗的儿子赵扩正位为太子，主持葬礼。而知枢密使赵汝愚则主张由赵扩监国，以稳定国家局势。留正怕操作不当惹火烧身，关键时候挂冠而去，朝廷愈加混乱。临危之时，时任鸿胪寺卿的韩侂胄以与太后姨甥关系前去劝说宪圣太后改立赵扩为帝，而且一举成功。宁宗继位，因为拥立有功，韩侂胄受到了宁宗与其皇后韩氏的青睐，官位青云直上。知枢密使赵汝愚、右正言黄度、侍讲朱熹不满，他们上书宁宗希望罢黜韩侂胄。韩侂胄则利用与韩皇后的关系，诱使宁宗“内批”，将自己信赖的人放到了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有权弹劾朝中百官的权位上，利用不断的弹劾最终将朱熹、彭更年、赵汝愚等人逐出朝廷。而韩侂胄则拜为保宁军节度使、提举佑神观，不久又拜少傅，封豫国公，再拜少师，封平原君王，后又晋太傅。陈子强本为韩侂胄幼时的老师，被任命为宰相，其余韩侂胄的厮役苏师丹、周筠皆位列高官，参与政事，他们“预闻国政，超取显仕。群小阿附，势焰熏灼”。凡韩侂胄想做的，宰相也屏息不敢反对，甚至陈子强将盖了宰相印的空白敕札放在韩侂胄处，任他随便使用。韩侂胄所作决定从来不和三省商量，权倾内外。十年间，韩侂胄做过的两件事情让他留名史册，也是史家评判他的分歧所在。一是禁道学，二是北伐。
至于明朝，外戚寂寞无声，找不到外戚干政的影子。北宋和明朝为什么没有兴风作浪的外戚干政，应与以下因素有关。
1.制度约束，章法严明
唐朝武氏取代李氏，杨氏乱国，历史悲剧谢幕不久，北宋统治者记忆犹新，深有感触，所以“女子之防尤严”，并固定为“祖宗遗训”。明朝初建，朱元璋认为治国之首就是要严格“内治”，为此要“立纲陈纪，首严内教”。因为血淋淋的事实是“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所以朱元璋严格强调“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妇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预焉”，限制皇后参与政事是阻止外戚干政的关键，同时，还规定不得轻易给外戚封官加爵，若有加封也不能是实权岗位，还规定皇帝的后妃必须选自民间，切勿与权贵之家联姻或接受朝中大臣的推荐，“天子及亲王后妃宫嫔等，必慎选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进，恐其夤缘为奸，不利于国也”，又规定公主选驸马也要来自民间，“不许文武子弟得予”。这样后妃和驸马没有强势的家族做后盾，政治欲望也不强烈，参政乃至干政的风险系数要小得多。此外，残酷的“妃嫔殉葬制”虽说主要是封建统治者的迷信所致，但是一直持续至英宗才废止的这一制度无疑又从根本上断除了外戚干政的可能性。自朱元璋至朱瞻基前后六十年，皇帝死时后宫之人都要被“殉葬”，这个规定有着铲除外戚干政基本条件的险恶用意，可以说，尤其是明朝，在防范外戚干政方面确实用心良苦，它不仅让外戚干政在明朝销声匿迹，为“汉唐以来所不及”，也为稳定朱氏江山省去了很多麻烦。
2.教育传承，后妃自觉
北宋历代后妃多是自觉之人，故北宋时人自美说“本朝世有母后之圣”，孝宗也说“本朝后妃却是多贤”，加之制度的约束和士大夫官僚阶层的牵制，外戚都不敢过于干预朝政。真宗妃杨氏，是仁宗幼年“乳母”，仁宗继位后，想提拔其侄子杨永德为诸司副职，杨氏反对：“小儿岂胜大恩，小官可也。”仁宗皇后曹氏垂帘，对曹氏兄弟“毫分不以假借”。神宗时曾想提拔太皇太后曹氏的弟弟为官，曹氏认为“本朝故事，外家男子未尝得入谒”，尽管神宗数次请求，曹后始终不予答应。英宗皇后高氏之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时高后垂帘听政，有人建议高后让高遵裕官复原职，高后认为高遵裕已经免死就是万幸了，他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若以权谋私，“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顾私恩而违天下公议”。不仅如此，高后还拒绝从高氏家族中为哲宗选择皇后，反对推恩于高氏诸亲，她告诫大家：“吾辈家人，所患官高，不患官小。”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其实也是避免自己的家族因外戚专权最后招致九族夷灭之祸。
明初朱元璋就命朱升修《女戒》。《女戒》记述了“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是后妃们必学必遵、约束自己行为的教科书。在抑制外戚方面，马皇后做得最好，她认为“国家爵禄宜与贤士大夫共之，不当私妾家”。另一位徐皇后，临终时仍不忘劝皇帝要小心外戚势力，她劝朱元璋说：“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毋骄畜外家。”自己还亲自编写《内训》，让后妃学习与遵守。佐政仁宗、宣宗和英宗三朝的张皇后，坚持委政于“三杨”而不许外戚参政。英宗幼年即位，大臣请张皇后以太皇太后之尊临朝摄政，但是张皇后以“毋坏祖宗法”，加以拒绝。神宗生母慈圣太后李氏著《女鉴》，以此劝诫后妃，对控制家人参政也极为严格。明世宗的母亲章圣慈仁皇太后蒋氏著《女训》，神宗贵妃郑氏重刊《闺范图注》，她们不仅以身作则，远离朝政，也十分关注对年轻后妃的教育，使得外戚“安分守己”的思想传统得以朝朝传承，也使得明朝的外戚专权少之又少。
3.缺少时机，难以干政
外戚干政的必要条件是皇帝幼小无法管理朝政，皇后或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则容易以其特殊身份垂帘听政，若再大量援引兄弟参与其中，势必会出现外戚专权，干预国家政治。而北宋与明朝的皇帝大多活的时间较长，新皇帝继位时年龄都较大，已经具备了执政的能力，外戚即是想通过控制皇帝干涉政治也难以做到。即便是有幼小的皇帝继位，皇后或皇太后临朝执政，一旦皇帝长大，具有了亲政的能力，朝官们基于外戚不能干政的思想，会迫使她们尽快还政于皇帝，甚至不惜通过武力解决。北宋哲宗幼年继位，太后临朝，待哲宗“益习天下事”后，太后犹未归政，群臣不断地上书请太后归政，太后不听，韩琦先是好言相劝，让她学习东汉的邓皇后，尔后“厉声命仪鸾司撤帘”，皇太后只得还政于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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