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的字面意思是残酷的官吏，他们一般出现在君主专制需要特别加强的历史时期。君主要专权，就需要铲除异己，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不好解决的事情，就会交由酷吏来完成。因为酷吏多用酷刑逼供，例如对付一个疑犯，正常的途径是“过堂”，到了周兴那里，就成了“入瓮”了。但酷吏有个最显著的品质——“忠君”，很多酷吏一生廉洁，别无所图，毕生的目标就是帮助皇帝“维权”。为了清除皇帝不喜欢的人，他们多善于制造事端，手段残忍，株连众多，甚至杀人如麻。酷吏的不法行为必然激化社会矛盾，所以，当酷吏为皇帝的专制扫清了各种障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后，皇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消除社会怨恨、稳定自己的政治统治，又往往以“滥杀无辜”的罪名把酷吏送上西天。这是大多数酷吏的宿命。
在古代中国，酷吏并非一种制度，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君主专制制度的衍生物或必然产物。正如《旧唐书·酷吏列传序》中所言“非吏敢酷，时诱之也”。当君主专制高度发展时，作为君主专制的帮凶，酷吏也就应运而生，并对当时的政治形成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最早的酷吏应该是西周厉王时期的卫巫。国人对周厉王的统治怨声载道，“谤王”之声一片。卫巫强力打压不同意见，一时间镐京城中的民众噤如寒蝉，道路以目。最后“国人暴动”，周厉王逃离镐京。其后，能进入酷吏排行榜的是秦朝的赵高。在赵高看来，解决诸多问题的唯一手段就是杀人。秦始皇一死，赵高即矫诏赐死扶苏和蒙恬，帮助秦二世篡取国家政权，然后与二世合谋对当时潜在的政治对手痛下杀手。“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44]，以致宗室震恐、黔首震恐。后又进谗言杀死李斯及其子，取得丞相之位。当农民起义军逼近京城咸阳时，赵高又逼迫秦二世自杀，立孺子婴为帝，妄图躲过农民起义一劫。赵高的滥杀，将秦王朝一步步拖入了死亡的泥潭。
两汉是生产酷吏的王朝。吕后时的侯封，是吕后得力的政治打手，“刻轹宗室，侵辱功臣”[45]。孝景时有晁错，武帝时有郅都、宁成、周阳和赵禹，他们“所爱者，桡法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46]。其中以张汤为代表。张汤为汉武帝所宠信，官至御史。张汤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造陈皇后蛊狱。张汤不仅杀掉了汉武帝不喜欢的陈皇后，还株连了一大批汉武帝不喜欢的人，“所治皆上一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47]，及治淮南王、江充狱，皆穷其根本。张汤权倾一时，甚至出现了“丞相取冲位，天下事皆决于汤”。另一酷吏宁成，汉武帝用为关都尉，一年之后，出入关都的人说“宁见乳虎，不值宁成怒”。后宁成事发，由另一酷吏南阳太守义纵治宁成案，义纵“尽破其家”。义纵得到汉武帝赏识，迁为定襄太守，刚到定襄，义纵就集中判定狱中200余人重罪，加上他们的宾客与子弟200余人，并在一天之内一并处死，定襄之人为之不寒而栗。王温舒曾跟随张汤，后迁至广平都尉，负责当地社会治安。王温舒“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灭之”，并捕杀郡中豪猾，株连一千多家，“至流血十余里”。一年之后，“郡中毋声，毋敢夜行”。由于酷吏的行为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或奖赏，所以很多地方官吏竞相效仿。“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酷吏们虽然为汉武帝解除了许多心腹之患，并严惩了许多为富不仁、目无法律、欺压百姓的豪强地主，但是由于酷吏株连无辜，也激化了阶级矛盾，人民怨气积累，“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大郡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两千石。为檄告县趣县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48]。酷吏是君主加强专制的有力的御用工具，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显示出了君主专制在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面。
东汉同样有酷吏。据《后汉书》的记载，酷吏有董宣、樊晔、李章、黄冒、阳球、王吉等。酷吏的残暴，窥王吉一人而知全貌。王吉是宦官王甫的养子，好名声，性残忍，依仗父亲的权势，20岁就做了沛国的相。他专选剽悍吏用，用法苛酷，其杀人将人切成块，放在车上，然后写上犯人的罪名，在当地游行示众。夏天炎热，肉易烂掉，就用绳子把骨头系起来，而且要在所在郡县至少周游一周才停止，见到的人都吓坏了。王吉在沛为相五年，杀了1万多人，其余肢体残废的更是数不胜数。郡中惴恐，莫敢自保，王吉后来被另一位酷吏阳球杀死于洛阳监狱。(www.xing528.com)
唐代武则天时期是盛产酷吏的又一重要历史时期。武则天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统治，滥用酷吏，排除异己，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冤假错案。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的酷吏有数十名之多，其中较为有名的是索元礼、丘神
、傅游艺、周兴和来俊臣。索元礼是个胡人，天性残暴，被武则天看重并重用。索元礼对嫌犯刑事逼供的方法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其或将人关在铁笼子里，用木楔刺入人的五官，导致疑犯脑浆迸裂；或系住人的手脚，强转其身，使人四肢与身体脱裂；或将人倒挂于房梁上，在人的头上系上重石，造成犯人身首分离；或将人强制卧于秽溺旁边食睡，进行残酷的生理摧残；或白天禁食、晚上禁睡，使人精神崩溃。被索元礼使用这些方法残害至死者计上千人。之后是周兴，其残忍的程度不亚于索元礼。周兴和来俊臣发明了十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家破。在审讯前，先将十种刑具置于疑犯面前进行精神恫吓，疑犯“莫不震惧，皆自诬服”。这些刑具对平常人来说，亦是“见之魂胆飞越”，“朝士多因入朝默遭掩袭，以至于族，与其家无复音息。故每入朝者，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不？’”[49]前有索元礼的“取铁瓮来”，后有周兴来俊臣的“请君入瓮”，无所不用其极的刑讯逼供，在这些刽子手诛杀武则天的政敌的同时，也使数万无辜的生命死于非命。在来俊臣所编的《罗织经·瓜蔓卷》中有一句话：“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不及众，功之匪显；上以求安，下以邀宠，其冤固有，未可免也。”这句话一语道出了君主专制主义制度下冤假错案发生的必然性。
到了明朝，酷吏和酷吏式的政治统治成为了一种制度。明朝统治者设置了锦衣卫、西厂、东厂和内行厂，进而把酷吏式政治统治由过去的个人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所以，明朝也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统治最为黑暗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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