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离不开路，最早的路是人们披荆斩棘、往返踩踏出来的，后来才有了人工修筑的道路。相传大禹治水曾“开九道”。《左传》载有夏朝有负责制造车辆的“车正”官。有车则应该有合适的道路，最好的道路应该修在了邦畿之内。到了商朝，自邦畿通往四方的道路也不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阙父母”[15]，商贩可以驾着牛车籍道远行。西周时设立了专门负责兴修和管理道路的官员，如“野庐氏”、“司险”、“候人”等，所修之路称之为“周行”或“周道”。道路两旁种植树木，用于遮蔽阳光，在路上还建有亭舍，以供行人食宿。政府常派“遗人”巡视和维修道路。这些道路有效地把不同的城市联系在一起，在广大的农村，道路往来也比较方便。《周礼·遂人》说：“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经，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途，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人们借着这些道路可以顺利到达邦畿。
道路分为陆路和水路。当人们掌握了造船技术后，自然河流就成了最好的水路。《周礼·遂人》里所讲的“万夫有川”，川可能就是较早的人工水路。战国时期魏惠王在今河南原阳县北开河，过济水，引黄河水入圃田泽，完成了有名的“大沟”开凿，又引圃田泽的水南行，下接淮水，形成了著名的“鸿沟”。秦国的郑国引经水入洛河，总长150千米。这些水利工程不仅有利于沿边农田的灌溉，同时也便捷了水路交通。
秦国掀开了我们道路交通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为了方便四处巡游和统治幅员辽阔的秦帝国，秦始皇大力兴修道路。公元前220年，兴建了两条以洛阳为中心，一条直达燕齐，一条直达吴楚的驰道。这些驰道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栽青松一株。公元前214年，由蒙恬率军队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全长900千米；常
在今云南、贵州修了宽五尺的“五尺道”；秦帝国还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
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的道路建设日新月异。西汉的都城长安以是罗马城三倍以上的规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据考古发现，长安城内有八条大街，有东西向的宣平门大街、清明门大街、雍门大街、直城门大街和南北向的安门大街、横门大街和厨城门大街等，街道宽度都在50米左右，而且道路宽阔，能容纳四辆大车同时并行，交通非常方便。
唐朝的长安城规模不仅比汉代的长安城更大，而且建筑水平也更高。唐代的长安城是由南北三条、东西三条大街分别通向周边十二座城门，而且街道宽阔，例如作为城市中轴线的朱雀大街有100余米宽，笔直而且平坦，尤其是它的廊坊之间，规划整齐，呈田字形，道道相通，无拐弯抹角，通达十分方便。
隋代大运河的开凿，把我国古代人工水路的发展历史推到了空前的发展阶段。这条仅用了5年，几百万人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南北大运河，它北起现在的北京，南到杭州，贯穿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47千米，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南北水路交通大动脉。
北宋建都开封，其城市建设是水路与陆路建设的典范。开封原本是一平坦的陆地，没有自然河流，北宋政府开渠挖河，完成了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的挖掘，并通过护城河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水路交通十分方便。其中汴河横穿东西，与大运河南北相通，成为城内最重要的交通路线。由于河多，城内外主要桥梁就有30余座，水门、旱门20余座。
行，离不开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可能是先有载物的，然后有载人的。若手提肩扛过于沉重，人们就会使用车来拖拉。车的出现始于人们对圆轮的认识，所以《考工记》说“察车自轮始”。轮子可以滚动，可以减少物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最初人们移动物体的方法可能是在物体的下面铺上多条圆木，然后拖动物体向前运动。因整条圆木与地面的接触面很大因而摩擦力过大，为了减少接触面，人们断除中间，留下两头，留下的两头后来就变成了轮子。当然轮子并非简单的是截下来的一段圆木，人们按照上述原理，先用木头按照一定的角度做成梯形状，然后拼接成圆形并用铜条和皮条将其捆绑把牢，再用辐条做支撑。两轮中间用一条横木连接，这就是车的轴。轴上接上一条向前延伸的圆木，这就是车的辕，以便于人们拖拽车辆。最早的拖车动力是人力。《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时“路行乘车”，可能就是最早的人力车。夏朝设有专门负责制造车的官员，官名叫“车正”。商朝的甲骨文中有“车”字，写成了
，似乎是专供人坐的车，其制作技术已经很成熟。商朝的车均为独辕车，辐条多为十八根，车厢箱体多为长方形，在一平方米左右，通常可乘一二人。车厢前安装一条横木，叫衡，供人扶着站立。辕在中间，马分左右两匹，也有用四匹的，因为是单辕，用马需是双数。商朝的独辕车决定了后来车辆的基本结构。周代历时八百余年，制车技术日渐完善，例如车轮多以兽皮捆扎，结实牢固，车辆各部件多有改进，例如直辕变成了曲辕，直衡变成了曲衡，更适合套马和乘坐。车的关键部位多用青铜制作，例如木辖变成了铜辖，额上包铜片，不仅牢固而且美观。各种车上装饰名目繁多。驾车的马数有用两马的，叫骈；也有用四马的，叫驷；有用六马的，叫六
。载物载人的车多是骈，打仗用的战车多是驷，四马加一车叫一乘，所谓万乘之国，意指四匹马拉的车一万辆，其军事力量是十分强大的。不过春秋时期，这样的国家不多，《论语·季氏》说齐景公有马千驷，齐国也只有四匹马驾驶的车一千余辆而已。战车规模大、种类多，可以适应不同场合作战要求。民用车规模小，制作简单，较为普遍，但也不是人人都能坐车，车毕竟还是一种奢侈品，一般民众根本达不到拥有一辆车的经济条件。所以，《汉书·董仲舒传》中说“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
战车最流行的时代是春秋战国，凡战必有车。但是用战车打仗需要在平坦之地，且必须有较为平坦之路可以通达。一旦中原逐鹿发展到山区交火，乃至江南地区的水网地带，这种适合平原作战的车战就很难起到冲锋陷阵的作用了，所以经常发生“毁车以为行”[16]的事情。秦国以骑兵精良著称，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用五千精骑截断赵军，对长平一役全歼赵军四十余万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灵活机动的骑兵的出现，战车自秦国大规模使用骑兵作战统一六国后，便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民用车则一如既往地发展着。由于战国时期各国的制度不统一，车的形制差别也很大，车的部件不能通用。秦帝国建立后，秦始皇着手对车的制造技术进行改革，要求“车同轨”，以实现车的制造技术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西汉初年，由于农民起义与楚汉之争以及对匈奴的连年用兵，几乎让在战争中扮演主要角色的马匹消耗殆尽，连皇帝做御驾用的马都找不到四匹一样颜色的，所以人们只能选择用牛来驾车。汉初的将相有的就乘坐牛拉的车。但是汉代的车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独辕车逐步被两辕车所替代。独辕车至少需要两匹马拖拉，而两辕车则可以简单地用一匹马拖拉。如果不是大的载重车，比如载人用的车，一匹马或一头牛完全可以拉得动，这样可以节省下大量的畜力。至汉武帝时，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马也越来越多，出现了所谓“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牡者摈而不得聚会”[17]，即马太多，乘母马的人被人瞧不起，不准参加乡里聚会。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喜欢乘坐马车，牛车则多用于载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喜欢坐牛车而不喜欢坐马车则完全是一种流行时尚。这一时期，门阀士族掌控国家政权，他们“不学无术”就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所以平日里，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选择坐牛车，主要是因为牛车较之马车，行走缓慢但却四平八稳，符合闲情逸致的心态，又加上牛的力气大，车就可以做得更大一些，车厢上装棚挂幔，车厢内铺席设几，可坐可卧。牛车分大小，大者如北魏皇帝出行时乘坐的大车“驾牛十二”，下到品官们乘坐的通牛车或偏牛车，再到不立棚、不挂幔的由一头牛拖拉的小牛车。自邦畿到乡里乘马车者几乎绝迹。乘马车会被人瞧不起，正如汉代中期乘牛车让人家瞧不起一样。至于唐代，人们开始多乘坐轿子或者是直接骑马，而牛车多用于载物，马车也越来越少了。渐至北宋，人们看到的牛车或是马车，大多是载物的“太平车”，太平车车体庞大，两边有护板，前后开口，车夫坐在车前头掌控牲口。牲口多用二头或四头，行走缓慢，但是载重量大。还有一种叫“平头车”，不同的是在车上加顶棚，有一牛驾辕，二三头牛在前边通过长套拖拉，车夫则手牵缰绳，随车行走掌控。
明朝时期，人们又喜欢乘坐马车，也有用骡子拉的骡车或用驴拉的驴车。明清时期制作的马车、驴车都很讲究，车子要上漆，或黑色或栗子色，车上要安装车厢，车厢靠后边有铺着垫子的座位，车厢的四面叫车围子，用布做的，高档的车的车围子是用绸子或缎子做的，而且人们喜欢在车围上用心装饰，加上很多的点缀物。车围子的颜色因乘坐者的身份不同而有明显的区别：黄色为皇帝专用，亲王与三品以上的官员用红色，其余各有不同。车围子的四面开有窗户，窗户上有卷帘，打开卷帘可以瞭望外边的景色或情况。车夫则是坐在车厢的外边驾车。
到近代，由于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出行活动越来越多，造价不菲的马车、骡车和驴车难以满足市民的出行要求，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人力黄包车开始盛行。随着公共汽车的出现，专门乘坐用的马车、骡车和驴车等逐步被汽车取代，而载物的牲畜车依然因为其比汽车更廉价的运输成本而继续活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广大的农村，人们依然依靠制作简单、少有装饰的马车和驴车作为代步或载物的工具。
马，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交通工具，载人、载物均可。马直接载人比载物可能稍晚一点，因为人若骑马是需要相应的马具才行。骑光背马不仅不舒服，而且很难控制马，又容易跌落，很危险。到战国时期，乘马之俗开始盛行，骑马作战也成为一种新型的作战形式。较早骑马作战的可能是东胡、楼烦等少数民族。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为了有效地对付“三胡”骑兵的入侵，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开始组建骑兵部队，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到了西汉，上马用的马镫、坐着用的马鞍和马垫、用于固定鞍具的胸带等马具已经很齐全，使得乘马成为了舒适而又快捷的交通方式。到汉武帝时，骑马之风已经非常盛行，而且人们都喜欢骑公马，骑母马会被人瞧不起。到隋唐，不但男人喜欢骑马，女人也常有骑马者。唐朝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利用写实的手法，描绘了虢国夫人和扈从骑马踏春的情景。单骑作战、送往迎来、骑马远游，人们多喜欢借助骑马这种比较廉价的交通工具。
与骑马不同的另一种交通方式是坐轿子。轿子的原名叫“桥”，人在两头抬，轿在中间，像桥的样子。轿子最早是为了在崎岖不平的山路行走而做的。大禹治水时，经常要翻山越岭，坐车不行，所以坐轿子，所谓“山行即桥”，意指在山路上，大禹是坐轿子的。轿子的形状几经变化。最早的轿子叫“舆”，指的是一种手提肩扛的车厢，两条木杠固定在箱体的底部，是抬轿子用的。因为轿子抬起来的时候高过人肩，所以后来轿子又称作“肩舆”，汉代的时候才叫“舆轿”。渐渐地，轿子不仅仅用于车马不宜行走的崎岖山路，城市里的轿子也越来越多。由于坐轿子很舒适，又有高人一等的感觉，所以特别受统治阶级的喜爱，上至皇帝皇后，下到王公贵族，也多以坐轿子为乐。汉代轿子的箱体做得很精致，分冬夏两用。冬天用的是封闭式的，夏天用的是开放式的。开放式的箱体前矮后高，前后有挡板，两边有扶手，后面是靠背，坐着很舒服。箱体上面都装有遮阳伞，即可遮阳，又可避雨。汉成帝时，四人抬的大轿子算是大轿子，一般为皇帝与王公贵族乘坐。一般人则乘坐两人抬的轿子。到魏晋南北朝时，轿子越做越大，出现了可坐2至3人，由8人抬的“八扛舆”，属皇帝专用，又叫“步辇”；而4人抬的“平肩舆”，则为王公贵族专用，又叫“步舆”；女性所坐，一般为2人抬轿子，又叫“担子”；民间则用非常简陋的“板舆”。轿子成为了反映乘坐者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唐及其以后的轿子，改变了过去抬至肩膀的做法，因为比肩高的轿子稳定性差，不安全，改为轿夫用带子系住杠端，然后挂到肩上，双手下垂提杠的方法。这样轿子的高度基本与腰平，故又称“腰舆”。腰舆的抬架方式让轿夫感到不舒服，所以到了宋代，人们将原来固定在箱底的轿杠向上移至箱体的中间位置，依然是由轿夫抬着走。这样不仅轿夫适应，而且箱体抬起的高度有所放低，乘坐者的安全感也提高了，这种形制的轿子宋代往后盛行不衰。
北宋时期由于乘轿制度比较严格，并非人人皆可坐轿。南宋时期，乘轿制度放宽，人人都可以乘轿。但是乘轿毕竟不同于乘车，涉及人格尊严问题，所以明清时期又有了许多严格的乘坐规定。清朝规定“满洲官惟亲王、郡王、大学士、尚书乘舆。贝勒、贝子、公、都统及二品文官，非年老者不得乘舆。其余文、武均乘马”[18]。而且亲王、郡王、大学士、尚书所乘之轿的盖檐、帏的颜色及轿夫的多少皆不相同，而民用轿子的乘坐则限制较少。民用轿子的制作很简单，一般盖顶和轿身都漆成黑色，由二人扛抬，绝不会出现二人以上轿夫抬的轿子。由于这种轿子的制造成本低，尤其是更简单的轿子——一把太师椅用两根轿杠一抬，很多人都能坐得起，所以轿夫几乎成为了一种行业。直到民国时期，虽然没有了限制，但是源于民主观念，政府官员已经不再乘轿，民间乘轿的也越来越少。轿子只在老百姓结婚时为迎娶新娘时用，所谓“坐花轿”。乘坐花轿时一般比较张扬，以充分显示结婚时的喜庆气氛。
水行则需要船。船，过去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最早的船是“独木舟”。独木舟是用一根粗大的树干刳挖而成，即《周易·系辞》所说“刳木为舟”。为了推动船行，人们又发明了桨，也即《周易·系辞》所说“剡木为楫”，即削木为桨。由于独木舟的制作因能否寻找到足够粗大的木干而受限，后来人们开始用木板拼接起来做船，这就是最早的木船。最早的木船结构很简单，仅有一块底板和两块舷板组成。底板两头翘起，舷板与底板利用卯榫结合，为保证三者结合牢固，又在船的靠前和靠后的地方加装连接两边玄板的横木以求整个船体的牢固。甲骨文中的“舟”字写成“
”，画的就是这样的“三板船”。到了周代，船分成了民用和军用两种。军用的就是战船，在水网地带打仗用的就是战船。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的船战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地区，在楚、吴、越之间。公元前549年，“楚子为舟氏以伐吴”，楚、吴之间打的就是船战。战国时期的战船分为“楼船”、“戈船”等，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战国铜鉴上的水战图，描绘了战国时期战船的样式。船分上下两层，下层有身带短剑的划桨手，上层是手持长戟的战士，属于小型战船。民用船的使用比较普遍，有水路的地方，因为船的载重量大而且费用低，人们普遍喜欢船运。公元前648年，晋国发生灾荒，秦国用船装粮，经过渭水、黄河和泌水运达晋国。
从秦汉开始，我国的造船业经历了四大发展时期，即秦汉、隋唐、宋元和明中期。
秦朝实现了国家统一，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1975年，在广州发掘的一处造船厂有三个造船台，属于秦汉时期的。汉代的木船根据用途不同分为客船、运输船、渔船等，战船又以“楼船”最为高级。楼船，顾名思义就是船上建楼，最高可达三层。“其上屋曰庐，象庐舍也。其上重室，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又在上曰爵室，于中候望之，如鸟雀之警示也。”[19]楼船无疑是那个时代的船中之王。
隋代大运河的开凿，无疑有力地推动了隋唐时期民用船只的发展。隋炀帝为了方便下扬州造大龙舟。龙舟高45尺，阔50尺，长200尺，船高4层，上层是正殿，内设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个房间，具“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20]。隋炀帝下江南，龙舟船队浩浩荡荡，绵延几十余里，仅“挽船士”就有8万多人。民间造船用于航运更是比比皆是。因为隋炀帝发动高丽战争，百万隋军远征高丽，需要大量的船只，于是在山东海口建设船厂，大造战船300余艘，以备高丽之战。唐朝的造船业更是一片繁荣，《旧唐书·崔融传》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而且每隔30余里，即有水驿一所，全国共有260所水驿，水驿内提供食宿，船运不论载人还是载物，都十分方便。另外，唐朝还出现了后来广为流行的沙船。沙船船底平坦，方头方尾，船体宽大，载重大，抗风能力强，是后来多种船型中最稳定的一种。
宋元时期，我国的造船业蒸蒸日上，愈加发展。首先是造船的数量剧增。《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太宗时国家一年造船3237艘；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一次造船500余艘，而且技术进一步提高，能造载重1万石以上的大货船。另外，先进的导航仪器——指南针也广泛用于航海运务活动之中。“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21]，使得航行更为安全。此外，就是密封舱技术的运用，人们将大船进行间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大小合适的密封舱，以免在发生触礁时因船内进水而造成的全船沉没。若因船只触礁导致船舱进水，由于密封舱的间隔，不至于全船进水，其他船舱还可以继续使用，不至于造成全船沉没。密封舱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全船的抗沉性能。另外，宋代除了流行的沙船外，又出现了福船。福船首尖尾方，首尾翘起，底尖上阔，呈V字形，较之沙船，吃水深，稳定性好，宋代以后广为流行，特别是在深水区。《明史》记载：“（大福船）能容百人。底尖上阔，首昂尾高，柁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炮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中置水柜，扬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可顺风行。”
明朝的造船技术最为发达。著名的造船厂有淮南的靖江口造船厂、南京龙江造船厂、山东北清河造船厂。靖江口造船厂规模宏大，有总部4所，分部82处，工匠3000余人。另外，泉州也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他们融合了前代最好的造船技术，造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船。郑和下西洋所用宝船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造船技术。最大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稍小的也有33丈长，可载600至1000人。各船配备火长（负责罗盘）、碇手（司舵）、军匠、民匠、通事（翻译）、行人（外交官）、医生、数算手等。人手众多，设备齐全，而且由于大船造的坚固又科学，才使得郑和下西洋，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舟行巨浪若游龙”[22]。
当然，明清时期的造船重点还有民用船只。明清时期的民用船只除了在浅水区继续流行沙船和在深水区继续使用福船外，又有广船和鸟船。广船船型首尖体长，下窄上宽，吃水深，阻力小。鸟船为浙江一带渔民发明，古代浙人认为是鸟衔来稻谷种子，才造就了浙江的鱼米之乡，所以把船头做成鸟嘴状，鸟船也因此得名，又因为船头上方有条绿色眉，故又称“绿眉毛”。鸟船头小身大，船身修长，行驶灵活，有三桅五帆，其中主桅高24.5米，主帆三面，使用风力航速最高可达每小时9海里，摇橹扬帆，犹如飞鸟。(www.xing528.com)
【注释】
[1]《国语·晋语》。
[2]《战国策·秦策》。
[3]《汉书·食货志》。
[4]《管子·乘马》。
[5]《吕氏春秋·审分》。
[6]《史记·秦始皇本纪》。
[7]《梦溪笔谈·技艺》。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晏子春秋·重而异者第七》。
[10]《论语·乡党》。
[11]《事物纪原·酒醴饮食部》。
[12]《晋书·五行志》。
[13]《旧唐书·舆服志》。
[14]《全唐文·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15]《尚书·酒诰》。
[16]《左传·召公三年》。
[17]《汉书·食货志》。
[18]《清史稿·舆服志》。
[19]《释名·释船》。
[20]《大业杂记》。
[21]《萍洲可谈》。
[22]《瀛涯胜览·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