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技未转化为近代科技的原因分析

在世界古代史中，尽管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曾十分辉煌过，但是，遗憾的是进入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却变得异常迟缓，且没有质的突破。当世界科技尤其是西方古代科技已经发展转变为近代科技并迅猛异常地发展起来的时候，中国古代科技依然停留在原有的发展水平上而没有发展成为近代科技。直到鸦片战争发生，在全中国的所有手工工场里，我们看不到任何电气化的机器生产；在交通运输业中，看不到任何近代化的运输工具；在广大的农业生产中，看不见任何机器耕作。

中国古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近代科技，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1.“政治统治第一，经济发展第二”的治国理念

在古代中国，每朝每代的皇帝几乎毫无例外的都将“永远的家天下”看作是自己最高的政治追求。正如秦始皇公然声称的“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一世二世乃至万世，传至无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古代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总是将政治统治当成国家管理的头等大事。所以秦朝初定，秦始皇急忙东巡，宣示自己的政治权力，以达到“初并天下，罔不宾服”的政治统治目的。不管是“训经宣达”，还是“端平法度”，主要还是侧重“以明人事，合同父子”，或使社会“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强化社会秩序，都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在维护“家天下”的政治统治中，若出现最高统治者同其他统治者的政治利益的冲突，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最高统治者则不惜大开杀戒，进行残酷的政治军事镇压，所以秦二世一上台所想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借出巡之际，查“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镇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8]，然后“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从而实现“上下集而国家安”的政治目标。

这样，统治者还有多少精力来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呢？在大多数封建帝王的心目中发展经济被放在了统治目标的第二位上。以秦朝设置的政府机构而言，在九卿之中，只有治粟内史算是负责经济问题的职守，其余均为政治军事统治职守。即使在唐朝，三省六部中，吏部尚书为最尊，处上行三部之首，在大朝排班的时候吏部尚书的位置仍在门下侍中和中书省的中书令之前，足见封建帝王对政治统治的重视程度。

缺乏对经济发展的重视，自然也就缺乏对科技发展的重视，不仅政府中主导经济发展的职能部门相对缺乏，管理科技发展的部门更是缺乏，甚至可以说在古代政府中几乎没有纯粹的主持科技发展的专门职能部门。唐宋时期所设的司农寺、少府监和将作监，元朝时所设司天监、都水监，明朝时所设的钦天监、太医院等也仅仅是起着一个组织管理作用而不是科技研究发展机构。所以，在古代中国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不是来于自由国家财力支持的研究机构，而是来自民间对科学技术有着个人爱好的人士。不过，对他们而言，在政治上受到压抑，思想上也受到禁锢，他们可以研究，但又不能放开手脚；他们可以做出发现和发明，但又很少得到推广和应用；他们可以探索自然的奥妙，但又不能违背封建的伦理纲常。没有政府的支持，他们的研究步履维艰，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

2.“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国家政策(www.xing528.com)

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帝王从维护其君主专制统治出发所确定的国家经济政策，并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坚持下来。所谓重农，就是重视维系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的存在。而我们知道由于小农经济无法实现社会化大生产，所以，基于农业生产的技术革新便变得没有多少必要，于是才出现了中国的步犁，就其形式、技术水平以及劳动效率在1500余年的使用历史上保持不变的奇怪状态。农业经济不仅难以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也难以发生科学技术革命。因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中缺少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强烈追求。与此同时，重农抑商又表现为商人与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在封建政府眼目中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以及封建政府对商业手工业的掠夺、摧残、轻视和压制，其后果就是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和手工业进一步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而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发展，能为生产的科技革新创造动力。手工工场主对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以及社会化大生产的追求是催生科技发展的强劲动力。可惜的是由于国家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手工工场的不发达，这种强劲动力就没有在古代中国显现过。换言之，即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下，使得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最根本的推动力，近代科技的发生在古代中国找不到适合它生长的肥沃土壤。

3.奔向仕途，造成脑手分离的科举制度

在中国，至少从专制王权建立以后，无疑官与吏的生活条件是最好的。自科举制度兴起后，数以万计的社会精英——那些智商较高、有一定创造力的知识分子，拥挤着通过科举考试踏入仕途。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尚有属于自然科学的“算学”等科，能鼓励部分士人倾向于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后来这样的科目也被取消，直到北宋仅保留进士一科，科举制度成为纯粹的官吏选拔制度，并最终几乎将所有的社会精英囊括进国家的政治生活，并把他们变成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动物。与此同时，在生产领域具备科技研究能力的人才就越来越少了。“脑”和“手”分离了，在生产领域留下的仅仅是“手”，而“脑”则全部转入政治领域。没有“脑”的“手”只能日复一日地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重复着过去的劳动技术，脱离了“手”的“脑”则变得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毫无干系。科举制度代表国家对自然科学人才进行了无情的掠夺或灭绝。这种对人才的破坏，正如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拟题》里所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者，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古代科技人才被科举制度大量坑杀，自然科学的发展的载体几乎荡然无存，古代科技发展的人才资源难以为继，古代科技的长足发展乃至从量变到质变都非常困难。

4.重技术轻理论，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

当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一旦成为一个民族的思维定势之后，对这个民族而言，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便被边缘化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著作本来就少得可怜，里边涉及理论研究的更是凤毛麟角。理论的贫乏导致技术进步找不到突破的方向。技术进步也仅仅只有量变而不可能产生质变，同时，理论的贫乏，也严重削弱了人们对新兴学科的发现。这两种影响叠加在一起，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断然失去了得以长足发展并有所突破的可能性，科学的近代化几乎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