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耒耜经、江东犁、农书

（一）农业技术

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我国就有了原始农业，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农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从对土地的分类到翻耕、中耕、收割，古代先民们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管子·地员篇》可谓是我国第一部土壤学专著，它根据土地的性质，将土壤划分为上土、中土、下土三大类，依其质量又进一步将其分为6种90类，即“九州之土，为九十物”，并对不同土壤的颜色、性状、植被、润涸和产粮等情况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分类。翻耕是农业生产的第一步，对庄稼的长成影响很大。翻耕不仅可以细化土壤，易于播种，还可以增加土壤的通透性，便于庄稼根部吸收土壤中的营养，而且对灌溉与灭虫也有很好的作用。《吕氏春秋·任地篇》说：“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国语·齐语》也说：“及耕，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时雨。”播种也很重要，要疏密得当，农谚云“宁可小好，不可多恶”，“顷不如亩好”。还要注意施肥，《礼记·月令》说：“烧薙行水，秋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农业生产还要注意农时，《管子·牧民篇》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比如种麦，《尚书大传》说：“秋昏星中，可以种麦。”为此，人民群众从实践中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准确地反映四时季节的变化，有效地指导农业生产。《逸周书·时训》记载了齐全的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有的表示季节的变化，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有的表示气温的变化，如小暑、大暑、小寒、大寒；有的表示降水，如雨水、谷雨、小雪、大雪；有的表示物候和农业生产，如惊蛰、清明、芒种等，成为进行农业生产的有效参考。比如从冬至那天算起，九天为一九，九九八十一天过完，再加上九天就是春分，就是春耕的季节了，所以民俗中有“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的说法。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到了西汉，不管是生产工具还是种植技术，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春秋时就有了铁犁，西汉劳动人民又发明了安置在铁犁头上的铁犁壁，它能起到碎化土壤的作用。汉武帝时候的搜粟都尉赵过在北方地区推行新的种植技术“代田法”，这种方法特别适应我国北方地区风大且干燥的气候，能使庄稼的生长固根保墒。北魏末年做过高阳太守的贾思勰进一步总结我国北方干旱地区的农业生产经验，写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保留完整的农书《齐民要术》。《齐民要术》从初耕、中耕、留种、施肥、荐苗、轮作到复种，对各阶段的有关农业技术均有详细记载。晚唐的陆龟蒙则在他的《耒耜经》中对我国南方地区的稻田耕种技术做出了全面总结，提出了如果北方的农作物的种植特点是防旱保墒，则南方的农作物的种植特点就是精耕细作。《耒耜经》还提到了南方人民群众发明的江东犁。江东犁又叫曲辕犁，由11个部件组成，它的出现奠定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步犁的基本型制。元代王祯的《农书》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学说已经自成体系。王祯在其著作的第一部分《农桑通诀》中强调了“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概述了耕、耙、种、锄、粪、灌等生产过程的技术要素；在《农器图谱》中详细记录了当时流行的多种农业机械工具；在《百谷谱》中论述了多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讨论了各种大田作物以及蔬菜、水果、竹木、药材等各种植物的种植、保护、贮藏及利用等技术。

（二）纺织技术

我们在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的石制或陶制的纺轮以及丝织物说明，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人们已经掌握了比较简单的纺织技术。而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纺织机是发现于云南晋宁石寨的一件汉代铜贮贝器上的“腰机”模型。腰机是最原始的织机，又叫“踞织机”，其形状就是一个“工”字形的木框，先把经线绕在织机上，穿上纬线，用一块叫“打纬刀”的梳状木板打紧。到汉代，不管是纺线还是织布，都走向了半机械化。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前期墓穴中发现的木纺锭，说明手摇纺车至迟在西汉就出现了。同时，人们又将上述“腰机”改造成了手脚并用的脚踏提综斜织机，使织布效率大为提高。汉昭帝时，河北巨鹿人陈宝光妻又发明了提花机。用这种提花机60天可以织成一匹非常漂亮的花绫。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汉代提花机的形象资料，但从汉代出土的大量绚丽多彩的锦、绮和纱来看，汉代确实已经有了十分精密的提花机。三国时期的马钧针对老式提花机生产效率低的状况，对提花机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提花机省工省时，能织出更加精美的花纹。南宋楼璹所绘的《耕织图》里的大型提花机，其机器结构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描绘的大型花机已经十分近似。南北朝时期，棉花开始传入我国，到元明时期，棉花产量有了很大提高，棉纺织技术也迅速发展起来。元代棉纺织技术的进步与黄道婆的努力分不开。黄道婆把在崖州向黎族人民学习来的纺织技术带回了家乡松江乌泥泾，经她改进或发明推广的轧花机、弹棉机、纺车和织机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经过她改进的三锭纺车，十分便捷。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在德国，起初有人试图让一个纺纱工人踏两架纺车，也就是说，要他同时用双手双脚劳动。这太紧张了。后来有人发明了脚踏的双锭纺车，但是，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像双头人一样罕见。”而此时，我国劳动人民群众已经能够轻松驾驭三根纱的纺车了。

（三）建筑技术

当自然洞穴周围的生存资源已经穷尽，不得不离开这些洞穴而迁至生活资料比较丰富的地方的时候，人们开始思索如何建立一个人工居室的问题。当中国的南北方一起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时候，人们已经能够建造一些很实用的居所了。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半坡人为了应对黄河流域冬季寒冷、夏季炎热的气候，发明了半地穴式的茅舍。稍微早一点的河姆渡人为了避免长江中下游地区多雨潮湿的气候，发明了干栏式结构的阁楼。

商朝的人们更是用各种铜制构件来提高房屋的立柱和横梁之间的牢固程度。西周时期，人们发明了曲型瓦，春秋时候的人们发明了瓦当，人们用这些东西来尽量减轻风雨对建筑物的破坏。当然这些先进的建筑物材料和技术总是首先被用在供统治阶级享用的各种宫廷建筑上，到秦朝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得以营建巨大无比的阿房宫建筑群。阿房宫规模巨大，“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6]。但是直到这个时候，建筑物的墙体还是由泥土夯筑而成，不堪风雨侵蚀。到了西汉，人们又发明了用泥土烧制成的小条砖，这种长宽厚之比是4∶2∶1的小型建筑物料，不管你如何排列都能够整整齐齐。小条砖成为以后中国式木砖结构建筑中最常见的建筑材料。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建筑物一旦过高造成立柱和横梁承受的压力过大，导致立柱对横梁的剪力过大，横梁折断，最终造成建筑物坍塌的问题，西汉劳动人民发明了对后世建筑技术影响巨大的斗拱建筑技术，其方法是在立柱和横梁的结合点上加上一块或多块近似凹形的短木，叫“斗”，然后在斗的凹形区再纵向放置一条横木，叫“拱”，二者合称叫“斗拱”。斗拱在这里起到了两个非同小可的作用。从建筑物的正面来看，斗将原来集中在横梁上的剪力分散开来，从而使立柱对横梁的剪力分散，横梁也就不会被立柱剪断，建筑物的高度就可以进一步提高。从建筑物的侧面来看，我们把拱做长，在长出的部分还可以再安装斗，以此类推，它就可以将建筑物的屋檐挑出去，以起到保护墙体的效果。斗拱也由此成为我国古代木砖结构建筑物的主要建筑技术，我国几乎所有的古代建筑均使用这种建筑技术。不用钉钉，彼此间也没有任何黏合物，完全利用彼此间的力量关系就可以使得再庞大的建筑物也能坚实牢固。斗拱技术确实让人感叹！

隋唐以后建筑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城市的布局或建筑上。唐代在隋代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长安城，布局合理，建筑群体井然有序，道路交通纵横交错，排水、城防讲究科学。宋朝建都开封，缘于开封四面受敌且无水路交通等局限性，宋朝开河挖渠，营造出汴河、金水河、蔡河和五丈河等四大河渠穿插汴梁，又建立三重围墙，把东京变得固若金汤。元朝大都建筑规模更为巨大，《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道：城中有壮丽宫殿，复有美丽邸店甚多，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房舍。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的地方。两院园囿而有余……房地周围皆有美丽的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规划如棋盘，美丽之极，未可言宣。

明朝的建筑技术集中体现在它的宫廷建筑上，尤其是北京紫禁城。从永乐四年（1406年）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用时十四年，明成祖征用民工30余万，集中了全部优秀的建筑技术，建成规模宏大的宫殿群。明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占地72万平方米，共有房屋9000多间，号称“东方第一大宫殿”。紫禁城全部建筑以乾清门为界限分成内廷和外廷两个部分。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为主体，称后宫，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其家眷居住休息的地方。外廷以奉天殿（清时称太和殿）、华盖殿（清时称中和殿）和谨身殿（清时称保和殿）为中心，文华殿、武英殿为两翼，是举行各种典礼、皇帝接见朝臣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的地方。其中奉天殿最为壮观，它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建筑物，也是我国现存的古殿宇建筑中最大的建筑物，殿高37.44米，面积达2377平方米，坐落在9米多高的汉白玉台基上，巍峨高耸，居高临下，蔚为壮观。

清朝的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颐和园和圆明园上。自明代开始，苏州一带开始兴建园林建筑，并渐成苏州四大名园。这些园林建筑以山水泉石为骨架，以花草树木为衬托，以亭台楼榭为点缀，做到了建筑与自然美的有机结合。清朝所建圆明园以万寿山为界，其南有佛香阁、昆明湖，完全是中国北方殿宇风格的艺术表达，而其北的后山湖与苏州河则是南方园林建筑艺术的拷贝。说明到清代，中国的南北建筑艺术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清朝于乾隆九年（1744年）建成的圆明园更是中国建筑艺术的辉煌之作。在长春园、绮春园和圆明园三园之中，圆明园最为壮观。圆明园以北方的殿宇建筑风格为主，又注入了江南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加上六座欧洲巴洛克建筑群，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漂亮的人类艺术宝库。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致巴特莱上尉的信中曾这样赞美它的艺术成就：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属于幻想艺术，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能幻想到的一切都汇集于圆明园。圆明园是规模巨大的幻想的原型，如果幻想也可以有原型的话。只要想象出一座无法描述的建筑物，那就是圆明园。假如有一座集人类想象之大成的灿烂宝库，以宫殿庙宇的形式出现，那就是圆明园。为了建造圆明园，人们经历了两代人的长期劳动，那么这座象城池一般规模巨大、经过几世建造的园林是为谁而建的呢？为人类，因为时光的流逝会使一切都属于全人类所有。圆明园是人类建筑历史上的奇迹。

（四）中医药学

在中国古代，第一位比较系统地、科学地解释致病原因的人可能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医和，他明确提出了“六气”致病说。他认为自然界存在着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只要其中一气过分，环境因素失衡，就会导致寒、热、末、腹、惑、心等六类疾病，为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的发展道路。同时期的扁鹊则在医学分科和诊疗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扁鹊采用望色、闻声、问病、切脉四种方法诊断疾病，并用砭石、针灸、按摩、烫贴等方法治疗疾病，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战国时期出现的《黄帝内经》一书，它以论述人体的生理、病因、病理、诊断等理论问题为主，从人体各器官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古代中医药学的两个基本理论：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从而确定了中医药学的基本特征。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药物学著作，共收载药物365种，并记载了每一种药物的主治、性情、产地和如何用药等，其中所述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大黄泻下，其法仍为现代人所用，该书也为后世中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的张仲景提出了疾病处于不同的阶段和处于身体的不同的层次，其治疗方法应该有所不同的辩证治疗原则，对后世中医治疗学的发展影响重大。汉末魏初的华佗，则在发明和使用麻沸散进行外科手术方面贡献卓越。《后汉书·华佗传》记载了华佗发明麻沸散并用它进行外科手术的事情，对于药效难以到达的脏腑，需用手术解决问题，则非麻沸散不行。“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即醉无知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继而缝合，覆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复平。”从而解决了困惑外科手术多年的难题。晋代名医王叔和，对历史上的脉学著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他“撰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诀，和为一卷”，著成《脉经》一书。王叔和将脉象分为8类24种，对每一种脉象都做了详细的论述，至今中医对脉象的分类仍然依据王叔和的理论。无疑，《脉经》成为后世中医诊断学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皇甫谧在针灸方面博览群书，结合个人治病心得，写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该书纠正了晋以前经穴纷乱的现象，统一了穴位，并具体指明了不同穴位扎针的深度、留针的时间和艾灸的时间等，成为针灸学的经典著作。在病因的探究上，隋朝大业六年（610年），太医巢元方写成《诸病原候论》，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治疗原则，其中对危害性极大，“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的传染病病因，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巢元方认为，此类病症并非气温变化所致，而是“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乖戾之气”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与人之间通过多种途径传染的病菌、病毒，所以巢元方强调对付传染病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在中医药学知识的普及上，唐朝政府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在《神农本草经》和《神农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重新编写《新修本草》。《新修本草》详细记述了844种药物的产地、性味、功效等内容。该书颁行天下之后，在向国民宣传中医药知识和统一用药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临床治疗方面也做出了新的努力。他在《千金方》一书中改变了过去每方用药不过五六味，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病不能用此方的传统，大胆创新，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创造发明了许多独特的配方和治疗新方法。宋元时期，中医药学十分发达，出现了所谓“金元四大家”，即刘完素的寒凉派、张从正的攻下派、李杲的补土派和朱震亨的养阴派，他们在病理分析上异曲，在治疗上则同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越来越大，传染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形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文献材料记载屡见不鲜，例如万历十四年（1586年）四月，京师瘟疫流行，通州、东安也发生瘟疫。霸州、温安、大城、保安患大头病而死者相与枕藉，人们对疾病的流行无可奈何，因为传染，再好的亲戚也不敢去死者家里吊问。医生们对此事十分关注，崇祯十四年（1641年），吴有性完成了他的《瘟疫论》。至清中叶，叶桂写出了《温热论》，他们均从病因、病理、治疗与防治，对传染病做了全面研究。清人张路在他的《医通》里提出了“痘衣”、“痘浆”、“早苗”等人痘接种法，预防疾病感染，标志着我国传染病学的创立。明朝李时珍用了30余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成为后世影响最大的药物学著作。

（五）四大发明

1.造纸术(www.xing528.com)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考古工作者分别在新疆罗布泊、陕西西安灞桥汉墓、陕西扶风县汉代窖藏中发现了用麻、线头或植物纤维做成的用做书写材料的纸。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利用担任尚方令官职的机会，得以研究用树皮、麻头等廉价的原材料制作纸。纸的制造质量和产量均有了较大提高。蔡伦由此被封为龙亭侯，他造的纸又叫“蔡侯纸”，蔡伦在我国造纸发展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东汉之后，造纸术发展更快，稻草、麦秆、藤皮和各种树皮都可以用来造纸。纸代替了简帛，成为人们主要的书写材料。由于技术不同，材料各异，唐代造纸已经分门别类，名目繁多。扬州六和桥造的纸，人称“年岁之久，入水不濡”。安徽宣州府出产的纸，质地柔和，白净均匀，吸水力强，成为绘画用的极好的材料，这就是有名的宣纸。

我国的造纸术首先传到了朝鲜，通过朝鲜传到了日本。唐代向西传到了阿拉伯。公元1150年传到了欧洲。我国的造纸术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火药

火药是过去的道士们在炼丹制药时无意之中配制出来的。古代医书记载，火药能治病、杀虫、去瘟疫，后来人们将它用在军事上。从已知的资料看，我国最早使用火药武器是在公元904年（唐昭宗天祐元年），有人在箭杆子上捆绑上一个火药包，点燃引信，用弓发射到敌军阵营中去，火烧敌军。宋代人们对火药的制作原理和实用技术上有了更多的认识。在宋代编成的《武经总要》中记载了三种不同用途的火药配方，它们分别是用于释放毒气的“毒烟”、用于爆炸的“爆炸”和用于火烧的“燃烧”。南宋采用火药的武器是突火枪。突火枪用坚硬的竹管做枪筒，装上火药，能发射一颗弹丸。突火枪的出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火攻部药》是明末系统讲述火药、火器制造及使用的重要著作，由德国人汤若望讲述，安徽宁国人焦勖记录而成，其中多有西方火药制作和使用技术著录。

欧洲的火药制作技术是从我国传入的。火药随成吉思汗西征首先传入阿拉伯、波斯等地，阿拉伯人当时称火药叫“中国雪”或“中国盐”。火药再经上述地区传入俄罗斯，到14世纪初，英、法等国才掌握了由俄罗斯传入的、称之为“铁火瓶”或“铁火罐”的制造技术。

3.指南针

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利用磁石能指示南北的特性，发明了能指示方向的工具——司南。《韩非子·有度》篇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说明司南在韩非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根据《论衡·是应篇》的描述：司南形如小勺，用磁石做成，底圆而滑，放置在刻有二十四个方位的地盘上，小勺静止时，勺柄就指向南方。这种司南在唐代还在使用。到宋代，根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人们能够制造四种不同的指南针，其中缕悬法和水浮法最为常见。缕悬法是把磁针用一条细线吊起，悬在木支架上，下面放上标有方位的罗盘，磁针静止时就可以指出南北。水浮法则是将指南针穿在灯芯草上，放在盛水的瓷碗里，磁针借助灯芯草的悬浮力漂浮在水面上指示南北。后者因为容易保持磁针的稳定性，指示效果好，自10世纪就多用于航海事业。航海时日月星辰依然是天然的灯塔，但是遇到阴天，指南针就派上用场了，所谓“若晦明，则用指南针”。到了南宋，人们把磁针和指示方位的罗盘组成一个整体，叫罗盘针。元代，人们还制成了立式的指南鱼和指南龟，其法是将磁块装在木制的鱼或龟的形状里，在木板上装上竹钉将鱼或是龟顶起来，鱼或龟可以转动，静止时也可以指示南北。在我国人们除了将指南针用于水路指南以外，还用于“堪舆”，即绘制地图。

我国发明的指南针，在12至13世纪传到了阿拉伯地区和欧洲，推动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也为欧洲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迅速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

4.印刷术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刊出全靠人工手抄，速度慢而且容易出错。大约于公元7至8世纪，唐朝初期，人们使用全新的雕版印刷方法。雕版印刷的想法来自于汉代从刻字石碑上往下拓印文字的传统技术。由于刻字石碑上的文字是阴文，所以拓下来的纸是黑底白字。后来人们结合印章的原理，在木板上刻上凸起的反写字，然后在上面加墨铺纸，轻轻捶拓，就可以印出白底黑字的正写文字了，这就是早期的雕版印刷术。一块雕版可以上千次的印刷，比书写不知快了多少倍。所以到了晚唐，雕版印刷术几乎替代了手工抄写。人们利用这种方法来印刷字书、日历、佛经甚至图画。唐大和九年（835年），东川节度使冯宿奏报说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版印历书日鬻于市。在朝廷严令禁止私印历书的情况下，地方私印历书的事情却很普遍，可见当时印刷业已经相当发展。我们发现的最早的有确切年代的雕版印刷作品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印刷的《金刚经》。《金刚经》长533厘米，由7个印张黏合而成，该经卷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被发现，今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1944年在四川成都唐代墓中出土了唐代印刷的《陀罗尼经咒》，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随着封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雕版印刷也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手工行业。但是，雕版印刷制版很麻烦，若所印著作部头较大，则需要制作很多雕版，制作时间长，存放也是问题，所以，宋代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其法是用胶泥刻成单个反写字，用火烧硬，然后将它们排在木格子里，排印书稿时把需要的字拣出来放在敷有松脂等固着剂的铁板上排好，然后将铁板在火上烘烤，使铁板上的松脂溶化，再用另一块木板压平，待铁板冷却、活字固定后，就可以在上边铺纸印刷了。沈括在其《梦溪笔谈》里记录了这项发明，说这种方法若印上百、上千本就非常迅速。

“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7]

后人又在泥活字的基础上制成了陶活字和金属活字。为了拣字方便，元代的王祯发明了轮盘拣字盘，其法是将活字按字的韵母排列在轮盘里，用的时候容易找到，很明显地提高了拣字排版的效率，明清印书用的都是这种技术。清朝乾隆年间，朝廷用枣木刻成活字25万多个，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8种2416多卷。明朝中叶，有人已经开始铸造铜活字用于印刷。江苏无锡的华燧在公元1495年分别印行了《宋诸臣奏议》和《容斋五卷》，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铜活字印刷作品。随着对印刷作品质量要求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又发明了套印技术，即根据原稿不同部分不同颜色的要求，制成不同的版面，涂上不同的颜色分次印制在同一张纸上。套印最早是两色，后来发展到六七种颜色，能印出色块和色调比较复杂的印刷品。

中国的雕版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和日本，公元8世纪的日本就可以用雕版印佛经，朝鲜的高丽穆宗时（998—1009年）就开始印制经书。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经中亚传到波斯，大约14世纪由波斯传到埃及。不久之后，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通过这条路线传入欧洲。1450年前后，德国美因兹的谷腾堡受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用合金制成了拼音文字的活字，用来印刷书籍。印刷技术传到欧洲，加速了欧洲社会发展的进程，也为文艺复兴的出现提供了条件。马丁·路德曾称从我国传入的印刷术为“上帝至高无上的恩赐”。马克思认为，包括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在内的我国的三大发明是资产主义发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此外，在陶瓷技术、机械制造、数学、地理学、天文历法等方面，中国古代都有着十分优异的表现。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其技术产生之早、水平发展之高、成果之优秀，在世界古代科技发展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引领和促进世界古代科技的发展上，做出了其他国家与民族不能比拟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