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论：生产工具演变与影响

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了元谋人的化石，随同这些牙齿化石，我们还发现了元谋人制造的生产工具，比如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它们分别用于剥皮、破骨取髓和挖掘植物等。这些用简单的打制方法制作出来的工具，我们称之为旧石器。在漫长的100万年间，人们一直使用这样的石器做生产工具。直到生活在距今28000年左右的那个时代的陕西朔县峙峪人，仍以这样的旧石器做生产工具。但是，在狩猎的技术上，人们在狩猎工具的制作上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1963年，在峙峪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石镞，说明这一时期的人们已经发明了弓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评价说：“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又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的发明是古代人类征服自然的一大进步。

距今约1万年以后，生活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中的山顶洞人，创造了另外一个划时代的发明，那就是钻孔技术。考古工作者在那里发现的骨针，长80毫米，最大直径3.3毫米，用于缝制衣服。这种骨针是经过磨制的，有钻孔，可以将线绳穿在针上，便于用针导引。

不久以后，人们将磨制技术用于石质工具的制作，打制出了石斧、石镰、石铲、石磨盘和石磨棒等。从公元前1万年开始，处在不同地区的人类先后用上了生产效率更高的磨制石器，我们称这种石器叫新石器。新石器制造技术的出现实际上是采集业向原始农业转化的一个必然要求。我们从考古发现的生活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居民所使用的石器工具上，可以感受到他们高超的石器磨制技术。我们看到所有的石质工具至少有一个面是磨光的。到公元前6500年左右，即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也即北方的仰韶文化和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又将钻孔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劳动工具的制作上。他们在用一块石头磨制的石铲上钻出一个孔，把一根棍子用绳子通过这个孔捆绑在石铲上，复合工具就出现了。我们在半坡遗址发现的用于翻土的石耜就是这样的工具。复合工具出现的意义不亚于弓箭的发明。

新的农业工具出现以后，原始农业发展成为“锄耕农业”。这一时期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生产工具还有陶器，比如陶刀、陶镰，用于收割庄稼。

在我国，金属器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出现的。在甘肃东乡的马家窑发现的青铜刀、在烟台杨家圈发现的铜条和青岛市胶南市发现的铜质钴型器等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但是青铜器在当时甚至在以后2000余年间都不曾在农业生产中担任过生产工具的主角。不管是最先的红铜还是后来的青铜，这种比较昂贵的金属多是被奴隶主用来制作酒器、冥器或兵器的。夏、商、西周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还是以石器、陶器、木器或骨器工具为主。

至于铁器，目前看来，最早可能出现于商朝。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刃部竟有一层锈铁，可能是用陨石铁锻打出来的，说明商代人已经对铁有所认识。可以确认的人造铁出现于西周末年春秋初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上岭村两座虢国墓地遗址中发现了一件玉柄铜芯铁剑，经鉴定是我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进入春秋，铁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了。那时候，人们把铜称作“美金”，把铁称作“恶金”，《国语·齐语》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说明那时候人们已经用铁铸成锄夷斤斸之类的工具，用于田间农业生产。这表明生产力发生根本性进步的时代已经到来。只是春秋初年，铁器还仅仅是用在一般的农业工具的制作上，比如铁镢、铁铲和铁镰等。

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工具是犁。春秋初年的犁可能主要还是木制的。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史上劳动人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牛耕可能已经实现。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家族可能率先使用了牛耕，“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1]。晋国士人名司马耕，字子牛，也把牛和耕联系在了一起。牛耕的出现是仅次于蒸汽机的发明创造，是人类第一次把一种非人力的动力引入到人的劳动中去，这是生产力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进步。到春秋末年，人们将木犁头换成了铁犁头，从而完成了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革命性的进步。到战国，铁犁和牛耕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了。在秦国，“以牛田”^[2]。

已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铁器，分布非常广泛。北到辽东半岛，南到湖南长沙，东抵山东广大地区，西到甘肃平凉，都有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的发现，包括铁犁。铁犁和牛的联合使用，完全改变了当时流行的很重要的经济关系，这是因为铁犁和牛耕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价值。随着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可以在更大面积的土地上进行生产，拥有更多的土地意味着就拥有了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就引发了人们对占有更多的土地的兴趣，人们为争夺土地的斗争日益激烈。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田里不鬻”原则开始受到冲击，人们千方百计地通过转让、赠与、私自开垦或其他变相的方式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并最终迫使各诸侯国承认了土地私有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进程。土地私有化的实现，使得历史的发展重新获得了一个根本性的发展动力。(www.xing528.com)

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少年时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西汉王朝建立之后七十余年，长安的藏粮情况是“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3]，证明当时的农业已经相当发达。农业的进步，首先应该归功于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西汉的铁犁形制多样，有尖锋双翼犁，有舌状梯形犁等，以适应不同地区的耕作要求。在山东的安丘、河南的中牟和陕西的西安等地，考古工作者均发现了大量的西汉时代的铁犁。西汉的铁犁在原来的犁头上面加了一个叫犁壁的东西，呈展开的鸟翼状，它可以在犁头把土翻起来的同时，借用土壤向上的惯性，把土扬起来，起到帮助碎土和成垄的作用。西汉铁犁壁的出现，证明我国使用这种农具的时间比欧洲早了1000余年。

东汉时期，铁犁的制造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东汉时期的铁犁分为大、中、小型三种。大型铁犁的长度在35厘米左右，中型铁犁的长度在25厘米左右，小型铁犁在十几厘米左右。这些铁犁普遍犁锋角度缩小、刃部加宽，并且普遍地使用了犁壁。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东汉墓穴中看到步犁使用的情况，发现西汉时期的二牛三人演变成了一牛一人。因为西汉时期的犁子比较笨重，所以需要两头牛作为步犁的动力。三人之中，其中一人在前头牵牛，以控制牛行走的方向，另一人坐在犁座上，帮助犁子实现深耕，最后一人在后边扶犁。东汉时期铁犁制作的更加锋利，一头牛便可以满足步犁的动力要求，并且可以节省下负责增加犁子重量的劳动力，又由于牛的穿鼻技术的实现，牵牛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一人一牛技术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成本。

到唐代，我国古代步犁基本定型了。根据唐代陆龟蒙《耒耜经》的记载：江东人民在稻田耕作中使用了江东犁。江东犁就是唐代劳动人们普遍使用的步犁。江东犁最显著的进步是犁子的直长辕变成了短的曲辕，这使得耕牛用力的着力点降低，可以使耕牛的力量更充分地被步犁吸收，同时也减轻了犁子的重量，操纵更加省力。根据陆龟蒙的记载，江东曲辕犁为铁木结构，由犁铧、犁壁、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评、犁建、犁梢、犁槃等11个部件组成。整副步犁的结构简明扼要，制作方便。在唐代后期的许多美术作品中都可以看见这种步犁的影子。

到了宋代，步犁的结构更加简单，9个部件就可以组成一副步犁，功能没有降低，制作却更加容易了。直到明清乃至近现代，以至于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农耕劳动中，这样的步犁一直是主要的劳动工具。

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很多，步犁最为重要。在农作物生产的三大环节——翻耕、中耕和收割中，翻耕最关键。古代主要依靠人粪和绿肥来营养耕地，所以耕地的效力就很有限。翻耕可以上下翻动土地，在不抛荒的情况下，实现土壤上下层的休养生息；翻耕又可以使土壤细化，便于庄稼的根系生长伸展，以充分吸收土壤中的养分；更可以提高土壤的通透性，便于雨水的渗透；还可以起到灭虫的作用。土壤翻耕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后续过程的成功与否，因此步犁也就成为农业生产中起决定性的生产工具。

遗憾的是，自宋代，实际上自唐代，中国的步犁就没有大的改进了。长年累月，近1500余年，在农业生产过程的主要环节中，我国劳动人民一直使用这样的步犁。

以步犁为代表的古代生产力，为什么进入古代社会的后期就没有了质的飞跃？或者说仅局限于量变而缺少质变，至最终中国古代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力的进步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生产力为什么没有转化为近代生产力就显得十分重要。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仅从深层的文化角度分析，这与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研究上所秉承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