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分道扬镳对中印边界问题解决提出三项建议

◎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共的新一轮攻势

◎中国忍无可忍，奋起还击

◎有几个苍蝇碰壁

◎引发“九评”的那封苏共中央公开信

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中苏关系一度有所缓和，但在总的趋势上继续恶化：1962年2月，苏共在事实上拒绝了若干兄弟党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2月22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说苏共担心三条：（一）“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行为受到了中国报刊的支持”；（二）“中国代表们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采取自己的特殊的立场”；（三）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与兄弟党集体制定的共同方针不同的路线的趋向日益明显”。表示要同中国好，只是不能同阿尔巴尼亚好，希望中国不要管阿尔巴尼亚，但中苏两党两国还是要合作，要团结，双方的分歧是可以消除的，是可以妥协的。言犹在耳，4、5月间，在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的策动下，新疆塔城和伊犁地区发生了暴乱事件。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这种恶化进一步加剧了。

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向中国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政府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苏共在这一问题上出尔反尔，加剧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1962年4月，印度军队在苏联提供的军事装备援助下，连续侵入中国的新疆、西藏地区，并增设军事据点。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国外“反修”、国内“防修”的任务。10月，中印边界骤然紧张。这时发生了“加勒比海危机”。当年6月，苏联秘密将中程导弹和“伊尔－28型”轰炸机运进古巴，这是把原子战争引向边缘的冒险政策。8月被美国发觉，美国于10月断然封锁了古巴全岛，肯尼迪总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方把导弹和轰炸机撤出古巴，形势十分紧张。赫鲁晓夫对于美苏的这种直接对抗可能达到什么程度心中没底，存在随时向中国求助的需要，当时只有中国这个军事盟国有可能于苏美在西方对抗时，在东方采取行动给美国施加压力，作战略上的配合。赫鲁晓夫于10月13日和14日，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表示说：如果有人进攻中国，我们说我们中立，那就是叛徒行为。

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粉碎了印军的进攻，拔除了印军入侵后修筑的据点，收复了失地。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10月25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说“声名狼藉的麦克马洪线是强加给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这条线从未被中国承认过”，并表示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三项建议是建设性的，“是中印双方开始谈判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可接受的基础”。

可是，苏联被迫接受了肯尼迪关于苏从古巴撤出导弹的限令，接受了美国海军用肉眼检查苏装载撤出导弹的船只的条件后，加勒比海危机和缓下来。在古巴导弹危机出现以前，中国作为与苏联有着条约关系的军事盟国，从未接到苏联方面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通报，这使得中国非常不满。古巴导弹危机暂时平息下来以后，中国方面不点名地批评了苏共在古巴问题上先是冒险主义，后又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惹得赫鲁晓夫恼羞成怒。11月22日，中国军队单方面在中印边境实行全线停火，12月1日起主动从1959年10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后撤20公里。此时赫鲁晓夫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改变了调子，于12月12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重新偏袒印度，含沙射影地说：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即印度想同中国打仗。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

苏联对中国批评它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做法尤其不满。

中国根据“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思想，清醒地指出，在古巴事件中存在着冒险主义在前，投降主义在后的现象。赫鲁晓夫没有虚心地进行自我批评，反而恼羞成怒，从1962年10月至1963年1月在先后举行的保、匈、捷、东德四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又一次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中共代表团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双方唇枪舌剑，火药味甚浓。关于中国代表团受到的粗暴待遇和双方尖锐的斗争情况，当时中国代表团团长伍修权经历了全部过程，他对此行的最后一站东德的情况有生动的回忆：

1月18日上午，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辞并宣读了贺电。当时赫鲁晓夫未到场，也许是故意避开了。我们在贺词中，强调各兄弟党应当平等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对所谓“和解”建议，要听其言观其行，反对搞假团结真分裂；并对利用自己的党代大会来攻击另一些兄弟党的做法，再次表示了“极大遗憾”。我们的讲话当然不合苏共和东德党的口味。就在我发言过程中，大会执行主席、东德党柏林市委书记维尔纳竟一再摇铃制止我发言。这个祝词稿是在国内起草并由中央审定发来的，我既无权修改，也不能中止发言，就不顾他的反对，仍然坚持往下读。谁知道这下子就热闹了，从主席台上到会场中间，发出了一片喧闹声、口哨声和拍桌子、跺地板的声音。我的发言被粗暴地打断了。那时我心里倒还冷静，我想站在这里的不是我一个伍修权，而是一个有着几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我个人虽无所谓，我却代表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党，你们再闹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还不敢把我从讲坛上拉下来。我就不动声色地看着台上台下的混乱场面，倒看出了一点苗头，发现闹得最凶的主要是主席台上和会场前座的中间几排，那里坐的基本上都是东德党的高级干部，而后排和两边的一般代表席上，则相对地比较安静。这场喧闹持续了足有好几分钟，当他们终于慢慢停息下来后，我立即重新开始发言，并且离开讲稿临时加进了一句话：“你们这样做很好，这就使我看到了你们德国同志的‘文明’。”由于这话是离开讲稿针对现场情况讲的，同声翻译室中的德国译员有意不翻这句话。正好那里有一位中国同志，他也在那里担任口译，他见德国译员故意漏了这句话，立即拿起话筒，用德语把这句话补充播发了出来，在会场上又一次引起了反响。这位同志叫梅兆荣，他开始是我国派去的留学生，当时是使馆的工作人员。他机敏、及时的行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由于东德党代大会对我们代表团采取了无礼的冷淡态度，我们只得以冷对冷。从18日我在台上被哄闹起，我们除了参加大会的闭幕式和向烈士墓献花的活动，并去了一下波茨坦外，其余的活动如参观展览会、出席音乐会和酒会等，虽然德方也邀请了我们，我们一概谢绝不去。在闭幕大会上，当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等进入会场和乌布利希作闭幕讲话时，全场代表和外国客人都照例要起立鼓掌，我们都冷冷地既不起立也不鼓掌。在会议执行主席一宣布大会结束后，没等唱《国际歌》，我们就起身离开会场。这些行动在大会上都显得非常引人注目，大大影响了这次会议的“圆满”气氛。^[5]

加在中国人头上的新“罪名”是，中国对于赫鲁晓夫所采取的避免了一场核战争的“英明”措施（指自动从古巴撤出刚运进去的核武器），竟然加以批评，表现了中国的“冒险主义”和想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事实上，中国不赞成轻易把核武器运至古巴引起美苏关系的紧张，中国反对这种“冒险主义”，因而根本说不上什么中国想把世界“拖入热核战争”。而且，中国也没有反对和阻挠从古巴撤出所谓“进攻性武器”，但是中国的确反对那种不同古巴领导人商量就匆匆溜之大吉的做法。而且，既然要撤，何不同时提出要美国也考虑一下，从1959年10月以后美国在紧挨着苏联的土耳其部署中程导弹，是不是也应该撤出呢？这不是名正言顺的吗？现在是美国一个警告，就急急忙忙撤出导弹，唯恐稍有不及就要引来大祸一样。真是仓皇失措，对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是有点“投降主义”的味道吗？

在这一阵子的反华叫嚣中，除苏联之外，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国的共产党的某些人也站到了反华的前列。除了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所封给中国的几顶帽子之外，他们总的又给中国加上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民族主义等许多帽子。而除了“古巴事件”及其所引出的争论是属于新内容之外，几乎都是老问题。

中共代表以各种方式呼吁苏共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但是未能得到应有的响应。于是中国共产党自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陆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等7篇答辩文章。文章主张国际共运和兄弟党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文章批评了从苏共二十二大起出现的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党的反常现象，也批评了意共等在五个国家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对中国、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党的攻击，指出这种错误的做法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团结，破坏了国际共运的团结。不过，在关于世界政治和国际事务的原则争论中对现代修正主义观点的批评，仍然没有点苏联的名。

毛泽东在陈伯达送来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中，写下了两段颇有文采的话：

现在这篇文章准备就陶里亚蒂等同志多年来发表的错误言论，更详细地进行一次分析和批判，作为我们对他们再一次攻击的回答。待陶里亚蒂等同志看了我们这个回答以后，看一看他们表示什么态度——还要说我们“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吗？还要说我们“十分抽象和概念化”、“缺少实际感”吗？还要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没有确切的了解”，对意共的立场是“明显的捏造”吗？还要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巧语掩饰他们的机会主义”吗？待我们看一看，那时再作适当的处理。总之，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是不行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只许奴隶主们向奴隶们挥舞指挥棒，口中念念有词，说是“团结，团结”，那其实说的是“分裂，分裂”，天下的奴隶们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我们要的是团结，坚决不允许一小撮人闹分裂。

一种很有趣味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了。什么现象呢？就是那些自称手中握有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英雄好汉们，却十分害怕他们所使劲地斥责的所谓“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了答辩他们的攻击所写的文章。他们不敢在他们报纸、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他们胆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对我们的答辩文章，不敢让自己国内的人民同它们见面，严密封锁，水泄不通。甚至用强大的电台干扰，不使人民听到我们的广播。可爱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歪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这难道还不算公平合理吗？现代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的呢？请回答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6]

诗以言志，歌以咏怀。

在1962年5月毛泽东发表旧作前半年，即他68岁生日之际的1961年12月，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词《卜算子·咏梅》：

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细品其味，符合当时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毛泽东自身的特点。1961年底，虽然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是外来压力还比较小，毛泽东乐观地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已经退到谷底了，今后将是上升的趋势。

1962年岁末，开完八届十中全会的毛泽东在《宣教动态》最后一页的空白处，抄写了清朝诗人严遂成诗《三垂冈》：

三垂冈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www.xing528.com)

这首诗是咏后唐李克用及后唐庄宗李存勖的，悲壮而苍凉。

1962年12月26日，即发表旧作半年以后，毛泽东又迎来了他69岁的生日。按照中国民间的计岁方法，毛泽东步入“古稀”之年。抚今追昔，毛泽东感慨万千。一年以前，他还想着功成身退，“不争春”，想着“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谁又能想到在短短一年中，经过复杂尖锐的党内斗争，而今毛泽东自比“英雄”、“豪杰”，要“驱虎豹”、“斗熊罴”了。且看他此时的新作《七律·冬云》：

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去年的梅花原本是“不争春”、只报春，等到漫山遍野鲜花烂漫的时候悄然离去的，让人感到一种幽幽的美。今年的梅花呢？今年的梅花则不待春日到来了。她在漫天大雪中，迎风怒放，一枝独秀，傲视一切，鄙视“苍蝇”“蚊虫”，欢快地看到它们被“冻死”。今年的梅花不能等待，她要“争”了。如果我们从《卜算子·咏梅》看到的是烟波浩渺、风平浪静的景色，那么毛泽东六首旧作的发表则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了，而《七律·冬云》则绘声绘色地刻画出“弄潮儿向潮头立，浪打红旗旗不湿”的波澜壮阔的壮观场面。

1963年1月9日，毛泽东看到郭沫若发表在元旦《光明日报》上的一首词后，步郭词原韵，写下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这几首词有的是抄录，有的是自己吟咏。后两首毛泽东自己作的词，按照他本人的解释，是“反修”的。我们把这几首词排列在一起，就能看出毛泽东在1962年岁末到1963年岁初一个多月中的心理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抄录《三垂冈》时，心里还有着某种寂寞和历史的苍凉，《冬云》是不畏艰难困苦，在厄难中奋发拼搏，《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则表现了恢宏斗争的气势和必胜的决心。

毛泽东的诗词、他的心路历程，曲折地反映着那段波澜起伏的历史。

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过程中，苏共中央于1963年2月21日致函中共中央，建议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此后双方信件往来，进行了频繁的磋商。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发表了关于国际共运的全面系统的观点。中共中央于6月14日给苏共中央复信，也就国际共运总路线系统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人民日报》于17日公开登载了这些来往信件。如果说，从1960年“三篇文章”的发表至今，算是中苏论战的第一阶段，即属于思想观点的论战阶段，那么，中国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又称“25条”）的提出，虽然仍属思想观点论战的性质，却使思想论战有了新的性质。这是因为，“25条”不仅包括了国际方面，也包括了世界各国的国内方面；包括了国家关系方面，也包括了党的关系方面；包括了国内的阶级关系方面，也包括了党的建设方面，思想论战的范围大大扩大了。在“25条”里，对“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而在此之前是没有专门提到过的。又如，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角度提出问题，并把现阶段的总路线同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标、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联系起来，这就使论战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63年7月6～20日，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以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双方举行了9次会谈。会谈中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会议进行期间，苏共中央违背双方已经达成的会谈期间双方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破坏谈判的气氛，于7月14日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诽谤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全党部署了对中共的全面批判，以示对两党关系之决绝态度。

在苏共发表《公开信》之后的中苏两党会谈第八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成员康生发言，批评苏共“歪曲和攻击中共代表团在会谈中的立场，从而破坏了已经达成的关于在会谈期间双方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并十分尖锐激烈地谈了批判斯大林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全民国家”、“全民党”问题）。

康生发言后，苏斯洛夫提出“坚决抗议”说：“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党几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歪曲、捏造和诽谤”，并声称“中共领导要对这一切行为承担全部责任”。邓小平说：你提什么抗议？“如果说要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建议：这次会谈暂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一时间继续举行会议，时间和地点由两党中央另行商定。

7月21日，代表团返抵北京首都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等5000余人规模盛大的欢迎。

这次会谈不但没有弥合嫌隙，反而加剧了中苏间的矛盾，明确和扩大了双方的分歧，中苏终于分道扬镳，走向分裂之路。随后，中苏双方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公开论战。

苏共中央发表了《公开信》后，苏联所有宣传舆论工具都投入了反华宣传，仅在1963年7月15日至10月的三个多月，苏联报刊广播就发表了有反华内容的文章、资料共1100多篇，其中有的公然煽动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内的“健康力量”起来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一方面，苏共在全党部署了对中共的全面批判，以示对两党关系之决绝态度；一方面，苏联同美英一起搞的旨在保持核垄断地位、首先在于阻止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掌握核技术的部分核禁试条约已经完成，7月25日，三国签订了该项条约。这表明，苏联实际上已经无所顾忌地将苏中两个所谓兄弟国家的关系推上绝路了。把这种做法称为联美反华，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在两国关系更加恶化的情况下，论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7月31日，中国政府关于部分核禁试条约所发表的声明中称：“苏联政府执行的政策是：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各国人民。”这是关于论战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接着，中国对论战采取了新步骤。1963年9月6日，中国发表了计划陆续发表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之由来和发展》（一评）。直至第二年的7月14日，共发表了9篇，都是以评论苏共3月30日公开信的名义出现的，称为“九评”。文章批评矛头直指苏联，不再有所掩藏。从第一篇就指出：如果我们“跟着苏联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那么“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文章涉及的问题更广、更展开。以后几篇的标题为：《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在观点上也有发展。例如，中国过去认为“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但在“八评”中则强调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文章明显展示出论战进入新阶段的是：把原来的思想观点上的论战性质，提高到了划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的界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组织上清算现代修正主义的性质。文章开头几篇在说明论战的由来、涉及哪些观点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以后，提出了苏联领导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提出“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八评），提出希望“其他犯修正主义错误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们认真地思索一下，跟着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走，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八评），还表示了很大的信心，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终将选择革命的路线，拒绝反对革命的路线，终将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修正主义”（九评）。

【注释】

[1]见《人民日报》1959年5月17日。

[2]见《人民日报》1960年4月26日。

[3]《印度对华战争》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278页。

[4]见《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4日

[5]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363页。

[6]见《人民日报》1962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