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非敌情，关山飞渡1962中国

◎西藏，是中国的西藏

◎中国不想要别人一寸土地

◎喜马拉雅山上的零星枪声

◎新德里是怎样待客的

◎印度政府的“前进政策”

◎新中国不是旧中国

◎威武之师，仁义之师，胜利之师

◎战争史上的奇观

中国和印度是相邻的两个亚洲大国和古国，两国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国关系的基调是和平友好。中印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并在1954年签署协议，搁置了尚未成熟的边界划分事宜，初步解决了业已成熟的通商贸易问题，特别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对战后国际关系和国际合作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两国关系到50年代后期开始急剧恶化。其突出的原因就在于印度对中国西藏地区采取了自相矛盾的立场：一方面在1954年条约中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另一方面又在一系列具体事务中主张印度在西藏的特殊利益，插手中国西藏事务并挑起领土争端。

早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印度当局向西藏上层权贵灌输亲英、亲印思想，培养“西藏独立”观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印度就曾一再威胁利诱，横加干涉，一度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后，印度当局允许西藏的反动分子逃往印度的噶伦堡，同美国、英国的特务频繁来往，在噶伦堡建立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根据地。1956年11月，十四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应印度政府邀请，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印度政府将此视为策动达赖决心走上“西藏独立”道路的天赐良机。为此，印度政府在接待达赖和班禅时，采取了“尽量施加影响”和“区别高低上下”的做法，突出宣传十四世达赖，抬高达赖的地位，有意在达赖和班禅之间制造矛盾。达赖滞留在印度期间，印度当局还指使逃往印度的西藏亲印分子策动达赖留住印度，组织流亡政府，并策划派人潜回拉萨鼓动叛乱。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1月27日和28日两次同达赖谈话时都指出，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如果中国超出协议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尼赫鲁的谈话，有意把西藏放在与中国中央政府对立的位置，公开煽动制造困难，以制造印度进行干预的借口。这对那些阴谋搞“西藏独立”的反动势力是一种鼓动及配合。印度的一些扩张分子大肆叫嚷“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同西藏是母子关系”，为西藏反动分子撑腰打气。印度当局与西藏分裂叛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9年2月，印度的一些报纸就开始散布西藏将要发生叛乱的言论。3月10日，西藏叛乱分子中的12名“代表”，到印度驻拉萨领事馆，声称西藏是“独立国”，要求印度给予“保护”。印度领事馆竟然公开接见这些叛乱代表，收下他们的“独立声明”，并答应转告印度政府。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的言行严重地干涉了中国内政。3月13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然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电台，给逃往噶伦堡的原噶厦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密电：“噶伦堡夏格巴转西藏幸福事业会全体，藏历二月一日（3月10日）西藏独立国已成立，请向大家宣布。”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藏叛乱在1959年3月中旬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平叛，迅速击溃叛乱藏军，控制了局势。达赖喇嘛和其他叛乱头目仓皇出逃，流亡印度。

达赖喇嘛逃亡到印度后，印度政府通知中国，印度已经同意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同时向中国方面保证不允许达赖喇嘛在印度从事政治活动。让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的是印度表面一套，背后另外一套。印度政界一些人大造反华舆论，并在印度各主要城市举行了反华示威游行。印度社会党在孟买组织人，到中国驻孟买总领馆前游行，将毛泽东肖像贴在总领馆墙上，向肖像上乱扔鸡蛋和西红柿。不仅如此，印度政府继续收容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发给枪支弹药，编成印藏边境特种部队，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对西藏进行策反、渗透和破坏。从1月下旬至4月底前后100多天内，印度许多报纸大肆进行反华宣传。尼赫鲁也公然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把中国人民平息叛乱的正义行动说成“悲剧”，对所谓“西藏人的自治愿望”表示同情。更严重的是，4月18日，印度当局帮助达赖喇嘛起草了所谓的“达赖喇嘛声明”，攻击中国政府，又通过印度的驻外使馆散发。

印度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严重伤害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感情，两国关系出现紧张局面。

开始双方还只是打笔墨官司。周恩来总理于5月6日会见苏联、朝鲜、蒙古、罗马尼亚、越南等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就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作了入情入理的阐述。明确指出，印度“希望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争论的中心。同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发表毛泽东授意、胡乔木执笔，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而写成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对印度领导人散布的有关干涉中国西藏地方事务的言论，进行了入情入理、极有分寸的批驳。文章严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西藏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权，跟对于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等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权一样，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是丝毫不容任何外国或者联合国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干涉的。因此，西藏的任何问题都只能由中国解决，在中国解决，而不能在任何外国去解决。”

5月16日，中国外交部致函印度外交部。这个文件的如下要点是毛泽东亲自拟就的：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原注），今后3年、5年、10年、20年、100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大惊小怪……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把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1]

双方在这个时期的交手，还是外交和舆论层面为主。中国政府不希望在中国西南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印度在这个阶段似乎更加主动，因为印度干预的分明是中国西藏事务，而不是中国干预印度内部事务。印度一旦在1954年的条约中承认了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那么它后续的一些干预就没有了合理的基础。

印度无意在外交争议方面退让，于是由西藏叛乱引发的笔墨官司进一步升级为现实的领土争端。1954年双方签订通商条约，印度方面认为该条约“默认”了印度主张的中印边界，中国则认为该协定仅涉及中印通商等议题，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印间从笔墨争论逐步走向边界纠纷和边境冲突。

中印领土争端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对西藏地方与印度的边界情况不甚明了，加上当时复杂的内外环境，中央政府忙于各项重大的事务，无力仔细研究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政府正是利用了这种机会，趁机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

在中印边境东段，1929年以前，英、印出版的地图和中国的画法大体相同，以后却改变了画法，但仍使用“未标定界”的字样。到1954年7月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图上，却突然改标为已定的国际边界，把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是略小于一个浙江省的领土划入印度版图。他们提出的“根据”是，1913～1914年，在印度西姆拉由中国政府、西藏地方当局和英国政府三方面代表举行的会议上共同划定了这段边界线，这就是以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命名的所谓“麦克马洪线”。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西姆拉会议是英国为胁迫中国承认西藏的半独立状态，把中国内地许多地方划入西藏和加强英国在西藏的特殊地位而策划召开的一次会议，会上根本没有谈到边界问题。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在西姆拉会议以外，由英国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瞒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于1914年3月，也就是西姆拉条约签订前三个多月，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形成的。它是麦克马洪等在几次私自进入西藏进行测绘工作后，沿西藏高原边缘所画的一条线，尽管英国的统治势力从来没有到达过那里。无论是西姆拉条约，还是这个换文，中国当时和以后任何一届中央政府都没有承认过，因而“麦克马洪线”完全是非法和无效的。正因为这个原因，英国迟迟不敢公布这个条约和换文，“麦克马洪线”以南一直仍由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着。英、印政府的官员米尔斯也认为：“要并入的部落，就天然条件来说，是属于西藏，而不是属于印度的。他们在种族和语言上，是类似蒙古族的。他们的语言属于藏缅语系，与平原上属于亚利安语系的阿萨姆语没有共同之处。因此，在文化的和社会的影响上是倾向于西藏的。”他又指出：“部落地区在商业上和文化上都是同西藏而不是同印度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条线长时期内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1940年以后，英国军队侵入这一地区的若干地点，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47年印度独立前后，中国政府曾向刚刚设立的印度驻华使馆提出英国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部落地带的指责，西藏地方当局也先后同英、印方面交涉并曾致电尼赫鲁总理，要求归还“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历来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土地。印度政府却无视中国的要求，反而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大规模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推进，在1951～1953年间逐步侵占了这个地区的大片土地，在有的地方还同当地居民发生流血冲突。这就造成了新的更加严重的纠纷。

在中印边界中段，印军侵占了中国的巨哇、曲惹地区等四块地区，并在1954年正式纳入印度的版图。1955年中，在中段的乌热争议地区，中印曾经形成紧张的军事对峙。中国政府以中印友谊为重，谨慎处理了中段的边界纠纷。

虽然中印边界西段从未划定过，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的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管辖。印度独立后，在1954年修改地图时，将中国境内的空喀山口、铁龙滩、奇台大坂、大红柳滩、阿格拉山口、卖争拿马、班公洛、巴里加斯等地划入印度版图，总面积共约3．3万平方公里，从而形成了阿克赛钦、班公湖、巴里加斯三块有争议的地区。

中国中央政府密切注视着中印边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随着对中印边界事务了解的逐渐深入，1958年中央政府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处理边界问题的态度。1958年7月，中国外交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重要的关于中国与邻国边界问题的报告。关于中印边界问题，报告提出要采取积极审慎态度处理中印边界问题，并在外交部下设立边界委员会。

中共中央在批复这个报告时，还特别要求各边疆省区成立双重领导的边界工作小组。

在1959年前后，中国政府基本形成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中印双方应当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当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的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这一政策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了的。

马克斯韦尔评论说：“这个立场是公平的，也是明确的。”

1951年，印度当局派兵侵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以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坚决不与中方谈判的立场。起初这一立场只是在“麦克马洪线”上有效，在中段和西段边界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不与中方谈判的政策。然而到1954年，印度政府将不与中方谈判的立场扩大到中印边界全线。

印度政府顽固地坚持以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东段边界，说这条线从1951年以来就已成为事实上的边界线。尼赫鲁在议会和其他公共场合中，曾再三声明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立场。印度政府一意孤行，在朗久、兼则马尼和塔马顿三处设立了哨所，单方面擅自对麦克马洪线作了有利于自己的修改。这是违反必须通过协议修改边界的基本原则的严重行为。印度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哨所之后，才提出要讨论这几个地点的边界走向问题，而这个提议是以中国不但要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且要接受印度对西段边界的主张为先决条件。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正式向中国提出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印度开始单方面执行“前进政策”，向中国境内推进。

1959年8月25日，入侵中印东段边境地区的印军，在中国一侧的朗久与中国军队交火，入侵印军被击毙2名。27日，印军撤出朗久。这就是朗久事件。朗久事件是中印边境第一次有影响的武装冲突。朗久事件后不久，中印军队边界西段的空喀山口地区再次爆发武装冲突。10月20日，印度武装人员3人非法进入中国西藏地方西北端空喀山口以南的中国领土。中国边防人员当即向他们提出劝告，要他们立即退出，但遭到拒绝。中国边防人员不得不将他们解除武装，予以扣押。10月21日，又有印度武装人员70余人在同一处地方侵入中国境内，并且向正在巡逻的中国边防人员进行武装挑衅，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进逼，向中国边防军猛烈开火。中国边防部队忍无可忍，被迫还击，击毙入侵印军9人，伤3人，俘虏7人。10月22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驻华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印军侵犯中国边境和类似挑衅事件的再次发生。

面对边界日益恶化的形势，周恩来认为：“总要寻求个妥善的迅速的办法来解决，尤其要有个办法先停止发生新的边界纠纷。”采取怎样的办法呢？1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有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等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如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毛泽东从尼赫鲁来信中提出的双方从朗久撤出的建议中受到启发，说：“你说撤出朗久，我就扩大成整个边界线。”毛泽东提出：“整个边境线，各退或者10公里，或者15公里，或者20公里。如果说双方各退20公里，就是40公里的距离。或者20公里，或者30公里，或者40公里，中间研究一下，不要武装人员，非武装人员，按照习惯线，各人管理各人的事情。”毛泽东还提出，如果印方答应两国总理会晤，在北京或新德里都可以。他说：“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过去这个边界纠纷是不幸的，双方各执一说，你们说中国侵入，我们说你们进入我们的地方。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说：“双方声明在谈判以前建立一个无枪地带，这是很主动的。你来了，仅仅接触，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吵一顿，没有枪总打不起来。”王稼祥说：“伤了几天脑筋，一下解决了。”会议还决定，用周恩来致尼赫鲁信的办法将这个建议告诉印度政府。11月4日，周恩来带着这个新建议回到北京，提交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获得通过。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总理，建议“为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气氛，中国政府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刻从东边的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或巡逻，但是仍然保留非武装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这个建议，实际上是把印度政府9月10日来照中关于双方都不派遣武装人员到朗久的建议扩大到整个中印边境，并且使双方的武装部队的距离扩大到40公里之远。如果这一距离还需要扩大，中国政府也愿意考虑。

这一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说明，中国对于从8月25日朗久事件以来边境具体情况、领土的变动是非暂时搁置不论，统以11月7日这一天的双方实际控制线为准，作为双方需要保持的现状；为了避免武装冲突再起，这是可以作为依据的一条线。“在边界划定以前采取这个措施，也丝毫不会约束双方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时候提出自己的主张”。因此，这有利于创造良好气氛，促成谈判。中国方面一再建议双方进行不设条件的边界谈判。(www.xing528.com)

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1960年2月12日尼赫鲁总理发信邀请周恩来总理访印。中国政府为即将举行的谈判做了充分准备，制定出周密的会谈方案。方案确定，会谈的方针是：“争取就某些原则问题，或者具体问题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形势进一步和缓下来，为今后继续会谈和向合理解决准备条件。”根据会谈中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方案确定了不同的对策。主要内容是：第一，会谈的最坏可能是达不成任何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争取达成两国总理继续会谈的谅解，并且发表一个简单的联合新闻公报。如果这点也办不到，只能由双方分别发表声明，在中国的声明中可以表示仍愿遵守五项原则，维护中印友谊，维持边界现状，避免边境冲突，并且愿意继续会谈，寻找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第二，如果达不成协议，对方还愿意保持一个良好气氛，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发表一个互表善意的共同声明，包括重申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继续发展中印友好关系，继续会谈寻求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避免边境的军事冲突等内容。第三，如果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不可能，但也不是完全不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除发表上述共同声明外，为防止边境冲突和和缓气氛，争取就下列具体问题达成若干协议：（一）成立边界问题联合委员会或者类似组织，寻求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为两国总理继续会谈进行准备；（二）双方武装人员各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或者双方同意的一定距离；（三）建议双方对有争执的地点互不驻军。从这份会谈方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的态度是真诚地期望能解决问题，使中印友好关系继续得到发展的。

从4月20日至25日，周恩来同尼赫鲁进行了七次会谈。会谈情况正同事前所估计的，十分艰难。会谈的第一天，尼赫鲁就把谈话主题引到对具体问题的分歧上来，把责任推到中国方面。在总体上，他坚持：（一）中印边界已经划定，如果说没有划定的话，只是说没有在地面上标出来。中国方面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问题，因此引起了争论。（二）中国的地图和印度的地图不同，中国的地图是老地图，中国应该修改它的地图。（三）因为中国方面说边界没有划定，所以中国就是提出了领土要求，这使印度，特别是他本人感到震惊。关于边界的具体划定，尼赫鲁坚持认为，在东段，应该承认“麦克马洪线”，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商谈；在西段，他硬把属于中国新疆的拉达克地区说成印度的领土，指责中国在那里修建的新藏公路是侵入印度。关于西段的问题，尼赫鲁在1959年3月22日的来信中曾提到过，但是没有这么具体。因此，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新问题。在以后几天的谈判中，尼赫鲁一直反复强调他的这些观点。

周恩来不得不用一些时间，对尼赫鲁提出的这些观点进行必要的澄清。他指出：“我们两国相处，的确有些传统习惯线。作为现代国家，把疆界用经纬度划定，这是我们两个古老的国家还没有做的事。”他说：关于东段，印度政府提出“麦克马洪线”是由西姆拉条约规定的，这使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感到十分震惊。怎么能够把1914年英国强加于西藏地方政府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的密约作为根据，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呢？中国政府不愿意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是愿意采取现实的态度来求得解决。我们从来没有提出什么领土要求，只是说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曾经属于西藏地方政府。在这个地区，过去存在过一条传统习惯线，但是后来改变了。我们主张的是维持现状，说中国政府提出领土要求，那是误会。关于西段，有争议的是阿克赛钦地区，而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认为那里存在着问题。中国的地图很早就把这个地区划在中国境内，这样的地图出现了很久，我们没有听到印度有不同的意见。中国一直按地图的标准把这个地区看作是属于中国的。关于这一段，印度地图却有许多变化。去年印度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时，也说有条约规定。我们一查，是指1842年克什米尔当局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和约，但是这个和约只是规定双方维持自己的疆界，永久友好，互不侵犯，并没有关于划界的规定。这完全是一个新问题，不是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而是印度提出领土要求。周恩来表明：他花了这么多时间来说明历史的真相，绝不是为了“重复争论”，而是为了“寻求解决”。他说：“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的。”

中印最后在联合声明中达成两点协议：

一、两国总理同意，两国政府的官员应该会晤，审查、核对和研究各方用以支持其立场的有关边界问题的一切历史文件、记录、记述、地图和其他资料，并且拟出报告递交两国政府。这个报告将罗列一致的各点、不一致的各点，或者需要更充分审查和澄清的各点。这个报告应该有助于两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考虑。

二、双方还同意，官员们应该从1960年6月至9月轮流在两国首都会晤。第一次会议应该在北京举行，官员们将在1960年9月底以前向两国政府报告。在进一步审查事实材料期间，双方应该做出一切努力来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摩擦和冲突。^[2]

这一十分有限的共识也十分脆弱，4月26日，周恩来一行结束访问，飞机起飞不久，送行的尼赫鲁在机场随即发表声明，实际上甚至推翻了双方达成的事务性的共识。这种“态度”尤其让中国难以忍受。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加德满都记者招待会上表达了无法抑制的愤懑之情：“尼赫鲁总理26日在议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不很友好。我25日晚上，在新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对印度是很友好的。尼赫鲁总理怎样对待我们呢？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侵略。这不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非常痛心，特别是尼赫鲁总理是我们所尊敬的。”陈毅副总理特别强调指出：“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强调地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

1960年中印两国有关边界的会谈和谈判失败了。印度政府沿着拒绝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道路继续走了下去。

由于印度政府已经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中国是忍让的立场，所以西段边境就成为印度政府关注的焦点。在舆论宣传上，印度政府给自己断绝了退路。既然尼赫鲁政府把中国部队出现在印度主张的领土上描绘成为侵略行动，那就有责任对此采取措施。如果外交方式失败，那就得使用武力。直接使用军事力量赶走中国部队的做法将导致战争并对战争负责，因而被排除；默认边界现状的做法等于承认失败，因而也被排除；那么，在尼赫鲁面前就只有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前进政策”。

所谓“前进政策”，就是以强大的后援为后盾，在中印边境地区不断派遣小股印军向中国境内渗透，在避免与中国边防部队发生正面大规模的冲突情况下，在中国边防哨所后逐步推进，在地势有利的地区建立印度自己的哨所，并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向中国境内推进，造成既成事实，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发动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以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实现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或者至少以此增加与中国谈判时的筹码。从1961年夏到1962年7月，印度在拉达克地区已经向前推进了3500平方英里。

对“前进政策”，马克斯韦尔有一段经典性的评论：

前进政策是从这样的一个法理出发的：它假定占有本身就构成了十分之九的法律根据。因此印度只要向前走并且赖在阿克赛钦的尽可能多的地方，就会扭转它对中国的劣势，或至少取得同中国的平等地位。这个政策又是鲁莽的，因为中国人曾多次提出警告：印度如果坚持推行它在西段的主张，中国人就将跨越麦克马洪线进行报复，但印度完全置之不理。归根结底，这个政策是荒唐的，因为它的基本前提是：只要印度不对中国的阵地发动进攻，那么，无论印度派出多少哨所和巡逻队进入中国主张和占据的领土，中国也不会进行武力的干预。前进政策带有过去印度人反对英国时所采取的不合作主义的味道。不过这一次的不合作主义的成员都是武装部队，在受到攻击时能够进行还击。印度人相信自己道义上无懈可击，它能够使中国人打消进攻的念头。这种信念使人们想起他们过去也曾相信英国人不肯对他们使用武力，否则就会自己遭殃的那类想法。这似乎反映了尼赫鲁的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印度的和平天性是举世无双的，并且深信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同意这种看法。印度在全世界享有的声誉会给派往阿克赛钦的印度巡逻队披上一层道义的甲胄。

上述这些看法都不过是空想，尤其荒唐的是：前进政策的目标之一是企图改变阿克赛钦的军事力量对比，使得印度能够用武力赶走中国人。1961年，那时前进政策已开始推行，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讲道：“在我国的领土上发生了某种侵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很明显，我们的目标只能是设法使侵略者退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采用外交的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用战争的手段……我们要不断加强我们的阵地，以便在我们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的时候，而不是在处于劣势的时候，来应付局面。”^[3]

退无可退，只好奋起反击。

直到1962年9月下旬以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没有下定进行还击的决心。10月6日，鉴于印度政府一再拒绝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鉴于印度当局不断将边界冲突升级的挑衅行为，在的确无法退让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做出进行自卫反击的决定：“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做出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假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

中国向盟国苏联、朝鲜等紧急通报中印边界局势。10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通知他：印度可能在中印边境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我们认为事先通知苏方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我们只是通知，对苏方没有任何要求。10月13日和14日，赫鲁晓夫向中国大使表示：“关于印度准备向中国发动进攻的问题，苏联得到的情报是与中国一致的。如果苏联处在中国的地位，也将采取同样的措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不能采取中立态度的，如果有人进攻中国，我们说我们中立，那就是叛徒行为。”10月12日，周恩来赴平壤会见金日成，通报了中印边境形势。周恩来表示，对尼赫鲁政府即将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拟采取坚决反击的措施。

10月20日拂晓，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在中印边境东、西两线，同时开始对入侵印军实施自卫反击作战。反击进展顺利。为乘胜发展，扩大战果，党中央决定迅速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南进行追击，给印军以更大的打击。10月21日，中央军委命令西藏边防部队“要乘胜发展，越过‘麦线’……为下一步夺取达旺创造条件”。10月22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宣布：“为了防止印度军队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进攻，我边防部队在自卫战斗中，没有必要再受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中国军队打退了印军多次进攻并进行了反击。在东段，一举全歼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第七旅，并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占达旺，逼近瓦弄；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的许多据点，收复大部分领土。这些迅猛有力的还击，给了入侵印军出乎预料的沉重打击。

中国政府鉴于印度在边境地区长期一再侵略、蚕食我国领土，并在印度当局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坚决的自卫反击战。这样做完全是正义的。中央决定进行自卫反击战的重大决策的时间恰好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能下这个决心，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国际“反修”战略起了相当作用。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认为，中印两国政府都应该以中印11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竭尽一切可能，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4]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三项建议的具体内容是：（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线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控制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谈判。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谈判。

同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总理，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的三项建议做出积极回应。

印度政府当天即拒绝中国建议。周恩来总理11月4日再次致信尼赫鲁总理，在信中对“实际控制线”作了进一步说明：“关于中印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的建议，是中国政府早在1959年就提出来的，更具体地说，是我在1959年11月7日给你的信中提出的。中国政府现在是重申这一建议。建议中所说的实际控制线基本上仍然是1959年11月7日当时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具体地说，它在东段大体上与麦克马洪线一致；在西段和中段，大体上同中国一贯指出的传统习惯线一致。”印度政府所提出的“1962年9月8日前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局面”，正是自从1959年末以来印度实施“前进政策”的过程中，不断向中国境内推进，蚕食了大量的中国领土以后所形成的那样一种局面。印度提出这一所谓的“实际控制线”，恰恰证明了印度自从1959年以来蚕食中国领土的事实。在分析了所谓“1962年9月8日前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局面”之后，周总理指出，印度政府的建议实际上“提出了只适宜于强迫战败者接受的条件”。当晚，周恩来总理在欢迎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的宴会上讲话时重申，中国决不会放松和平解决中印边界冲突的努力，“但是，如果印度方面一意孤行，硬要用武力来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人都不能期待，中国将在武力面前屈服”。

周恩来在11月4日的信中说：“中国政府所以着重地重新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根据三年来的痛苦经验，深深地体会到在有争论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就很难避免冲突。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以1959年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而不是以目前双方武装部队的实际接触线为基础。这就充分说明，中国方面没有因为最近在自卫反击中所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方面。按照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双方承担的义务是对等的。”而“印度政府却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只适宜于强迫战败者接受的屈辱条件”，“同扭转目前局势和恢复中印友好关系的目的背道而驰”。周恩来强调：“我们两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片面要求强加于另一方。印度有自尊，中国也有自尊。正是从维护中印双方的这种自尊出发，中国政府才提出10月24日的三项建议。我诚挚地呼吁阁下再一次考虑这三项建议，并且作出积极的响应。”

14日，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再次拒绝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而提出的三项建议。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11月16日，鉴于印度政府一意孤行，积极准备发动新的一轮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发起第二阶段的自卫反击作战。我边防部队以东段的西山口作为主要反击方向，采取以一部兵力钳制正面之敌，集中主力向两侧及敌后实施迂回包围的战法，歼灭了侵入西山口地区的印军大部。接着继续向南反击，先后收复了德让宗、打陇宗、邦迪拉及其南面的鹰巢山等几个山口，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东段其他地区和西段地区，我边防部队也分别向正面的入侵印军发动反击，收复了梅楚卡、塔克辛、瓦弄等地，全部拔除了中国境内的印军侵略据点，粉碎了印军的再次进犯。经过第二阶段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在东段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土地；在西段驱逐了入侵印军，拔除了印军全部侵略据点。印度军队彻底溃败，已经丧失了进行任何有效抵抗的能力。

当时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军队必将在战场上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有利态势，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然而中国政府却出人意料地决定立刻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并准备后撤。11月21日零时，《人民日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宣布：

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二、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

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

三、为了保证中印边界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设立一定数量的民警。中国政府将通过外交途径将上述检查站的地点通知印度政府。

声明指出，中国边防部队后撤之后，将远离他们在1962年9月8日以前的位置。如果印度军队继续进攻，在中国边防部队沿整个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以后，印度军队在东段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中段和西段继续留在实际控制线沿线不撤；在中国边防部队沿整个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以后，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恢复他们在9月8日以前的位置等情况，中国保留进行自卫反击的权利。

中国政府和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正义之举，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就像掌舵的遇到激流应该转舵那样非常之灵活、非常之迅速、非常之坚决”，在国际舆论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取得巨大胜利，而且在政治上取得完全主动。加纳广播电台广播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意外的事情。”香港《明报》也评论说：这一招使得漂亮之极，潇洒至极。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华期间对周恩来说：“（中国）采取了很大（的）主动，这是明智的步骤。中国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冲突的建议，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缅甸驻华大使叫温称，这些措施“崇高而宽大”。他说：“印度政府应该予以接受，并采取同样措施。”它是中国政府坚持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言行一致的铁证。它震动了世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中国既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又赢得了政治上的伟大胜利，使印度政府虽不愿意停火，又不好反对停火；虽不愿意和谈，又不能再打下去；既不能谈什么胜利，又不敢公开承认失败；既挨了打，又输了理。

我边防部队遵照政府声明，于11月22日零时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12月1日开始全线后撤，从1959年11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向中国一侧撤退20公里。停战后，我国政府命令我边防部队将在自卫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其他军用物资交还印度，尔后又分批释放了包括印军第七旅旅长达维尔准将在内的3000多名全部被俘人员。

尽管印度政府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做出积极反应，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率先停火并且撤回自己的部队，中印边境的局势缓和了下来，并开始显示出转机。12月1日，中国方面主动从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后撤。至1963年2月28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全部后撤计划。1963年5月26日，国防部发言人宣布：已经全部完成遣返和释放被俘印度军事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