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飞渡：探索1962年北戴河的一片汪洋

◎三个大问号：阶级和形势、矛盾

◎毛泽东初批“三风”，邓子恢是重点

◎三个大问号的标准答案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维护

◎后人的迷惑与解悟

◎八届十中全会后的中国

1962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原定主要讨论农业、城市、财贸等方面的问题，以农业问题为重点。

会议前期，按照预定议程讨论农业和经济问题，气氛平静。但随后毛泽东先后七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中心话题是三个：阶级、形势和矛盾。毛泽东的讲话打乱了预定议程，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8月5日，毛泽东在华东、华中组会议上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8月6日，毛泽东又在大会上发言，主题是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

毛泽东先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说起。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因此党是全民的，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政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是否也适用呢？

毛泽东话题回到国内。关于形势，他说，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观点哪种对？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哪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闹单干之风，到上层更大。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成资本主义。

毛泽东的讲话，一下子把大会引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经济问题。对有没有阶级存在问题、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对“包产到户”问题的看法，已经不单单是对国情的观察认识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立场问题了。

毛泽东把问题提到这样尖锐的程度，所有的与会者都被迫在“是”与“非”之间做出选择。人们在思考、疑虑、动摇、彷徨、反复……^[2]

8月9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再次讲话，就三天前自己提出的问题自己又明确地给出了“标准答案”。

关于阶级，毛泽东一开始即严厉指出：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还是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2年，垮了台。……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

关于形势，毛泽东说：要有分析，不能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从1960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有两年了，大家只谈黑暗，不讲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任务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方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任务不同，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世界观上来。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

毛泽东接着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很厉害。“一方面是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军、工、烈、干属）户、五保户。”他尖锐地说：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这几年的做法，打击集体，有利于单干。单干风从何而起？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要求这次会议上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接着说：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大家分析一下原因，这是无产阶级同富裕农民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他们敢于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就要代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了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这怎么行？这就是说，主张包产到户的地委、省委书记，代表的是富裕农民的利益，而不是广大贫农的利益，是“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是比赫鲁晓夫还要赫鲁晓夫的人物。

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采取什么经济措施联系在一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经济，这些措施之间的区别，也与阶级分析联系了起来。这样，他对包产到户的批评，便从阶级斗争的思想认识上，把问题提到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政治高度，从而使经济形势的分析、经济措施的选择，无不带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印迹。

毛泽东的讲话使与会者神经骤然紧张起来。经过几天讨论，与会者纷纷发言，表明立场。陶铸于8月10日在中南组发言。陶铸说，我认为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一开始就提出几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谈到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时，陶铸说：承认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不承认，那怎能叫作共产党？可是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少数同志确有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现象，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些人不想搞阶级斗争，企图另找出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肯定是长期的。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只要富裕中农作为一个阶层存在一天，这个斗争也就会存在一天，而且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在中南地区，已经分户单干的尽管不算多，闹单干的或想搞单干的还大有人在，绝不可低估。对于已经分户单干的，首先要表明党的坚定的态度，教育广大干部和农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具体工作上，必须采取谨慎的步骤，不能简单粗暴。关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形式，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必须重视，加以解决，这对巩固集体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一着。谈到形势问题时，陶铸说：国际方面，形势大好。国内形势的好转，对国际形势影响很大，所以，首先还是要把国内工作做好。做好国内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恢复与发展农业。农业恢复了，工业随之也可以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陶铸还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统一与分散的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谈了自己的看法。总之，陶铸的认识与毛泽东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

1962年7月前，包括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高层领导对形势的判断、对包产到户基本都是持赞同态度的。随着毛泽东从邯郸回京后态度的明朗化，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在7月18日对下放干部的讲话中，专门批评了包产到户。特别是当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对于陈云关于农村实行重新分田包产到户的建议“为什么不顶住”以后，刘少奇不得不迅速转变，向毛泽东方面靠拢。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少奇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积极展开了对包产到户的批判，刘少奇因而没有受到批判“单干风”的直接冲击。8月11日刘少奇在中心小组发言，承认前一阶段对困难看得过重了。他说，5月会议我对困难估计有两点过分：一是说1962年夏收减产已成定局；二是说单干在全国已占20%。周恩来继“反冒进”后，又一次做了深刻的检讨。7月上旬，陈云向毛泽东提出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的意见，但受到严厉批评。陈云因为腹泻没有与会，但看到毛泽东的发言后也交出了书面检讨，表示：“7月24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陈云转变了态度，因此没有受到批判“单干风”的直接冲击，在半个月的会议中，始终未点陈云的名。会后，毛泽东表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

邓子恢是批判的重点。

8月9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有人揭发邓子恢六七月间的几次报告有问题，会上就把邓子恢6、7月间的几次报告记录稿拿出来批判，说邓子恢在困难面前发生动摇，是代表了富裕中农阶层搞资本主义农业的要求。邓子恢不得不申述说，这些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有些记录与讲的有较大出入，有些批判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陈伯达说：邓子恢同志对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有许多荒谬的说法，什么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柯庆施说：邓子恢同志是赞成以农业为基础的，因为他是管农业的，但他思想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认为目前自耕农的生产方式是最先进的，他这个思想是12年一贯，所以实际上他成了富裕中农的代表。有人攻击道：“听说你训了毛主席两个钟头，想翻农业合作化的案吗？”邓答：“我当初就是这样检查的，我没有想翻农业合作化的案。”有人攻击道：“你在总后的报告内容是恶劣的。”邓答：“那是你们把干部思想情况反映给我，你们请我去讲的。你们搞的记录没有给我看。”有人攻击道：“那这都是强加给你的？”邓答：“你们认为呢？”会议气氛很紧张，火药味很浓。

但是，压力太大了，邓子恢不得不做出让步。在8月11日的中心小组会上，邓子恢开始做自我批评。他说：6、7月间的几次讲话，说到“包产到户”，说“包产到户”有各种不同形式，有些是属于所有制的改变，已成为单干；有些介于集体与个体之间；有些则仍然属于集体经济的范畴，是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应区别对待，如果仍属于集体经济是应当允许的。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与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相违背的，是方向性的错误，也是我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思想方法上主观片面、组织上无组织无纪律的具体表现。

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

此件是1961年夏季庐山会议时印发的文件之一，现在重印发给各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那时还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二部分的十条措施，其中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单干问题），对形势的看法（第一部分的十条分析）也很正确。过了一年（其实只有10个月，即1961年8月到1962年5月底为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我们欢迎子恢同志在1962年8月11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他那时，在城市，则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则是不够的，所以我在那会议上给他指出了这一点。^[3]

8月20日，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给毛泽东送阅了《对邓子恢所作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报告的反映》。《反映》说，5月31日和6月1日两个上午，邓子恢在总后礼堂作了《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听《报告》的共有少校以上干部3000余人。听《报告》后，有些人有意见，提出了疑问：（一）觉得报告“有气”“有情绪”。有的干部对他所说的“过去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敢讲话”很不满意，认为这样讲影响不好。（二）对《报告》中说单干也有一定的优越性，不少同志认为不妥当。（三）认为《报告》对农村形势的分析有问题，使人感到农村问题成堆。（四）《报告》中有些讲法和中央口径不大一样。如说农民的自留地、小开荒、借地将要增加到不超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这和《60条》的规定不一致。与此同时，也有些同志认为，这个《报告》在有些方面讲得深透，能解决问题，有的还“很欣赏这个《报告》”。这主要是：（一）对批评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很感兴趣。（二）认为对公社的经营管理问题讲得细、讲得新。（三）对他的“敢讲话”表示赞扬，认为“有风格”，“思想很解放、很大胆”。此外，还有人说邓子恢的作风好，他“经常下去作调查，掌握了很多材料，比一般干部了解的情况具体”。毛泽东看过这个材料以后写道：“看来，单干论在我们的军事干部中还有一点市场，但不占多数，占绝对多数的同志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

9月25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董必武讲话谈到“单干风”时，毛泽东插话说：邓子恢曾当面和我谈过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在毛泽东看来，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农村的问题，就调整生产关系方面来说，已基本上解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调整农村政策的最后界限，如果再进一步调整，搞什么包产到户，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在会上一锤定音：“邓老，你再不管农业了，你管工业好不好。你那一套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专家。现在搞单干，不能持久，总有一天要搞资本主义大农业。”

10月9日，中央下文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被调任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几天后，邓子恢约见毛泽东。毛泽东再次以包产到户为靶子，批评他“刮单干风”。邓子恢想不通，表示要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退休回老家度晚年。毛泽东没有表态。邓子恢此后基本赋闲在家。

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多年，深得毛泽东信任，但自田家英从湖南调查并赞同包产到户后，很快受到冷遇。毛泽东提议以党中央名义起草的《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改由陈伯达主持，不让田家英参与其事。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的主张；田家英自此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一向对田家英无好感，借机给田家英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田家英思想很苦闷，想离开中南海，下去当县委书记，做些调查，研究一下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也好真正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点工作。

1962年春，与安徽“责任田”受到否定的同时，支持“责任田”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被免职。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严厉指名批评曾希圣是“要代表富裕中农的利益”，“为天下中农谋福利”。曾希圣随之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突然从“大忙人”的巅峰上摔了下来，成了一个“大闲人”。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后，曾希圣仅挂个“华东局第二书记”的空头衔。移居上海后，他门前冷落，车马寥寥。过去对曾希圣言听计从、十分信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对曾不理不睬，不给工作，不让开会，态度判若两人。

北戴河会议上形势急转直下，对“包产到户”予以严厉批判和根本否定。1961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兴起的以安徽“责任田”为主要代表的“包产到户”试验被强行加以制止，主张和赞同“包产到户”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一场批判运动由此发动，受牵连者达数百万人。

北戴河会议开到8月下旬结束，绝大多数与会者又来到北京，自8月26日起，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直至9月23日止，继续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并拟定文件，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

在北京，王稼祥提出的“三和一少”成为批判的重点之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于9月14日下午在华东组发言。

陈毅说，现在有一股风，即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要批驳这种意见。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我们争取时间，克服暂时的困难。如果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对外斗争，而且会影响国内局势。

毛泽东在陈毅发言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

王稼祥参加了八届十中全会。在十中全会预备会西北组（组长是刘澜涛）的会议上，他联系毛泽东对出席莫斯科裁军大会中国代表团的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简短的检讨。随后，在国务院外办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指名批评了王稼祥。他虽然并不在场，但知道后心情很沉重，觉得有必要在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发言。他后来回忆说：“我觉得问题严重化了，于是请中联部的几个负责人到我处，听他们对我的批评，另一方面要少数几个人代我起草一篇在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检讨发言。”“我写了封信呈给毛主席，信中说：关于我的错误我想当面请示。后来隔了一个短时间后，毛主席的秘书来电话，叫我去。”当我到了毛主席的房间，“毛主席就问我有什么事，我说：关于我在莫斯科裁军大会所犯的错误，想在全体会议上专门作一篇检讨发言。毛主席说：你的问题不必弄到常委会议上，也不必到中央全会全体会议上去作检讨，中联部有几个副部长对你有意见，你同他们好好说通了就行了。”

9月24日上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进一步谈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

毛泽东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呢？应当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一再地讲过，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还存在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地生长着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会长期存在，甚至于会复辟的。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也有过复辟的情况。例如在英国和法国，就是几次复辟，几次反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有可能的。南斯拉夫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嘛，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必须好好掌握。我们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老干部要好好研究。要拿这个问题，向我们的中层干部、基层干部进行教育，特别是向青年人进行教育。不是这样，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可能走向反面。当然，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世界上的事情，肯定，否定，又要来个否定之否定，又要走向反面。如果我们儿子这一辈搞修正主义，把中国变成一个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那么，我们的孙子一辈呢？肯定会推翻他们的父亲，因为群众不满意嘛。事情又会走向反面。虽然如此，我们必须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会就讲，使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谈论形势时说：过去几年不太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现在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是复杂的，其实也很简单，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问题。

毛泽东又谈矛盾说：矛盾问题，包括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各国人民同本国反动派（主要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人民群众也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作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我现在讲一讲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什么同志，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我们就表示欢迎。还是我们在1942年到1944年整风运动时采取过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一定要弄清楚，不能是非不分。犯了错误的同志一定要诚诚恳恳地承认错误，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讲清楚，不要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个字。民间传说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唐僧从西天取回来的经，被鲤鱼精吃掉了，孙悟空用金箍棒打，敲一下，它吐一个字，又敲一下，又吐一个字，吐出了中国的这么多佛经。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呢？据说就是这样来的。我劝同志们，不要采取这种态度。无论犯大错误或者小错误的同志，只要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我们就同他团结。不要以为犯了错误就见不得人，就不能做工作了。我们是许犯错误，许改错误，并且是帮助人改正错误的。这叫作一看二帮。我们要坚决采取这样的态度。一个同志犯了错误，只要真正改了，我们就信任他。一个人总会犯错误。我也有过错误。我有错误，我改了，你们也允许我犯错误，也允许我改错误嘛。去年6月在这里开会，我不是讲过一遍吗？我说，说我没有错误，那是不对的。人都是可以分析的。认为人不可以分析，像古时候的讲法，说世界上有一种圣人，所谓圣人者，就是没有一点缺点的人。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我们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我们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

在谈完主题以后，毛泽东话锋一转，接着说：不过，近来有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毛泽东反对“平反风”首先是针对彭德怀，他在8月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就说过：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在批判“翻案风”上，陈伯达在全会上作了一个蛮不讲理的发言。他说：“今年6月间，彭德怀又来了一封8万字的不知羞耻自我吹嘘的长信，在信中对于他自己和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活动，里通外国的活动，全部翻案，重新猖狂进攻。到了8月22日，他又来了一封卑鄙下流的信，总之，他是要来干扰我们的，不来干扰他是不甘心的。”

毛泽东批“翻案风”也是针对邓小平所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1962年9月《宣教动态》增刊第62期登载了国家机关党委曾确定几个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的材料。这个材料说，今年6、7月间，国家机关党委曾向几个单位分别布置了个别右派的甄别试点工作，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人的甄别试点工作，有的没有进行，有的刚开了个头，或者只作了一些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就停止了。中共中央1962年8月16日对中央统战部7月26日“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复示（中发〔62〕429号文件）指出：“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报告中所提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批示：“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

毛泽东批判“翻案风”也是针对小说《刘志丹》及有关的人。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这是在上层建筑方面做工作。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毛泽东的讲话是有所指的。在康生的肆意诬蔑下，小说《刘志丹》被认为是“为高岗翻案”。

《刘志丹》是一部报告文学体裁的历史小说，歌颂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刘志丹的革命业绩。作者李建彤，是刘志丹的亲弟弟刘景范的夫人。作者最早是在1956年应工人出版社之约而写的。初稿、二稿为传记体，1959年的第三稿改为小说体。曾印成清样征求意见。1962年夏，作者改出小说上部的第三稿，工人出版社准备出版，印成送审样书送审。阎红彦于7月看到样书后，曾给作者写信提出：这部书涉及西北革命历史，“这些问题需要由中央作结论，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小说在征求意见中也得到过一些陕北老干部的帮助和支持，职位最高者为习仲勋。为了征求更多人的意见，《工人日报》自1962年7月28日至8月4日连载发表了第二卷第一部分。《中国青年》杂志也予刊载。在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阎红彦一面向全国总工会和团中央领导人提出停止发表的建议，一面报告康生，还报告了杨尚昆。精于在党内搜寻斗争对象的康生得知后，立即要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各地报刊不得发表这部小说，并于8月24日写信给杨尚昆，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康生在信中承认，他没有看过这部小说，但他武断地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

康生认为，刘志丹与高岗都曾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人，歌颂刘志丹的革命业绩，就等于歌颂了高岗，“就是为高岗翻案”；是为习仲勋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是剽窃毛泽东思想；是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康生善于根据自己的想象顺藤摸瓜，相互株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把很多人引入迷魂阵。他诬蔑习仲勋“勾结”刘景范及其爱人李建彤，“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并说习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并且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此开始了对《刘志丹》的批判。

由于康生的积极煽动，在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闹清楚的情况下，就认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是个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是这一反党集团篡党篡国的“纲领”，立案审查。因小说《刘志丹》而被株连的情况，1979年2月1日《解放军报》曾刊文作了如下揭发：

习仲勋同志，撤掉了副总理职务，被审查了16年，关押了8年；原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同志被撤职下放，“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在（北京）郊外。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同志，“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6年。一机部部长白坚同志，在一机部被斗争，说是因为他为小说提供了“炮弹”。湖南省劳动局的副局长刘宗焕同志，被沉在河里，含冤而死。原工人出版社的社长高丽生同志受尽肉刑，折磨致死，该单位的吕宁同志被打成内伤；周增林同志受了电刑；该书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同志全家被赶到乡下，6口人只给30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困中病死了。给作者带过路的陕北群众王悦贤、刘景华被迫害致死，陕甘边界揪出的所谓“彭、高、习黑爪牙”达一万多人。就连习仲勋同志在饭店里吃了几次饭的一个饭店经理，也遭逮捕，说他是习的“地下交通员”。由这个经理，株连到烤鸭店的经理、湖南饭庄的经理。仅这个行业，株连五十几户，逮捕十几人，死了五六人。

全会在抓阶级斗争和批判“翻案风”之下，成立了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进行审查，并认为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是又一个“反党集团”。此外，还宣布撤销早在1959年和1960年被分别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黄克诚、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9月27日，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发表了会议《公报》。《公报》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

国际形势正在朝着更加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正在继续高涨。古巴人民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地击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长期武装斗争，赢得了独立；老挝实现了停战和成立了临时联合政府；越南南方人民的爱国武装斗争不断地取得了胜利，印度尼西亚人民为收复西伊里安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日本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进行了连续的英勇的斗争；这些都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全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对于保障世界和平起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力量的发展，以及它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定因素，是对于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极其重要的鼓舞和支持。

美帝国主义者变本加厉地推行它的以称霸世界为目的的侵略和战争计划，各国反动派更加露骨地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更加卑鄙地背叛共产主义的事业和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群众斗争，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独立国家而进行的种种罪恶活动，其结果适得其反，只是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的面目，使他们更加陷于孤立。虽然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这场斗争是长期的、曲折而复杂的，但是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仍然继续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日益壮大，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

八届十中全会认为，国际形势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我国所奉行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条总路线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我们应当继续贯彻执行这条总路线。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团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其他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统一战线。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坚持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这是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同时也要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这也是长期的任务，总之，是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4]

谈到国内情况时，《公报》指出：

八届十中全会满意地指出，自从1961年九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党贯彻执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尽管有过去几年连续遭到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及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国民经济的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又要好一些。

《公报》列举了农业、工业、商业方面的好转情况。

《公报》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新近形成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毛泽东在修改《公报》初稿时，加了这样一段话：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高度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5]

《公报》中这一段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文字以及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一系列讲话，在事关中国何去何从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提出了一条新路。首先，这条路不同于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分析。那时，中共中央指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党的工作重点要转入经济建设。其次，这条路也不同于1958年毛泽东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分析，毛泽东在许多方面接受了调整以来经济领域中取得的积极成果。这条路，是毛泽东对经济调整以来各种矛盾重新进行思想清理的结果，也是毛泽东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思想进一步的发展。

此外，八届十中全会还通过了其他一些决议。

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

全会通过的《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指出：在完成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现在的要求是，在进一步调动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同时，要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力量，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便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决定》指出，广大农民是拥护集体化的，因为农业的集体化，提供了农业发展的极大可能性，提供了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可能性。是单干的力量大，还是集体的力量大；是单干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还是集体经济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这些问题是需要回答的。这样，《决定》便加进了更多的对“单干风”的批判内容。

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60条》）修正草案》，对原草案作了下述修改和补充：

（一）确定生产队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二）人民公社的规模为一乡一社，长期不变。（三）人民公社的组织结构，可以是公社和生产队两级，也可以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四）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必须厉行精简，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五）公社、生产大队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不办企业。（六）社员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的5%～7%，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七）国家征购粮食的数量，应在适当水平上稳定下来。（八）国家应根据等价交换原则，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修正草案》保留了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堵住了通向“包产到户”的可能性，并贴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记。

八届十中全会的这些决定，使得犯有“错误”的地区，纷纷起来纠正“错误”，扫除“单干风”。10月，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经过认真落实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以及党在农村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湖南省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绝大部分生产队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但是，还有一部分生产队，由于种种原因，“单干风”时起时伏。从根本性质上看，“单干风”与反对“单干风”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已经分户的生产队，要组织专门的力量进行工作，使之回到集体道路上来。其中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对那些群众自愿回到集体道路的，可以重建生产队；对那些暂不能全部回到集体道路的，有几户就组织几户生产队。12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安徽改正“责任田”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安徽已改正“责任田”的生产队有6．01万多个，占实行“责任田”生产队总数的22%，其中，中央8月工作会议以后自动改过来的有2．35万个生产队。已改的连同原来坚持集体生产的队共有10．21万多个，占生产队总数的33．74%。报告说，实行“责任田”虽不到两年，但已经明显暴露出许多后果，例如，造成生产资料支配权逐步转移到个人手中，所有权发生很大变化，统一分配受到破坏，集体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害，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农民中个人主义、自私观念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逐步削弱。报告设想到1964年春耕前把“责任田”全部改正过来。

9月26日，即八届十中全会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一次重要讲话。毛泽东也作了多次插话。刘少奇说：赞成主席的讲话。我们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在毛主席领导下，一直是比较顺利的发展，但到1959年、1960年，因为受到天灾和我们工作中有错误，算是遇到一些比较大的困难。问题是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在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克服困难，坚持毛主席、党中央革命的道路，继续胜利前进。这是大多数同志的态度。第二种，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这是邓子恢同志的态度。除邓以外，还有许多人向中央写信，主张单干，邓是代表。第三种，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马列主义领导，这就是彭德怀、习仲勋的态度。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动摇，不坚定，丧失信心，不懂马列主义，第三种是敌对的态度。

刘少奇又说：单干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社会主义大农业才能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农业才能过关。邓老主张单干，就是违背了最重要的两条，因此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很清楚的，是一枝毒草。

刘少奇接着说：宣传单干优越性，肯定是毒草。如果党领导单干，党就要变质了，就不是共产党。现在我们的困难到底有多大？就是如此而已。大家都经过了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开始好转，应该继续前进，要坚持革命的道路，但宣传还要注意一点，还要讲有困难的。今年5月会议对困难估计多了一些。如果采取第一种态度，把困难估计得多一点，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采取第二种态度，估计困难太多，就会动摇社会主义的信心，丧失前途，那就有很大的坏的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可以巩固，单干风大，实际单干不多，并不严重，只有安徽、甘肃多一些。已经单干了的，可以重新组织起来。这股单干风要打下去。第三种态度，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进攻的是反动的。他们希望我们犯错误，对我们的困难幸灾乐祸。彭、高、习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没有什么纲领，有时也提出纲领，如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仍是反党纲领，这次8万言的信也是纲领。在七千人大会上，我说彭的信从表面上看来有些是符合事实的，他就说不是反党纲领。是纲领，纲领不能一点事实也没有呀：有部分是符合事实的，才能迷惑人。这封信也是迷惑人，开始有些人认为问题没有那么大。

刘少奇继续说：《刘志丹》80万言书也是纲领。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反党集团实际上是几支反党别动队，人数不多，用不着全党去对付，我们工作不要受干扰，由少数人对付他们。对国际修正主义也要组织少数人去斗争，大多数人做好工作，我行我素。对全党干部进行教育，讨论一下是必需的。庐山会议上过当。(www.xing528.com)

刘少奇转而谈到反修的理论问题说，毛主席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章的一段话：“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而斯大林在1935年说已经解决，这是不正确的，同列宁讲的不符合。两条道路的问题未最后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刘少奇说：斯大林在集体化以后讲谁战胜谁的问题国内解决了，国际未解决。在这里还是主席讲得对。

刘少奇说：谁胜谁负要经过长时期才能解决，苏联、南斯拉夫、东欧的经验都证明了，我们要接受教训。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形式上可能不同。

刘少奇说：我们党要从这里取得教训，提高警惕，以后还会有这类事情，所以必须在党内加强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教育，以便抵制各种各样反动的思想、资产阶级的思想。

由上可以看出，刘少奇事实上改变了半年前他对国内形势的基本看法，否定了半年多以来主要由他本人主持的调整工作的成绩，讲话的基本精神与毛泽东的看法并无二致。刘少奇这样做，主要是从维护毛泽东的愿望出发的。

刘少奇历来对毛泽东是尊重和拥护的。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上，即使他的想法同毛泽东发生分歧，他也总是放弃自己的意见，转而支持毛泽东。

在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主持第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有两个方面的重要表现。一是深入实际，体察民情，对错误造成的实际危害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而坚决主张迅速纠正错误。他在1961年4月回原籍湖南考察的谈话中，在1961年5月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和3月最高国务会议上，对错误的性质、后果及产生的原因所作的分析，是相当深刻和富有独到见解的。二是处处努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维护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共中央通过了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会议中间、甚至会后，人们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怀疑颇多。刘少奇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进行了解说。

1959年3月24日，刘少奇在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正确的领导跟实际都是有出入的。不过那个出入总是离这个线上下不远。有时搞得高了一点，有时搞得低了一点，这个应该是常事，我们的错误同路线错误不同。方针错了，那是偏，偏，偏……一直偏下去，那就叫路线错误。那个是不容易纠正的。

1959年9月9日，刘少奇在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有右倾思想的人，和彭德怀同志讲的差不多，他们说中央领导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表现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说太偏了。因此他们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的较绝对正确的好。他们要求不“左”不右，要求领导革命没有任何偏向，要求四平八稳。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领导呢？是没有的。不发生一点偏差的群众运动，也是没有的。

他解释说：就是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他们的困难，他们所发生的问题，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所发生的后果，比我们大得多。我想，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因为没有看到过他们，所以就神化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以及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是不是最正确的领导，最好的领导呢？我想是的。对于这样的领导，应该是满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不要既不“左”又不右了。一“左”一右，有一个时期“左”一下，有一个时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说过，矫枉过正，有一个时期就要偏一点，不偏就纠正不过来。但也不是一直偏下去，一直偏下去就不得了。一个时期对于某个问题，要有重点，强调一个方面，强调得比较厉害一点，这是正常的领导，正确的领导。

他继续说：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犯一点过左的错误。随时纠正了，这同主观主义的、系统的“左”倾路线错误是完全不同的，“左”倾路线错误是一直“左”下去的，他自己纠正不了的。毛主席讲过，凡是犯路线错误的，他自己是不能纠正的，只有别人来纠正，就是要把那个领导推翻，那么，就是正确的领导。有一个时期犯过“左”一点的错误，有一个时期犯过右一点的错误，但是一发现就纠正了，这是正常的、难免的。这与“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错误完全不同。所以，一个时候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如同飞机驾驶员、轮船驾驶员，他那么一左一右，就是最好的驾驶员。但是不论一个时候过“左”或一个时候过右，都是应该纠正的，因为过一点嘛！而且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

1961年，“大跃进”闯下大祸的严重性暴露得比较透彻了，刘少奇对错误严重性的认识也深入了一大步。特别是4月的湖南之行，他亲自察看了“五风”造成的灾害，痛心地对乡亲们说：“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退赔。”“退清以后，立块碑，或者写一个大单子，用镜框绕起来，拴在公社里。”“这个账要记住”，“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

回到北京后，他于5月3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缺点错误“恐怕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他一面大声疾呼要坚决纠正错误，同时又维护毛泽东提出和中央决定的路线。他说：我们的一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本身，而是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缺点错误，有严重的缺点错误。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实际是指毛泽东）身上。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还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要下决心。”^[6]

“不是路线错误，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的话，刘少奇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3月21日的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也一再地重申，维护毛泽东及其路线，同时也是维护党中央领导的威信，用心处处可见。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何以挥手之间即扭转乾坤了呢？

首先，因为调整政策本身是实践和探索中的产物，需要在新的实践和探索中进一步完善。人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例如在对形势的判断上，柯庆施就不同意西楼会议和5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看法。邓力群回忆：

1962年夏天，各大区书记和政治局同志一起开会，讨论周总理的这个讲话。会议的意图是，如果大家同意这个讲话，就转发全国。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赞成，也有个别同志，例如柯庆施同志就不赞成。他这里挑一点，那里挑一点，归结起来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对形势已经作出了正确的估计，现在只过了几个月，又讲一篇同那时大有区别的话，这样好吗？刘少奇同志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对形势的估计，应该按照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还没有发现财政赤字，所以，那时候对经济形势可以作出那样的估计。现在情况变了，发现财政有二三十亿的赤字，所以，我们的估计也应该跟着变化，这是唯物主义嘛，这是实事求是嘛！作了这个估计之后，我们又经过集体讨论，不是个人说了算嘛！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怎么能够说不对呢？然后刘少奇同志又讲了历史上很多例子。^[7]

其次，随着调整政策在各方面的贯彻落实，某些消极影响也出现了。例如在城市进行的收缩基建、关停工厂、下放职工等，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虽然这些负面影响主要是由于前些年的错误政策造成的，是工作的失误使我们付出的代价，而不是调整本身造成的，但直观上确实与调整联系在一起。另外，例如政治调整虽然使过去受到冤屈的人得到平反昭雪，但是主持、参与制造这些冤假错案的人（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并不都是心悦诚服的；农村的包产到户虽然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有好处，但是一些基层干部眷恋从前的经济权力和政治威风，担心实行“包产到户”以后指挥不灵，不愿意真正放弃手中的权力，因而调整政策本身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第三，即使是那些后来坚定地主持调整政策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对形势看得那么清楚。田家英本人一度坚决反对实行“包产到户”，后来经过调查研究才转变了认识，成为“包产到户”的积极支持者。

第四，调整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应急措施。当时的形势正如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国人民遭遇到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肆攻击，演出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美帝国主义还策动窃据台湾的蒋匪帮，妄想进犯大陆沿海地区。国内的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也同样幸灾乐祸，并且妄图乘机活动。”所以许多调整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缺乏前瞻性和连贯性。

第五，总的来看，除了农村试行的各种责任制以外（包产到户只是农村生产责任制形式中的一种），调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跳出50年代以来毛泽东等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基本框架。虽然这些调整政策本身蕴含了相当大的真理成分，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某种新思路的基础，但是当时支持调整工作的领导人忙于事务性的工作，来不及仔细思索那些带有根本性、理论性的问题，没有将调整政策上升到理论、系统的高度，没有达到例如80年代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那样的认识水平。以“三面红旗”和后来归纳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大多数党的干部和相当一部分群众脑海中。这是调整政策中断的认识根源和干部根源。

其实，倒是那些被打倒而赋闲在家的人，能够平心静气地认真思考某些具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例如，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的张闻天，1961年夏在青岛休养期间，对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

1961年夏天，我陪伴闻天到青岛疗养。从7月15日至9月16日，两个月时间，闻天专心致志地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我经常看他临窗沉思，伏案书写。海滨漫步，兴之所至，他也常跟我从《资本论》讲到我国经济翻车的原因和入轨的办法。

在青岛两个月，他在三本笔记本上写了178页，约有六七万字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内容涉及社会主义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有对当时流行的“左”的观点的尖锐批评，有对社会主义的系统论述。

8月10日，写的是“关于按劳分配”，有将近10页，其中写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关于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

是物质鼓励加精神鼓励。

怕说物质鼓励是不对的。

仿佛谈物质利益就是卑鄙，谈精神就高尚？

精神不能离开物质，无物质就无精神。

只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愿劳动，那是卑鄙的。劳动之后得到一定的物质享受，这有什么卑鄙的呢？”

8月16日的笔记论到社会主义的矛盾问题：

“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

他支持孙冶方同志《论价值》一文的基本观点，认为应该正确地掌握和运用价值规律。他写道：

“当一个规律（价值规律在内）被认识以后，它不但不能起破坏作用，而且可以很好地为人们所利用，造福于人类。关于价值规律的防止、限制和提高警惕等，表示人们还并不能掌握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因而在这个规律的自发作用面前表示恐惧。”

由此闻天还联想到经济学界对《资本论》经济范畴的使用也有一种恐惧……怕在使用中犯修正主义错误。闻天认为，“只要说明《资本论》范畴在社会主义起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之后，这些范畴的充分运用，不但无害，而且有利。因为这些范畴虽然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但也表现一切社会化生产的共同性，还不说在社会主义下也还有资本主义的残余。”从中可见闻天对《资本论》的深刻领会和用以解决实际问题所作的努力。

闻天从9月6日至16日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是长达54页的文稿，针对1958年提出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和1960年开始提出的“过渡时期”是一个长期历史阶段的错误而发，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特征和它的发展规律，今天读来，仍感到它的理论力量和科学远见。^[8]

可惜，张闻天的这些研究心得终究没能成为党的政策。

1962年9月下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及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都具有极不寻常的意义。全会否定了主持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自从1960年以来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努力，会议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实际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提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向错误方向发展。

北戴河会议上，鉴于庐山会议的教训，刘少奇很担心会议过于强调阶级斗争会打乱当前的调整，重犯1959年批判彭德怀、由反“左”转为反右的毛病，因此，他在8月20日中心小组会议上建议说：“这次会议如何传达？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传达时要联系干部的教育问题，讲好了，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阶级斗争一联系，什么都可以联系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现在实际上是研究的问题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刘少奇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使得八届十中全会后的经济调整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经过1962年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水平开始恢复，农村劳动力、农具拥有量等主要经济指标都超过“大跃进”前的最高水平，改变了连年减少的情况；工、农业比例关系，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都有所改善；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城乡人民生活略有改善。

但是，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国民经济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农业生产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整个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特别是基础工业，在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维修和更新上，需要进行大量工作；企业的经营管理也要进行全面整顿。

为此，从1963年2月到9月，中共中央逐步做出了再用三年进行经济调整的决定。

在1963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建议：从当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把这三年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过渡阶段；并认为，后三年与前两年在工作要求上应有不同，前两年主要是缩短战线，实行精简，一般是退；后三年除了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外，主要是组织企业开展专业化协作，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搞好一批老企业的设备更新，加强对原有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等。在这段时间内，针对经济体制上存在的问题，除继续配合调整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外，还要进行一些探索性的改革。2月20日，李富春在新成立的计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讲话，提出要重视长期计划的编制问题。他认为，应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应当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这一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毛泽东读了李富春的有关报告后，对他的意见表示同意。他说：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7月30日，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强调，今后三年，必须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每个行业都要从本行业的实际出发，把本行业的重点确定下来。

中共中央9月工作会议，明确做出了“再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的决定。会议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要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继续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今后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一）农业生产达到1957年的水平。（二）工业生产水平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50%。（三）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争取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基本协调。（四）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济管理工作走上正轨。调整的基本原则，一是大力加强生产建设中的薄弱环节、薄弱部门，主要是加强基础工业产品的生产，改善职工生活；二是要在进一步调整的同时，巩固已取得的成果，使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三是进行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

在新的调整计划酝酿和确定的过程中，经济调整工作一直没有停止。1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1963年财政、信贷、外汇、市场平衡问题向中央汇报的提纲》。1月3日，中央批准下达《1963年基本建设计划草案》。中央在批发这个计划草案时强调：1963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只能适当增加，步子不能迈得太大，各地方、各部门必须坚决按此计划办事，不准在计划外再增加投资、增加项目和自行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自筹资金的建设项目，也应一律纳入计划。1月18日，中央同意并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新一轮调整的重点，是从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入手的。由于物品较少，求大于供，1962年集市贸易价格仍然大大高出国家计划价格，许多产品购价与销价之间，不同产品的比价之间，还存在许多不合理现象。为保持主要生活资料价格的基本稳定，国家每年不得不支出30亿～40亿元财政补贴，同时又不得不提高许多非主要生活资料的价格。许多新建立的地方工业，因条件较差，为避免亏损，只好制定过高的价格。有鉴于此，国家从满足人民吃、穿、用的需要出发，首先决定对物价进行调整。

9月16日，国务院城市工作会议规划了三年期间城市调整工作的任务。主要是：（一）进一步做好工业调整工作，在三年调整时期内，应当把所有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确定下来，把企业的协作关系基本固定下来，加强设备维修，改善经营管理。（二）努力做好商业工作，更好地为生产和生活服务，一定要按经济区划合理地组织商品流通，克服环节过多、机构重叠、迂回运输、商品倒流现象，对郊区农村集市贸易要进行严格的管理。（三）大力发展市郊农业，保证城市副食品供应。（四）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在三年调整期间，把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五。

与1960年后半年提出“八字方针”时的情况不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再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的方针认识明确、意见一致，所以经济调整工作得以顺利地展开。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着眼于“反修防修”，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

从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一个“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逐步发展。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的信”），就总结了毛泽东在这一阶段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探索。这篇文章虽然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后两年才写出来的，但是它的主要思想的萌芽，事实上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不久就已经形成了，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该文实际上已经孕育“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思想：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9]

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毛泽东逐步将他设想的社会主义蓝图在实践中展开。在对外政策领域反“三和一少”而行，采取“三多一斗”，与苏共彻底决裂；在国内，开展了“四清”“五反”运动，抓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工作，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国内防修方面，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1962年冬到1963年春，湖南、河北等一些地区，利用农闲时节，在农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时，河北保定地区注重于检查1962年的分配问题。在整风整社的过程中，开展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的“四清”。这种“四清”主要是要解决社队干部经营管理混乱、利用特权侵占群众经济利益的现象。通过检查，收获很大，查出了一些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行为。湖南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查出了一些问题。

1963年2月11～28日，在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着重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并且说：我国存在出修正主义的可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挖修正主义根子。这次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在农村中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四清”运动成为“文革”的预演和前导。在国际“反修”方面，中央对一再侵犯中国领土的印度“反动派”不再忍让，决然发动了对印自卫反击战，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将”了苏共一军；另一方面，随着苏共领导集团同中共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国家利益方面斗争的尖锐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在八届十中全会后一步步走上了决裂之路。

【注释】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484页。

[2]丛进：《曲折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4～515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48～651页。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3页。

[6]《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4页。

[7]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8]《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205页。

[9]《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